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一剛，1908年生，是河北省容城縣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創建者之一、黨校建設和政協戰線上卓越的領導人。1994年6月7日病逝於石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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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恐怖中走上革命道路
1908年2月，陰一剛出生於河北容城縣東牛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由於父親是個遠近聞名的能工巧匠，因家庭條件好。他六歲開始讀書，學習刻苦，成績在班裡總是名列前茅。
1923年夏，他高小畢業後到昌平縣（今北京市昌平區）南口鎮一家布店當學徒。由於對經商沒有興趣，半年後就回到家鄉。
1924年春，他開始在本村小學教書。
1925年1月，他到容城縣白龍村敬業兩級小學任教。這年四、五月間，中共順直省委負責人之一的於方舟到容城進行革命活動，住在了白龍兩級小學。在於方舟影響下陰一剛閱讀了《響導》《中國青年》《列寧政治生活》《中山政治生活》等進步書刊，接受了進步思想，並經於方舟介紹，加入了國民黨。
1927年1月，陰一剛到容城縣午方村北校任教。
1928年後，國民黨新軍閥在北平設“冀熱官產總處”，在河北北部各縣設立官產局，強迫農民購買旗租地，條件甚是苛刻。農民稍有違抗，輕者被鞭打、重者遭關押，廣大群眾敢怒而不敢言。
經縣黨委、縣團委聯席會議研究決定，在全縣範圍內發動一場詣在反對官產局強迫農民夠買旗租地的農民鬥爭。並制定詳細、周密的組織計劃和鬥爭策略。成立鬥爭委員會和行動委員會。鬥爭委員會的任務是發動群眾，負責全面領導，但不直接出面，由陰一剛任總指揮，下設組織、宣傳、糾察、交通等股。行動委員會的副總指揮是李文治，負責現場指揮，下面也設組織、宣傳、糾察、交通等股。在縣委的直接領導下，短短几天內就做好了組織、發動工作。1932年1月23日，參加鬥爭的三千多名群眾， 以趕集為名，從四面八方湧入縣城，一齊動手，砸了官產局的牌子燒燬了官產局的印章、文契、卷案、執照、地戶花名冊等。憤怒的群眾還痛打了平時作威作福的官產局長王國璋。王國璋及其隨員逃到了北平。三月初，反動當局又派到容城一個蔡姓的任官產局長，但農民不再購買旗地， 官產局也不敢再強迫群眾購買。官產局遂名存實亡，難以維持，只好草草撤攤。
1929年春，共產黨員劉通庸(原名劉傳中)到容城縣白龍村敬業兩級小學當校長，陰一剛等進步青年主動接近他。經劉通庸推薦，他又閱讀了《資本主義解剖》《社會科學概論》《共產主義ABC》等一批進步書籍和進步小說。在劉通庸的影響下，陰一剛的思想進一步發生了變化，認識到只有參加共產黨進行革命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1929年夏天，他毅然退出國民黨。在鄉村小學和容城縣通俗講演所工作時，白色恐怖日益加劇，工作環境也極端殘酷。他不顧個人安危，一邊如飢似渴地學習革命的理論、一邊利用工作之便進行革命宣傳活動。與李岐山、王永定等人油印了署名"容城縣共產主義小組的小冊子"《告窮朋友書)，散發給一些小學教師和附近農民，向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理。
1930年四、五月間，由陰一剛同志牽頭和容城縣東關小學教員張紹堂、東牛村小學教師劉吉昌等人發起並組織了"革命文藝研究會”。34人參加了成立大會，大家一致推舉陰一剛任該會主任委員。“革命文藝研究會”的政治主張是：反對國民黨、擁護共產黨。該會的主要活動是通過大量閱讀社會科學書籍和進步小說，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革命思想，宣傳和團結人民群眾。“革命文藝研究會”的一系列活動，大大激發了一批青年的革命熱情，促使他們走上革命道路，並團結了周圍的農民群眾，為容城縣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1931年4月，經在安新縣西馬村教書的李子英 (李昭)介紹，保定共青團特委負責人陸治國到容城縣進行革命活動。