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坐鎮重慶主政西南，對四川、貴州、雲南、西康和重慶四省一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實行全面領導。鄧小平主政西南期間，正值中共進城“趕考”的重大歷史關頭。當時，西南作為國民政府在大陸經營的最後據點，有著較之其他地區更為錯綜複雜的執政環境。政治上，大量隱藏的舊政權殘餘勢力與地方封建勢力相互勾結，匪特破壞活動此起彼伏，嚴重威脅新生的人民政權；經濟上，國民政府潰逃後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生產萎縮、物價飛漲，市場混亂、民不聊生；社會上，遊民乞丐隨處可見、煙毒娼賭十分猖獗，加之西南少數民族眾多、社會關係異常複雜。然而，相對於惡劣的外部環境，更為嚴峻的問題是西南黨內部分同志在奪取政權的勝利形勢下，滋生了驕傲自滿、享樂腐化、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等“不良傾向”。這些問題若不及時引起警惕，加以遏制，無疑會對革命事業帶來嚴重影響。能否成功應對上述複雜局勢，經受住“進城”的考驗，這是當時擺在鄧小平和西南局面前最現實的“考題”。
鄧小平從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破題，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著力解決黨員幹部中存在的各種不良傾向，在西南黨內營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態，為西南政權建立鞏固、經濟恢復發展、民族團結穩定提供了重要保障，交出了令人民滿意的“答卷”。
主持西南大區工作的鄧小平
從思想上解決精神懈怠的問題
1949年底，全國人民還沉浸在新中國成立的喜悅之中，貴陽、重慶、成都、昆明又捷報頻傳。當時除西藏外，西南大部分地區已相繼解放，黨領導人民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然而，在勝利的形勢面前，西南黨內部分同志卻產生了精神懈怠，不願再繼續艱苦奮鬥，驕傲自滿、功臣自居、貪圖享樂的思想也隨之出現。在工作中，有的人畏難怕苦，不願去地瘠民貧、山多路遠的地方，甚至發生了進軍途中的個別逃跑事件；在生活上，有的人爭房子要車子比待遇，開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沒有功勞有苦勞”，總想要黨照顧一下。這些問題雖屬少數，但若任其蔓延，必將損害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
對此，鄧小平注意通過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來把穩黨員幹部的思想之舵。早在二野進軍大西南於湖南常德休整之際，他便根據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務必”要求，先後召開前委專門會議和直屬部隊的黨代表會議，進行“反對叫苦和功臣驕傲思想”，“加強人民國家的觀念與整體觀念”的教育。為了使思想政治工作更為直觀、生動而有效，鄧小平特意組織大家觀看京劇《闖王進京》並進行座談，以此警醒和告誡所有幹部絕不可居功自傲，要萬分警惕李自成進入北京後由享樂思想導致的失敗。這堂入城前的第一課，極大地提振了黨員幹部的精氣神，為西南黨組織經受“進城”的考驗，建立和鞏固紅色政權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進入西南後，鄧小平又與劉伯承、賀龍等西南黨政軍領導，多次聯名發出指示，以“兩個務必”為指針，要求各級黨員幹部自覺克服享樂思想，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此外，在主政西南期間，鄧小平還尤其重視在執政條件下繼續加強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始終把政治建設放在首位，及時補足精神之鈣，築牢信仰之基。他在1951年西南局召開的“七一”紀念活動報告員大會上，用黨領導人民從苦難中站起來鬥爭並取得勝利的歷史，教育廣大黨員幹部堅信“我們的黨代表著一切人們的希望與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他飽含深情地盛讚“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他號召大家緊緊“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面“中國革命的旗幟”，通過理論與群眾結合形成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將中國革命繼續推向前進。鄧小平強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實踐，既從思想上解決了黨員幹部的精神懈怠問題，又從政治上保證了西南各項工作的正確方向。
1950年元旦，鄧小平在重慶副市長曹荻秋的陪同下檢閱慶祝重慶解放的重慶市民遊行隊
從作風上解決脫離群眾的問題
黨的作風關係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解放初期，由於習慣了革命戰爭年代軍隊首長制的管理方式，在城市接管後，不少派駐工廠的軍代表，很不適應充分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有的軍代表由於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盛行，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工人主人翁意識的發揮，導致車間秩序混亂，發生了工人磨洋工、坐廁所、松馬達、關紗車等現象。甚至有的工廠在選舉代表時，因為選舉結果沒有令軍代表滿意，便強迫工人重選。工人若有意見，即以搗亂破壞罪名受到恐嚇，黨群、幹群關係一度非常緊張。與此同時，各級黨政機關中則出現了“坐辦公室，批公文，終日忙碌，沒有時間或不願意到車間”的“所謂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和“艱苦奮鬥的命令主義”。有的同志“工作看起來忙得很，但是實行的是命令主義，違反了政策”，“完成不了任務，損害了黨的信譽”。
