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所藏湯象龍籤贈梁方仲相片（1939年4月12日）
相片中的湯象龍英武挺拔，倒真有幾分“處男子”之風——當然，這裡的“處男子”，是魯迅《雪》中那種所謂“極壯健的處子”。早年在清華就讀時，湯象龍便酷愛打網球，由此培養出一副健壯的體格與極強的行動力，同學牟乃祚在畢業贈言中便寫道，“三年來認識了湯君，無形中得到一種力。我想國人頹廢不振的惡習，正需要多得幾個像湯君這樣‘肯幹’而又‘肯從實際幹起’的人來打破。”事實上，前文夏鼐打油詩裡那句“三十猶是處男子”一方面自是好友之間就婚姻問題的揶揄之詞，可另一方面卻也多少道出了湯象龍在學術上那股“肯幹”的勇猛之氣——試問，哪個姑娘又會輕易嫁給一個有著皇皇“十年計劃”（對整個中國經濟史的通盤研究）的學術青年呢？而從湯象龍的中研院同事羅爾綱的回憶中，我們更可料想出他為何直至三十歲仍是單身：“每天上午，總有一個挺拔的青年影子從我的工作室窗前掠過，帶著沉重的腳步聲向後院走去，表明是一個意志堅強趕往崗位的人在走路。這人便是湯象龍同志。他從沒有入過我的工作室談一句話，還不單是他嚴守他人工作時間不去打攪，而更由於他自己在走路的時候也一心想著工作。”
早年效力清華網球隊時之湯象龍（右二）
可弔詭的是，恰恰是婚姻上的這種“處男子”之身讓湯象龍在三十歲之後竟意外中斷了自己的“十年計劃”，甚至是整個學術生涯。回顧湯象龍的人生軌跡，我們不難發現，三十歲前後差不多可算作一個轉折點。前三十年，湯象龍先是在清華深得老師梁啟超與羅家倫賞識，與梁方仲、吳晗等人共同創建“史學研究會”，後是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領導整理清代大內檔案，與殷墟甲骨文、敦煌文書並列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新材料三大發現之一，繼而又留學英、法、德三國，不可不謂日正當中。
1935年，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時期之湯象龍
而自其1938年底回國後，雖然仍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服務了三年多時間，但卻再無何重量級論著問世，1942年後更是棄學從商，成為金城銀行西北墾殖社副社長，直到解放後也仍未回到一線研究崗位。其中原委，湯氏本人只是在晚年隱微提及：
“我和陶老一起工作和生活12年，毫無疑問受他的教育和影響很大。雖然在我回國後1941-1942年一年中彼此存在不快，湖南人的脾氣不好，修養不到家……在陶老乘船去重慶開會時我送他上船，當面遞呈一封辭職信，不兩天我也就僱船到重慶了。我和陶老之間不快不是由於工作上的問題，也不是由於待遇上的問題，主要是多年來他對我的希望很大，他的夫人對我的希望更大，也正是由於我不能滿足陶老想法一度地促成他們夫婦之間的不合。他們夫婦之間的不合促成陶老對我的不快，我離開李莊的時候，陶夫人在江岸相距一百米的地方送行，實際上這時我已是一家三口了。”
1940年，湯象龍夫婦與梁方仲長女在昆明落索坡寓所
湯象龍的這一段陳述可以說隱微之至，但從中仍可看出，湯氏告別學術道路與其和頂頭上司“陶老”陶孟和的衝突有關。而衝突之原因非但長期不為外人所知，就連湯象龍的摯友兼同事巫寶三也視為多年之“疑雲”。直到近日，筆者讀到《浮雲遠志：口述老清華的政法學人》一書中湯象龍長子湯經武的回憶，才意外發現，真正的原因竟是“待他不薄的陶孟和先生夫婦，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與他們最中意的這個助手結成秦晉之好”，而湯象龍後來的妻子劉新渼則正好在1939年從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此前經同學傅任敢介紹認識的兩人，也就是在這一年——湯象龍的而立之年——決定正式結婚。“做新郎”之日竟成了其告別經濟史研究“十年計劃”之時，這或許是三十歲的湯象龍怎麼也無法預料到的事情。而他在把剛洗出的照片送到老友梁方仲手中的那一刻，腦海中所思所想或許還與此時的梁氏一樣——如何儘快開始自己因中研院抗戰西遷而被迫中斷的研究的計劃。可誰知，這一斷，竟是四十餘年。
1992年，竭盡晚年所有精力的湯象龍終於完成了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便開始整理的《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1861-1910）》一書，將其郵寄給了故友梁方仲之子梁承鄴，並在扉頁上寫道：
“請於此書到後擱在他的靈前三天，請他審閱，並報個夢給我！”
或許在夢裡面，梁方仲還能與三十歲的湯象龍重逢，就像在昆明落索坡的那個春日裡一樣。
運營人員：李書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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