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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一群風華正茂的巴蜀青年匯聚重慶，他們從重慶登船出發奔赴法蘭西勤工儉學，踏上探尋救國救民的夢想之路。在他們當中湧現了一批堅定的革命者，有的成長為共和國開國元勳和革命領袖。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重慶作為留法勤工儉學人員重要的輸出地區，不僅為馬克思主義在重慶地區的傳播和中共重慶地方組織的建立培養了優秀的領導人才，也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卓越的領導人和堅強的革命戰士。”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20世紀初，一群來自中國的有志青年漂洋過海赴法國勤工儉學，開展革命活動。圖為1924年7月，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區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在法國巴黎合影。前排左四為周恩來，後排右三為鄧小平。 新華社發
夫子池 救國救民 預備赴法
▲重慶府文廟，攝於1917年。
渝中區臨江門，重慶第二十九中學，教學樓走廊上懸掛的一組關於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的泛黃老照片引起了記者的注意。站在鄧小平、聶榮臻、汪雲松等人的老照片面前，彷彿有時空穿越之感。一群即將掀起時代大潮、改變中國命運的有志之士，從這裡走上了尋找信仰之路。
今日第二十九中學校址曾是重慶府文廟所在地，後因修公路，文廟被一分為二，另一半就是上世紀一度很是熱鬧的夫子池大眾遊樂場。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後，苦苦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中國知識分子興起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旨在學習西方先進思想和技術。
1918年的四川，在吳玉章的倡導下，成都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1919年6月，當這批學生途經重慶，在朝天門碼頭意氣風發地登上輪船沿長江出海向歐洲進發時，實業家、公益活動家，時任重慶總商會會長汪雲松目睹了這一場面，深受感染。思想傾向革命、崇尚實業救國的他，彷彿從此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他多方奔走，向工商界人士和社會名流集資數萬元，於1919年8月成立了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以圖“培養救國人才，振興地方實業”。汪雲松親任校長，校舍就設在重慶文廟內，此地當時屬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預備學校條件艱苦，只有簡陋的幾間教室，也無法提供學生食宿。
1919年9月，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開課，學制一年。報名者踴躍，競爭激烈，通過考試共錄取了110名學生。根據考生的文化程度，分為高級班和初級班，設法文、數學、中文和工業知識等課程，以法文為主，要求學生畢業時粗通法語，並掌握基本的工業知識。
▲重慶第二十九中學校園裡的鄧小平雕像。
在這100多名學生中，有一位年紀最小的學生，他就是鄧希賢(鄧小平)。
太平門 胸懷夢想 萬里遠航
▲當年鄧小平等83名重慶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經過的太平門遺址。
此前，15歲的鄧小平在家鄉四川省廣安縣讀書。一天，他接到父親鄧紹昌從重慶捎來的信，讓他速到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
1919年9月，鄧小平從廣安縣東門口碼頭乘船順渠江東下，抵達重慶臨江門，作為自費生入讀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以初中學歷分在初級班。期間他除了認真學習外，還密切關注國家大事，積極投身到抵制日貨的鬥爭中。
1919年11月，重慶警察廳長鄭賢書以警廳名義，公開拍賣了用4000多元公款廉價購買的80多箱日貨，激起愛國學生的憤怒，川東師範、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等1000多名學生到警廳示威，強烈要求鄭賢書交出日貨。這場鬥爭最終以當局被迫撤銷鄭賢書職務而告結束。這場熱血沸騰的鬥爭，對鄧小平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開始探索人生道路，並思考著如何改變祖國貧窮落後遭受欺辱的現狀。
一年的學習結束後，經學校嚴格的畢業考試和法國駐重慶領事館的口試及體格檢查，最終合格的有83人。
1920年8月22日，是鄧小平16歲的生日。父親鄧紹昌特意從廣安趕到重慶，為他慶生，也帶來了給他籌集的部分學費。重慶一面竟是訣別，到1936年鄧紹昌去世，父子再未相見。
在渝中區下半城白象街路口通往長江邊的路上，有一段殘垣斷壁似乎被人遺忘。
這地方叫太平門，被稱為重慶城“九開八閉十七門”的“第一門”。百年前，這裡集中了許多洋行、中外商號，多個輪船公司也在這一帶設立總部，成為熱鬧的輪船碼頭。如今，這裡仍有部分石階尚存，從氣勢上可想像其昔日的繁華。
1920年8月27日下午3時，天氣炙熱，氣氛更熱烈。83名重慶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從臨江門夫子池出發來到太平門，在眾人的歡呼聲中登上吉慶號客輪，順江東進，經上海轉乘客輪前往法國，鄧小平便是其中一員。
從夫子池到太平門只不過短短兩公里的路程，但對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這群熱血青年卻是關鍵的一段人生路。胸懷鯤鵬之志的他們，從此開始了探索真理的萬里遠航。