1931年經陸治國介紹，陰一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在陸治國的直接領導下，陰一剛等以“革命文藝研究會”為基礎，協助陸治國發展了容城縣第一批共青團員，成立了中共共青團縣委，劉吉昌為團縣委書記。之後，陸治國介紹陰一剛到保定市和中共保定特委書記賈振峰直接聯繫。賈振峰給他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黨的組織情況和在白色恐怖環境下黨的工作方法後。認為容城縣各方面條件比較成熟，就派陰一剛回容城開展黨的工作，適建立中共容城縣委。
回縣後，他首先發展了王有定、陳志新、陰子光等第一批共產黨員。1931年農曆四月下旬。在陰一剛家裡招開了容城縣第一次黨員大會，成立了中共容城縣委，選舉陰一剛任中共容城縣委第一任書記。
由於前幾年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礎，縣委建立之後，一面發展、壯大組織，一面開展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團結群眾的工作。很快發展了胡兆榮、趙潔軒、文煥章等第二批黨員，1931年暑假後，又陸續發展了李清廉、蔡希琛、馮文荃等第三批黨員。
不但如此，陰一剛領導下的容城縣委在發展黨、團組織的同時，還在知識分子中建立黨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在農民中組織了“赤衛隊”。陰一剛兼任“反帝大同盟”主席。為了更進一步開展革命工作打下了牢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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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開展革命活動
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容城縣反動當局的恐慌，縣教育局局長李世英、鄉村師範校長李奉先、縣立高小校長孫法先等人開始對革命活動進行鎮壓，對進步人士變本加厲地進行迫害。他們斥責並辭退進步教師，搜查學生宿舍，焚燬大批進步書籍和左翼小說。縣委考慮，對這股反動勢力必須掃除，否則，黨所領導的革命活動在容城縣就難以推動。
1931年7月，陰一剛召開黨、團聯席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在充分估計了敵我力量之後，研究出了新形勢下的鬥爭方法，決定採取“先砍蛇尾，後斬蛇頭”的鬥爭策略，發動教師和學生進行一次反對反動教育局局長和兩校校長的青年運動。首先發動組織縣師範學校的學生罷課，反對該校校長李奉先；兩天之後，又組織發動了縣高小的學生罷課，反對該校校長孫法先；到第五天，發動全縣範圍內大部分學生教師進縣城與城內兩校學生合併，共同反對縣教育局局長李士英。師生團結一心，遊行示威，高呼口號，聲勢浩大。向縣政府請願，要求撤銷李士英等人的職務。急得李士英首尾不能相顧。結果李士英、李奉先在五日內先後被撤職，孫法先也垮了臺。李士英下臺後，調保定第二師範畢業的進步青年李文治任教育局局長，陰一剛任縣督學，楊雅彭當文牘。這次運動的勝利，大大鼓舞了群眾士氣。
1931年秋末冬初，由於少數骨幹黨員的自動脫黨，縣委不得不進行改組。改組後，縣委書記仍由陰一剛擔任，宣傳改為任鳳翽，組織改為陰紀明，交通仍是李岐山。此時陰一剛的公開職業是縣教育局督學。
1932年夏秋之交，中共保定特委來人，傳達上級精神：提拔農工幹部。因此，縣委書記改為陰紀明，他的公開職業是國民黨縣黨部的工友。陰一剛同志任組織、宣傳、交通不變。團縣委書記改由李昭同志擔任。
當時，各縣的鹽店屬於鹽商的領地，鹽專賣，鹽商對待人民非常專橫，鹽裡摻水摻土，還缺斤少兩，衣民群眾對官鹽店非常憤恨。
1932年7月，縣委領導東豐鄉人民一舉砸了民憤最大的白溝河鹽店。群眾湧進鹽店，分了鹽，也分鹽店的錢，群眾非常高興。這次砸白溝河鹽店鬥爭的勝利，不僅鼓舞了容城縣人民，而且雄縣、新城縣（今高碑店市）的群眾也受到很大鼓舞。