對於工作中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作風，鄧小平用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告誡所有黨員幹部，“聯繫群眾是我黨的生命”，“我們黨是依靠勞動人民，替勞動人民謀幸福的”，人民群眾是“最廣大和最可靠的基礎”，離開了他們，“革命勝利就好似建立在沙灘上，是會垮臺的”。他把經常警戒自己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性，作為每一個黨員聯繫群眾必須遵守的原則和衡量黨員品質的重要標準。
為了建立良好的黨群、幹群關係，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支持，鄧小平大力提倡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積極組織西南黨內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整風運動。對於不懂群眾工作的同志，他要求“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瞭解他們的迫切需要，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需要而鬥爭”。對於脫離實際的機關作風，他主張領導幹部深入基層，“親自去搞典型示範”，虛心向群眾學習，這才是“糾正官僚主義的良劑”。對於運動中發現的各種問題，他教育大家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勇敢地改正錯誤。通過整風運動，西南黨內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作風得到極大改善，黨員幹部普遍樹立了“政府是人民的，也是為人民的”執政理念，黨也因此贏得了更多人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實現了“團結和依靠群眾建設新西南”的目標。
1952年，鄧小平、賀龍同西南軍區高級幹部合影
從源頭上懲治貪汙浪費的問題
解放初期，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下，西南黨內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貪汙腐化和浪費現象。據當時西南人民檢察分署不完全統計，從1950年1月至1951年7月的一年半多的時間裡，西南共發生貪汙瀆職案2042件，案犯3317名。而且黨政軍機關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各種形式的貪汙浪費行為：西南局辦公雜支超支現象普遍，請客和招待方面浪費極大；西南軍政委員會衛生部檢查春季種痘工作，出差費用高達370萬（舊幣）；西南軍區在建設營房時，後勤部門在不該修的洋樓、禮堂、飯廳、花園和澡堂上用了500多億（舊幣），卻未修建急需的油庫和戰士營房。更為嚴峻的是，僅僅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直屬機關貪汙的黨員中，科級和處級以上幹部就有多人，“說明資產階級思想已經腐蝕到我們黨的骨幹”。
對於各種貪汙浪費現象，鄧小平痛斥其為“侵蝕我們黨的毒素”，是“不可饒恕的錯誤”。他仔細分析了現象發生和發展的原因，認為既有西南留用人員和新成分多帶來的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壞思想、壞作風，更重要的是資產階級思想腐蝕了黨員和幹部。不僅西南如此，從當時黨中央發出的通報來看，全國的貪汙浪費現象“不是個別的或少數的，而是普遍的”，“貪汙的方法很多、問題很嚴重，浪費的方式也多種多樣”。因此，反貪汙、反浪費成為當時“一場嚴重的鬥爭”。
為了徹底清除貪汙浪費這些破壞黨內政治生態的汙染源，鄧小平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從1951年12月開始，領導西南地區進行了一場以“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三反”運動。在運動中，西南局對各系統查出的“老虎”和小貪汙分子堅決進行嚴格的審查、清理、退贓、定案，並運用多種辦法擊敗貪汙分子的各種陰謀和抵抗。運動按照“對中小貪汙分子及一般浪費行為，採取教育改造、以至紀律處分的辦法；對嚴重者予以法律制裁；坦白者從輕或減輕處分，不坦白被人檢舉出來者加重處罰”的方針，嚴厲懲治了大批“老虎”甚至“雙皮老虎”（即反革命分子），全面淨化了西南黨內的政治生態。
1952年7月1日，鄧小平、賀龍等在成都出席成渝鐵路通車典禮
從法治與德治上解決“關鍵少數”的問題
站在勝利的記功碑前，西南黨內個別高級領導幹部也衝昏了頭腦，個人慾望開始膨脹，認為自己“特別苦和特別出了力”，理應要求高待遇，享受好生活。當時有好幾個師級幹部在乘坐火車時蠻橫要求車站予以特殊照顧。也有個別領導不顧機關用房緊張設立私人公館。甚至有些革命多年的幹部，漠視革命隊伍的嚴肅性和紀律性，鬧男女關係，不僅出現了“某市委九個委員七個鬧離婚”的怪現象，還發生了雲南一個師政委兼地委書記，因鬧離婚而被妻子槍殺的醜聞。當時影響最為惡劣的是“李民重婚案”。貴州省綏陽縣縣長李民，原本在山東解放區已經結過婚，到貴州後又採取欺騙手段，與一位青年學生結婚。其妻兒從山東來探親，卻進不了縣政府的門，只得在縣城流浪。這些領導幹部的個人行為嚴重損害了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欲正人，必先正己。鄧小平主張糾正不正之風，“要先從領導幹部糾正起，群眾的眼睛盯著他們，他們改了，下面就好辦了”。為了解決重慶房子不夠住的問題，西南局制定了一份嚴格的房屋使用規定，要求“從中央局負責人起一體遵行”，“不設私人公館，房子擠著住，集體辦伙食，嚴防鋪張浪費”，“多餘房子用來出租，增加國家收入”。鄧小平以身作則，與劉伯承兩家人擠住在同一棟小樓裡。他認為只有領導幹部率先垂範，並且言行一致，表裡如一，才能形成良好的黨風與社會風氣。當時，西南局領導的伙食標準一律按師一級供給，下連隊、下基層調研從不搞接待，與幹部、戰士共同進餐。在土改運動中，鄧小平曾親自寫信給家鄉廣安縣委，要求按照政策把鄧家的全部家產分給農民。在減租退押運動中，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也主動給三弟做思想工作，將自己名下的土地交給農會。西南黨內主要領導用自己的模範行為，教育、帶動和感染廣大黨員群眾，在社會上樹立了良好的道德風尚。
