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3日、4日，日機對重慶最繁華的城區實施無差別轟炸，炸死3991人，幾千個家庭在轟炸中家破人亡，重慶人民生命財產和社會經濟遭到空前浩劫。五三、五四大轟炸倖存者李朝榮為你講述那段令人悲痛欲絕經歷。
日本記者在轟炸機上拍攝的空襲重慶照片
轟炸前夕，一片恐慌
1939年，日本人的飛機轟炸重慶時我還不滿15歲。
我家當時住在重慶十八梯雙桅子巷。當時，十八梯一帶沒有自來水，全家靠父親給別人挑水換錢勉強度日。母親常年在當鋪裡給別人縫衣服補貼家用。生活雖然貧窮，但在那年月，能有個穩定的生活環境已經很不容易了。
1938年開春那陣，就聽說日本人的飛機要來炸重慶。日本佔領上海、南京後，重慶方面也一天比一天驚慌起來了。保甲長開始挨家挨戶籌錢準備挖防空洞。隨後又成立了防護團，屬於民間組織。那陣子，大家都很團結，有錢的出錢，有人的出人。但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加上缺乏物資、經費、技術和人力，所挖的防空洞和防空壕很少，根本無法滿足廣大市民的需要。當時最大的防空洞要算十八梯旁邊的觀音巖洞。那時要進防空洞，每人要交10塊錢辦“防空證”。只有少數有錢人家才交得起。
為預警空襲，防護團和防空部隊在許多高地都搭起一個架子，上面套上幾根繩子，每根繩子上掛著個燈籠，有紅色和綠色兩種，類似於現在的紅綠燈，只是要大很多，直徑有1米多長。得知日本飛機飛來時，在預襲警報拉響的同時，架子上就掛出1個紅燈籠。空襲警報拉響時，架子上就掛出2個紅燈籠。緊急警報拉響時，架子上就掛出3個紅燈籠。當日本飛機飛到重慶市區上空時，3個紅燈籠將同時放下，如空襲警報解除或兩次轟炸的間隙時間較長時，架子上就會掛出1個綠燈籠，人們可從防空洞出來透透氣，休息一會兒。
1939年“5·3”“5·4”之前，日本人的飛機已開始了對重慶的轟炸，但每次時間都不長，飛機數量也不多，投彈時也飛得高，炸彈只是朝著那些高煙囪、高房子等明顯的建築物丟，然後轉身就跑。
經過好多次的躲躲藏藏，大家從高度的恐懼、害怕，到麻木，一些人認為轟炸也就那麼回事，等到3個紅燈籠都掛起時才找地方躲。
5月3號那天天氣很好，日本鬼子的飛機說來就來，從預襲警報拉響到3個紅燈籠掛出，大概也就10多分鐘。以前的轟炸，我們一家人和鄰居差不多都躲過了，可這次卻沒能躲過。
市民進防空洞躲避轟炸
家毀人亡，成了孤兒
5月3日下午一點半過，三長兩短的空襲警報突然拉響，較場口的架子上很短時間內便接連掛出了3個紅燈籠，人們開始四處躲藏。但是這次日本人的飛機來得太快了，兩點鐘還不到，就已經臨頭了，黑壓壓的一大片，像老鴉一樣，飛得很低，很快就響起了炸彈的尖嘯聲。
江對面洋石灰廠的煙囪在那時是重慶比較高的建築。飛機來時它還在冒煙，那兒開始丟炸彈，一路丟了過來。人們哪見過那陣勢，都嚇懵啦。這時，滿街的人有的衝向防空洞，有的跑進屋子去躲藏，尖叫聲、哭喊聲、爆炸聲震耳欲聾。
警報響起的時候，我父親正挑了一擔水走在街上，母親也還在當鋪縫衣裳，我在家煮好飯，正等著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來。飛機臨頭時，父親擱下水桶高喊著母親往家裡跑。我站在門口大聲喊著弟弟。
