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池杨 安杨
摄影：胡小明
采访：安杨
嘉宾：首都儿科研究所侯文英 冯玉香
北京很多医院每年都会派一些医生援藏援疆，帮助当地提升医疗水平。儿研所的侯文英大夫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连续两年援藏。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就是侯文英大夫，还有儿研所党办的冯玉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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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听健工作室
安：侯老师是哪年去援藏的？
侯：我是2014年8月4号到的拉萨。
侯：自己报的名，也非常感谢院党委能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
安：光荣肯定是光荣，但也肯定是艰巨的，当时为什么要报名去？
侯：想法挺简单的，总觉得西藏是人一生应该去的地方，我们第一年援藏的医院是县医院，比咱们现在医院的水平落后大约20年左右，正好我毕业也二十几年，想再重温一下自己当医生走过的路吧。
安：当时计划去多久？
侯：大约是一年。
安： 客观地讲，除了想帮助提升一下医疗水平，也带着一点新鲜感去的，是吧？
侯：绝对是。
安：去了的感受呢？
侯：从西藏回来之前，让每个人都说一句援藏的感受，当时我说的就是：“我希望如果有机会，我们内地的每个人都能来援藏。”小的时候看电影，觉得西藏贫穷落后，真正走到那里之后，不光有蓝天，有白云、有雪山，有纯净的空气，还有纯净的人的心灵。所以我觉得内地人每天行色匆匆，太浮躁了，应该学习学习藏式的精神文明吧。
侯：当时是叫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人民医院，后来叫堆龙德庆区人民医院。去了之后，发现跟网上得来的，还有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一样的是确实地广人稀，病人不是很多，工作量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老百姓，尤其是偏远地区的老百姓，很多是病情耽误得不能再耽误了才来救治，所以难度并不小。
安：孩子的病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吗？
侯：也会存在。我遇到一个牧区的孩子3岁，阑尾炎穿孔了，家长上寺庙里头求一些药、一些经就回来了，后来发现孩子越来越不好，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肚子疼了8天了，颠簸6个小时，孩子到医院之后就吐了，这一口吐很致命，误吸到气管里，当时血氧就剩19了，非常危险。
当然，这孩子最后非常好，出院了。唯一留下一点小遗憾，就是孩子的伤口感染了，愈合得没有那么好，肚子上留了一个长长的疤。不过家长还是很满意。
当时我们开一句玩笑：吃牦牛肉、喝牦牛奶长大的孩子就是比咱内地的孩子更坚强。
安：什么时候开始搭线，带着西藏的孩子来北京治疗？
侯：2014年10月份，拉萨下雪了，医疗队的人聚一聚，聊聊遇到的病人和病情。大家都觉得这边孩子髋关节脱位的挺多，我们就开始组织筛查。当地家长认为这孩子走路有问题是先天性的残疾，所以直接办了残疾证，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治的病。很多都是孩子九岁、十岁以后出现疼痛，出现髋关节炎才来就诊的。
安：这个病在当地发病率要高一点吗？
侯：一般髋关节的发病率北方比南方要高，拉萨市应该是长江以南，但是因为海拔的因素，温度比较低，还有当地习俗是喜欢给孩子包成蜡烛包，跟我们以前一样，这也发病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波带回来的就是五个髋关节脱位的孩子。
因为髋关节毕竟是一个大手术，而当地儿科麻醉技术薄弱，所以手术没有办法在那儿完成，我们就决定带孩子们来北京治疗。
安：费用谁出啊？
侯：当时是当地政府出的，当地政府和当地医院做了很大的工作。差不多一年后，当他们做取钢板手术的时候，看着孩子们都长大了，羞答答的眼睛看着你，全是笑，全是善意。
真的非常感谢北京援藏平台的大力支持，要钱给钱，要车给车，要人给人，也非常感谢我们首都儿研所的党委和领导。
有一次我要带一个唇腭裂的孩子回来，在我们医院是第一例的唇腭裂手术，以前没开展过，晚上我给刘书记打了一个电话，问这个病人怎么办？刘书记就说，“都带回来，如果我们首儿所解决不了，我们也一定请全国最顶级的专家，一定让孩子们得到最好的救治。”所以心里有底了，也就敢带了，也不怕给大家添麻烦了。
安：您带回来这几个孩子，心里有没有一点点压力？因为医疗在某种程度上就有风险，您把人家千里迢迢带回来，万一医疗的效果没有那么好，怎么给人家交代呢？
侯：这个压力肯定是有，但是真的非常感谢领导，非常担当，医院特别特别给力，如果医院不给力的话，我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因为毕竟是一等一的大事。
冯：我们医院的援藏工作从98年就开始了，对口支援不只是援藏，还包括援疆，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现在还有组团式的援藏。这么前前后后20年当中，我们单位有12人次、10名专家参加了援疆和援藏的工作。医生是特别地发挥我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发挥他们专业的特长。
我记得一年后去机场接了侯大夫回来，没多久，又接到了新的组团式援藏任务，侯大夫二话没说又报名了，行李包也没打开，又飞回去西藏了。
安：为什么又要飞回去，是有特殊的感情吗？
侯：特殊的感情肯定会有。第一年援藏的县一级医院，还有自己发挥的局限性，第二年是市一级的医院，再试试呗。
安：特殊的感情，特殊在哪里？
侯：我想只有融入了才能理解。
援藏回来的时候，刘书记说过一句话：援藏结束了，但是这个情感是不能断的，西藏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首儿所的，包括援藏干部有什么事需要我们首儿所的，你解决不了的，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一定去给你解决。
冯：我们对西藏先天疾病患儿的救治有50多人了，而且我们不只是要给他们治疗好，也会带他们去参观一下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国旗班、颐和园，多方面给他们关心。援藏过程当中更注重造血的功能，帮助当地开展新技术、开展科研合作。
安：侯大夫观察的，当地某些方面的医疗水平有没有也在提高？
侯：有。15年11月底，跟当地医生一起选了两例小儿疝气的孩子，准备做腹腔镜疝气手术，当时他们没有小儿的器械，我们就从儿研所手术室带过去，手术做完了之后，孩子恢复得非常好，当地医生跟我说：“咱们以后疝气手术都做腹腔镜的好不好？”因为麻醉医生去回访，看到孩子恢复得太快了。
冯：我们第七批谷奇大夫去的时候，有一个15岁的患儿是肠梗阻，这个手术当地开展不了，古奇会诊完了之后把这个手术做完了，术后也很好。不管是肠梗阻或者疝气，在我们这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术，但在当地就是一个疑难的病例，谷奇大夫、侯大夫，还有后来援藏的冯翠竹大夫就帮助当地把腹腔镜手术开展起来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输出，当地大夫后来跟我说：“现在终于敢做小孩儿的腹腔镜手术了。”
安：我觉得人都是相互成就的，看起来表面上是我们在帮助他们，其实他们也在影响我们。
侯：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回到那儿的原因，因为看见蓝蓝的天，看见高高的山，看见朴实的人，你会觉得自己也变得干净了。
冯：每一个援藏的医生都有这方面感受，我记得冯翠竹医生说过：一年援藏，一生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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