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圖譜》邵逸農、慕辰
坐在慕辰和邵逸農的對面，我們慢慢地談著他們製作的《家族圖譜》，我突然有這個新的家族史的敘述：一方面，好像是對於中國傳統的，對於血緣關係的關切和追尋的模仿；他們好像試圖復活傳統的家譜的形式，用這種形式追尋自身家族的記憶。
《家族圖譜》張頤武
他們製作的族譜非常接近於傳統的族譜的形式，而那人像攝影的長卷也異常類似於中國照相館的人像攝影的典範。通過文字和照片他們好像試圖尋回已經湮沒的記憶，並且賦予這些記憶以真實可靠的特徵。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仔細的類似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的隨筆中那些頗有感情色彩的敘述和家族中人的自述、大量插入的舊照片都增加那種記憶的可靠性。他們賦予我們一個似真的家族世界。這個家族世界既結合了作者自己的家族經驗，又隱喻式地指向中國人的家族認同的傳統。它似乎重建了一種宗族的紐帶，通過這一紐帶，個人得以確認自己的認同的來源，可以明瞭“我是誰”的問題。他們好像在建構一個有關認同的“宏大敘事”。但另一方面，邵逸農和慕辰又對於傳統的族譜進行了“重寫”。
《家族圖譜》邵逸農、慕辰影像創作集
所有人上身穿的統一的中山裝和下身的自由的裝束之間的怪異的對比，足以透露一種武斷的信息，告訴我們記憶本身的不可靠的特徵。維繫家族共同特徵的那身共同的中山裝當然在喻示一種難以言說的共同性，但這種共同性卻被支離破碎的下裝所顛覆。同時，每幅照片下面有所不同，又千篇一律的盆花也具有某種尖銳的反諷性，告訴我們人為的製作的虛構的特點。這些異常真實的個人一旦出現在這個宏大的敘事之中的時候，他們變得被擺佈和不自然。故意使用的傳統照相館的技法其實具有一種尖銳的“間離”的效果，將族譜的真實可靠的特徵悄然“解構”。我們發現此時此刻被邵逸農和慕辰重建的這個血緣的聯繫，已經經過了時空的衝擊，已經不復完整和可依賴，它僅僅是接近神話的完美的網絡，而實際上具有某種虛幻的特徵。
在這樣的矛盾的表達中，他們重新建立了一種“中國式”的認同。這種認同的創造既是對於當下全球化和市場化的衝擊造成的認同危機的直接的反應，又是對於歷史的個人化的重構的一個部分。它提示我們的是經歷了革命文化的衝擊和全球化的市場運作的衝擊，傳統的家族的記憶已經變成一種戲劇化的幻想。慕辰和邵逸農有力地喻示了認同並不是一種必然的宿命和真實，而僅僅是一種建構和想象。他們僅僅是將自己變為一種想象中的過程的環節。
而實際上，他們的生活經驗並不足以建構一個共同的經驗，這種共同性僅僅存在於一種想象中。邵逸農和慕辰的努力表面了一切記憶的追尋的困境：我們以為自己找到了某種記憶，其實是我們創造了某種想象。他們發現的僅僅是想象的力量帶來了一種可能性，一種詩意和激情。記憶的邊界其實正是想象的中心，記憶的展開其實正是想象的飛躍。在他們認真地發掘記憶的時候，想象幽靈正在自由地舞蹈。
邵譯農&慕辰作品
在邵逸農和慕辰的自述中，他們總是強調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講述一種革命時代的政治力量席捲了家族的血緣力量，他們力圖發現記憶以對抗遺忘。但其實問題更加複雜的一面在於記憶的尋覓其實釋放了想象。我所關切的並不是真實的血緣關係就此超越了革命的歷史，而是想象的可能超越了現代與傳統的斷裂。其實，邵逸農和慕辰對於革命的歷史的矛盾的態度也是饒有興味的。
他們一方面對於那個階段的歷史造成了家族史的斷裂感到痛切；另一方面，又用中山裝這一特定的文化符號去告訴我們這段歷史對於記憶的關鍵的意義，我們似乎只有通過共同的中山裝才發現了自己具有某種難得的共同性。於是，革命歷史的意義具有某種矛盾性。它可能阻礙了家族記憶的延伸，但這種記憶的重建也仍然依賴它。於是，邵逸農和慕辰也表現了對於它的最為複雜而深刻的感情，這種感情的微妙性似乎並不象他們自己理解得那樣簡單。
我們可以發現，認同不是一種刻板的思維定勢，認同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是想象和創造的結果。這裡沒有對於過去的重新發現，過去不是被動的，只有對於過去的想象。認同具有某種高度的建構性，它是想象的結果，是自我與他者的不停的區隔和對話的結果。我不願意把這本書充滿了對於家族的激情的想象和的書看成是對於過去的調查，它是對於此時此地的生命的關切和承諾，它有當下前衛藝術中少見的來自個人歷史想象的詩意，這種詩意是這本書具有力量的地方。
讓我感動的是這本書中人像的那些面孔，在那些早已過時的中山裝之上，這些普通中國人的面孔裡有一種莫名的力量，一種對於未來的坦然和無畏。面對攝影機的不自然之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到這些面孔中的期望和想象。他們讓我感到中國的力量和認同的力量。這裡不僅僅有一個家族的面孔，有慕辰和邵逸農的面孔，還有中國的面孔。我還會在這些面孔中發現或者想象我自己。
其實，我們在打開這部書的時候都會發現或者想象我們自己的面孔。
是為序。
豐年小慶藝術家及作品：《家族圖譜》《供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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