父母衝進屋裡，像往常躲飛機一樣，把吃飯用的大木桌抬到裡屋，把家裡所有的棉絮鋪在桌子上。不遠處傳來炸彈的爆炸聲和尖嘯聲，大地在劇烈地抖動。善良心細的父親正扯著一張篾席，搭在桌上的棉絮上，他擔心轟炸時，震落屋頂的塵土，搞髒了棉被。母親聽說弟弟還在外面，慌忙往外衝，想出去尋找。我急忙攔住母親：“媽媽，我去找！”母親說：“快去快回！”父親道：“找不到也快回來！”我邁出門坎時聽到父親的吼聲，下意識地回了一下頭，看見父親拉著母親的手往桌子下面鑽……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們的情形，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我剛衝出大門的一剎那，就聽一聲巨響，地皮一抖，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熱浪從後面推來，自己好像在飛，然後便什麼都不曉得了……
8小時後，當我醒來時，已躺在了仁愛堂醫院的病床上。仁愛堂醫院是當時英國人建在重慶的一所紅十字救濟醫院，我又痛又餓，哭喊著要爸爸、媽媽。有個護士給我端來一杯糖開水和一個麵包。我才發覺自己的脖子上纏著紗布，一陣陣發痛。護士告訴我，我的後頸上戳了酒杯大的一個洞，流了好多好多血，多虧有個小防護團員把我背來，不然早沒命了。
仁愛堂醫院每間屋子每尺過道都是傷員，有的缺腿有的缺胳膊，到處都是血跡，哭聲、叫聲、喊聲從早到晚不停息。有些受傷的，抬到醫院不久就死了。醫院東側的一間停屍房太小，裡面的屍體像糧店堆麻布口袋一樣，從牆角的地下一直摞到屋頂。看到那情景真是慘得很啊！
我看到一個小女孩，大約只有兩三歲，防護團送來時，她滿肚子都是血，也不知傷在哪兒，一名護士給她救治時，她眼睛睜得大大的，白白胖胖的小嘴對著護士直叫“媽媽，我痛，媽媽，我痛啊……”不一會，我親眼看見小女孩閉上了眼睛。
吃了飯，喝了水，我急著要找爸媽和弟弟，就偷偷地跑了回去。從仁愛堂到十八梯，10多分鐘就可以跑到。可我轉了大半天，也沒有找到家。哪還有什麼家？留在那兒的是一個大坑，整個十八梯一片廢墟。
我絕望地哭著喊著：“爸爸——媽媽——弟弟——”沒有人答應我，我順著十八梯往較場口方向爬，石梯上到處都是屍體和殘肢。右邊的觀音巖防空洞口，不少防護團員在搬屍。走近一看，天啊，那屍體堆成了兩座山！後來才曉得，那防空洞口被炸塌了，封死了洞口。
正走著，我突然看到了鄰居“傅草藥”的兒子傅二娃，他正拖著個死人往上走。我喊了他，他看著我，半天沒回過神，突然丟下死人，跑過來緊緊抱著我號啕大哭：“我的爸死了，我的媽也死了，我家只剩我一個了！”我急切地問他：“我的爸媽呢？我的弟弟呢？”他告訴我，我們那條街的人幾乎全死光了，有的是被炸死的，有的是被巨大的氣浪高高掀起摔死的，有的是被垮塌的房屋壓死的，還有的是被火燒死的。他還告訴我，是他救了我，原來炸彈爆炸時，我被巨大的氣浪掀到了數十米遠，落在了一個鋪面門前搭的布棚上，昏死了過去。日本人的飛機飛走後，傅二娃和另幾名防護團員挨家挨戶找有沒有活著的人。發現我躺在軟棚上，脖子上有一個洞，流出的血已經結了塊。他們發現我還有口氣，便把我背到了仁愛堂。
我再也見不到我那苦命的爸媽和可憐的弟弟了，這筆賬，我要永遠算在日本法西斯身上！
轟炸中遇難的市民
慘絕人寰，終生難忘
我和傅二娃哭累了，眼淚也哭幹了。我跟著他來到防空洞口。那真是一個死屍場啊！屍體多得無法計數！我恐懼得瞪圓眼睛，現在想起來，腦袋馬上就大了！傅二娃說拖了一天一夜還沒拖完。
我到了較場口一看，景象更慘。整個較場口壩子都鋪著屍體，哭聲一片。靠老衣服街的一堆屍體前，有30多人在認屍、領屍，哭聲一片。靠中興路邊停著四五輛大卡車，許多防護團員和士兵正將無人認領的屍體搬上卡車拉走。靠東面一幫人正在清理屍體，如果屍體身上有證件的，就登記；沒有證件的就計個數。壩子中間有穿白大褂的人在對剛拖上來的屍體進行檢驗、分類……這些屍體後來被拉到江北沙嘴，在民生公司造船廠旁邊的青草壩挖了一個“萬人坑”埋在了那裡。後來長江漲水，“萬人坑”靠近江邊，又是沙土，好多屍骨都被水沖走了。不過，現在青草壩那兒還有個大坑，到處都見得到白骨。聽說有關部門準備在那兒修一個“重慶大轟炸死難同胞紀念碑”。