此外，鄧小平還抓住“關鍵少數”中的典型——“李民重婚案”，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嚴厲制裁，絕不姑息縱容任何違法違紀行為。1953年2月，經過西南高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李民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一年半的有期徒刑。當時《新華日報》對此進行了公開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震撼，對黨員幹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在今天看來，鄧小平當年的主張和做法正是“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典型，對西南黨內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南軍政委員會舊址
從制度上解決黨內生活不健康的問題
執政之初，為了應對繁重而緊迫的工作任務，西南各級領導機關往往“忙於一般政策和工作的指導，沒有足夠精力注意到黨的內部生活”，導致“黨的組織鬆懈”，“黨的生活很不健康，自由主義空氣頗為濃厚”。在具體工作中，部分地委和縣委的黨委書記包辦一切，一攬子的作風較為普遍。某些縣只有黨委活動，而縣政府縣長形同虛設。如銅梁縣，在幾個月的緊張徵糧工作中，縣政府從未召開過會議，大小問題都由縣委會直接解決，嚴重製約了政府作用的發揮。在建立整頓農協組織、分配鬥爭果實和劃階級成份等工作中，也常常是少數幹部作決定，並不運用民主討論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如貴州清鎮盧荻哨改選農協主席時，幹部見內定應當選的原農協主席碗裡投的苞穀米少，就直接抓了把苞穀米偷放其碗內計票，嚴重侵犯和破壞了人民民主的選舉權利。此外，由於缺乏規範管理，無政府、無紀律的現象也時有發生。主要表現在剿匪、鎮反和土改運動中，部分地區處決了一些可殺與可不殺之間的人。定案往往根據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審查批准手續廢弛，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
針對黨內生活不健康狀況導致的一系列問題，鄧小平的首要舉措就是把權力置於制度的管控之下。對於黨委包辦代替現象，他主張實行黨委制以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從省、市、區至地、縣委，從軍區、師、團黨委到政府、民眾團體、報社黨組，都必須建立健全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均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作出明確決定，然後分別執行。對於剿匪、鎮反和土改工作中出現的亂打亂殺、亂出佈告等無政府、無紀律行為，鄧小平制定了“兩月的彙報制度”。市委和重要的企業黨委必須每兩月向省委、區黨委和中央局同時報告，以保障上級及時瞭解、掌握和檢查政策執行情況，有錯誤的傾向就糾正，有好的經驗就推廣，成功地把黨內政治活動納入了制度的有序軌道。
為了進一步制約黨員領導幹部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鄧小平主張完善黨內監督體制。他要求建立和加強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府的監察委員會，並將其作為“監督黨員遵紀守法的重要武器”；他要求“把黨公開”，“讓群眾來監督批評”，因為“領導不是自封的，要看群眾承認不承認，批准不批准”。對於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他提出了德才兼備的標準。此外，他還特別注意發揮支部生活的戰鬥力作用，切實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落實到每一個支部，每一位黨員，構建起西南黨內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態。
自然生態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態要風清氣正。雖然今天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與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發生了極大變化，但我們黨所面臨的風險與考驗卻從未減少，面臨的“趕考”也遠未結束。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全面從嚴治黨，促進西南黨內政治生態不斷趨於優化的歷史實踐，為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營造良好政治生態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寶貴經驗。黨的建設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黨上下共同努力，一定能夠實現黨的不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一定能夠實現黨內政治生態清風常在，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揚帆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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