朝天門 探索真理 走向革命
▲老朝天門碼頭。重慶市美術公司供圖
重慶城作為當年長江上游最大的水運碼頭，四川等地的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大多是集中到這裡乘船出發奔赴法國的。
1919年6月11日，陳毅等成都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第一期61名勤工儉學學生抵達重慶，在朝天門碼頭坐蜀亨號，出發前往上海。6月15日《國民公報》刊登了陳毅等出發前寫的《留法學校學生特別啟事》，向資助他們留學的四川各界人士表示謝意和辭行。
陳毅由於參加和組織中國學生運動，1921年被遣送回國，經濟極度困難。汪雲松聞知此事後，想法籌集了一大筆經費匯去，才解了陳毅等人燃眉之急。
當鄧小平等還在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苦讀時，1919年11月，江津的聶榮臻等10多名青年每人自籌300元，來到重慶，準備自費去法國勤工儉學。但他們與法國領事館不熟，無法獲得簽證，於是輾轉找到汪雲松，汪雲松熱心應允，從中聯絡，才使聶榮臻等人很快拿到了簽證，順利啟程赴法。
從1920年到1923年期間，重慶總商會共輸送留法學生158人。其中，鄧小平、聶榮臻等一批來自重慶的青年在留法期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堅定了人生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聶榮臻曾回憶：“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頭腦裡的烙印很深，因為這在我一生經歷中，是完成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時期。革命的起點是永遠難忘的。”
鄧小平、聶榮臻、趙世炎等一大批留法勤工儉學生回國後，積極投身到改造中國的滾滾革命洪流中，為20世紀的中國尋找救國救民的良方，書寫出中華兒女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的華章。
近百年前的那場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也開啟了重慶共產主義運動的壯麗序幕!
378名四川學子赴法勤工儉學
記者瞭解到，1919年至1921年是留法勤工儉學的高潮階段。據各省勤工儉學分會的調查統計，全國在此時期赴法勤工儉學者達1600餘人，四川、湖南約佔總人數的一半;特別是四川有378人，為全國之最。
在此期間，重慶所屬地區僅巴縣和江津就有近90餘人，其中巴縣為47人，為全川赴法人數最多的縣。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來自巴縣的張雅南、潘惠春、朱一恂、朱一遜、張振華、李鴻銘等10名女生，她們衝破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束縛，於1919年11月前往法國留學，成為重慶婦女運動史上勇敢的先行者。
另外，赴法勤工儉學的除了從重慶出發的學生外，還有一批在成都和省外求學的重慶籍赴法青年學生，如酉陽的趙世炎，巴縣的周欽嶽、鄧大鳴、喻正衡等人，江津的顏實甫、鄭瑞江，綦江的王奇嶽，萬縣的左紹先、陳師，開縣的吳從龍、朱錫恩、楊明鏡，忠縣的沈士林、付智涵，雲陽的孫倬章、羅永純，巫山的李季達，巫溪的陳子青等。
銘記這些英烈永垂青史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重慶作為留法勤工儉學人員重要的輸出地區，不僅為馬克思主義在重慶地區的傳播和中共重慶地方組織的建立培養了這批學生優秀的領導人才，也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卓越的領導人和堅強的革命戰士。”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表示。
徐光煦認為，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標誌著重慶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以此為轉折點，愛國青年開始把探索民主與科學的真理付諸於改造社會、民族振興的偉大實踐中。
這批留法勤工儉學生中不少人在法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後，在血與火的考驗中逐步成長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堅強戰士或傑出領導人，有的甚至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貢獻了自己的生命。
請銘記他們的英名：
冉鈞，大革命時期曾負責中共重慶地委組織工作，在重慶“三·三一”慘案中遇害。
周貢植，大革命後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長，1928年被國民黨槍殺於重慶。
帥本立，大革命後曾任中共四川省委軍委書記，在酉陽穆贏洲部從事軍運工作時遇害。
謝陳常，1921年在法國入團，1924年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1927年4月與李大釗、吳平地等同時遇害。
鍾汝梅，1927年參加過上海武裝起義，同年4月在上海地下鬥爭中犧牲。
戴坤忠，曾從法國赴莫斯科紅軍學院學習，1930年在鄂西武裝鬥爭中犧牲。
傅汝霖，回國後曾任紅六軍教導師副師長，1930在紅湖戰役中犧牲。
王奇嶽，赴法兩年後赴莫斯科學習，回國後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順直省委秘書長等職，1939年在八路軍工作時犧牲。
……
（重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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