據說，十八梯防空洞本不該死那麼多的人。這個防空洞有兩個洞口，一個在十八梯觀音巖，另一個在老衣服街附近。當時防空洞內人滿為患，擠得像沙丁魚罐頭。兩個洞口都遭到了轟炸。靠近洞口的人一聽到爆炸聲，就拼命往裡擠，而洞裡又沒有什麼空隙，擠死、踩死了一些人。就在這時，老衣服街那邊的洞口的房子被炸塌並燃起熊熊大火。火光沖天，洞口又被倒塌了的房子堵塞住，少數擠出洞口的人，也被大火燒死。後來，垮塌的房屋將洞口堵死，濃煙鑽進洞去，這邊的人就拼命往十八梯洞口擠，而十八梯又是受害最嚴重的地區。這樣一來，上萬人擠成一團，洞內的溫度越來越高，氣不流通，氧氣越來越少，大多數人就這樣被活活地悶死、擠死、憋死在洞中。地上積滿了汗水、尿和血。
大轟炸，把昔日熱鬧繁華的重慶炸成了一個爛攤子。除了炸彈轟炸，燃燒彈焚燒外，還有機槍不停地掃射。日本飛機所過之處，房屋幾乎沒有一間是好的，躲在屋中的人十有八九隻有死路一條，有許許多多都是整家死光了的啊！
轟炸後，重慶市區變成一片廢墟
開針線鋪的劉新雲，一家7口人，全部被炸死，房子也被燒成了灰燼。
“傅草藥”一家除參加防護團的兒子當時活了出來外，其他4口連同草藥鋪連影子都沒找著。
羅家染坊是當時十八梯最大的染坊。丈夫、兒子和5個夥計，全部炸死，連染坊的鍋都塌了，上面還掛著人腸子。
那些天，整個重慶到處是死人，到處在冒煙，到處是火光。
朝天門的糖庫燒了4天還沒有熄火，白糖、紅糖燒化了流得遍地都是。
太平門泰古公司的煤油、汽油燒紅了半邊天。
儲奇門的糧倉和藥材站燒了整整一個禮拜，藥味久久不散，遍地都是焦米。
5月4號，27架日機再次轟炸重慶。那天中午，當警報拉響時，逃難的人們蜂擁著出城。當時南紀門有個城門洞，成千上萬的人往洞口擠，混亂中，有近40人被踩死，好多都是老人、娃娃和婦女。
南區馬路有許多拐彎處，有很多人躲在那裡，4號這天有近百人被日本飛機俯衝下來用機槍掃死。
儲奇門的輪渡碼頭當時是個露天交易市場。日本飛機轟炸時，幾百人沒地方躲。一枚炸彈落在竹子市場的人群當中，炸飛的爛衣服，人腸子、斷手斷腿掛在竹子上，血淋淋的，十多天都沒收拾完。
那時，整個重慶成了一個偌大的墳場。房上、樹上、巖坎上到處都見得到掛著的、躺著的屍體、殘肢，長江裡隨時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看到這一幕，我想起了我慈愛的父母和可愛的弟弟，想起我的那些勤勞善良的鄰居，想起昔日的溫馨和笑聲，我沒有哭，只有恨！我恨不得變成一發炮彈，衝上天去把日本強盜的飛機炸個稀巴爛！
我在仁愛堂醫院呆了4個月，醫院傷員住得太多，我不得不含淚離開那裡，然後就流落街頭，和許許多多在大轟炸中失去父母和家園的孤兒一樣，變成了沿街乞討的小叫花兒。我撿過菸頭撕開賣菸絲，我也為別人挑水掙錢，我睡過屋簷邊，橋洞裡，還在馬家巖河邊的洞裡度過了半年。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被一個戲班子收留，開始學唱戲。解放後，1950年，共產黨送我上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從此結束了那段悲慘的生活。
後來，我去找過救我性命的傅二娃，據防護團的他同伴說，他早死了，如同他家其他親人一樣也是被日本人的飛機炸死的，炸飛了差不多半個身子，但是眼睛卻睜得圓圓的……
1998年，重慶大轟炸紀念日，我專程又來到十八梯，聽著“嗚——嗚——嗚”曾經熟悉、恐懼的聲音，我的心像刀割一樣，禁不住老淚直流……近60年了，我的心依然沒有平靜。我不曉得，那些埋在地下的成千上萬的死難者的冤魂，是否和我一樣，也沒有平靜……
本文寫於1998年，摘自《重慶市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
閱讀更多 重慶黨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