砸官鹽店之後，因反動當局迫害，陰一剛在教育局縣督學的公職被免。秋天，他到西牛村小學任教，同時、中共保定特委根據當時情況，指示縣委改組，改組後，縣委書記仍由陰一剛擔任，其他不變。
1932年冬，縣委根據特委的指示，進行組織整頓，縣委成員們首先分頭到已建立起黨組織的村莊，找負責同志談話，如開黨員會，統一黨員的思想和認識，落實組織建設。接著陰一剛在他任教的西牛村開辦了農民夜校，通過夜校廣泛宣傳革命理論和黨的主張，發展了大批赤色群眾，逐步地發展了一些農民成份的共產黨員，並在該村建立了黨組織。黨員在西牛一帶非常活躍，影響很大。
1933年2月，原縣委書記陰紀明被捕，在國民黨縣黨部反動頭子孔彩山的威脅、利誘下，陰紀明自首叛變。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在容城縣大肆抓捕共產黨人。使容城縣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但是建黨初期開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堅定地樹立了共產黨在容城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信，鍛鍊了群眾，培養了一些黨的基層幹部，為容城縣以後的抗日救亡運動奠定了基礎。到抗日戰爭初期，又恢復了黨的組織，領導全縣人民進行英勇的抗日鬥爭。
1933年四五月間，反動的河北省政府在全省下通令，通輯陰一剛、李子英等10人。在群眾的掩護下，陰一剛幾次脫險。為保存革命力量，組織上調他到保定特委，但在途中卻與上級組織失去了聯繫，陰一剛不得已，開始了，政治流亡生活。他歷盡艱辛，先後到過天津、漢沽等地。在流亡中，他也沒有忘記革命宣傳工作中很快他就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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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延安、宣傳抗戰
“七七事變”後，經梁藹然同志介紹(梁是容城人，雙十二事變時，他任楊虎城將軍的交通科長，與周恩來、葉劍英接觸很多。)陰--剛來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又經伍雲甫介紹，考上了陝北公學。11月1日，設在延安的陝北公學開學，毛澤東出席開學典禮並講話，師生們深受鼓舞。
1938年2月，作為陝北公學的第一期畢業生，陰一剛被分配到八路留守兵團，3月初到陝甘寧邊區三分區八路軍警備一團工作。陰一剛題詩以明志， 表明了他在陝北公學學習之後，奔赴前線殺敵的決心。他在《三邊道上》一詩中寫道：
山道崎嶇行路難，揚鞭躍馬過陝邊。
軍民厲兵皆震怒，殺退倭賊靖中原。
在警備區，他擔任政治處的文化教員。為了便於戰士學習，自辦了團政治部的小報，還編寫了適合戰士用的文化課本。當時條件非常艱苦，陰一剛就和其他同志一起，用較原始的辦法，石印教材，教學效果很好。
1939年4月，陰一剛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第五期)，畢業後，在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任政治教員。
1940年秋，陰一剛參加了吳玉章同志組織的新文字協會，並被選為新文字協會的理事。繼後，陰一剛又參加了吳玉章開辦的拉丁俱樂部，吳老、胡喬木等同志常到該俱樂部講學。
1941年秋、陰一剛和李放用新文字合寫了《紅軍長征的故事》。1942年春，由延安新華書店正式出版.這期間，他曾任留守兵團政治部馬列主義研究會秘書、直屬政治處宣教股長、衛生部學委會副主任兼秘書處主任。
1943年9月他被調到三邊分區警三旅教導隊任政治教員。這一時期，陰一剛結合自己的工作，認真、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政治理論素質有了較大的，提高。為宣傳、提高八路軍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理論水平做出了積極的、顯著的貢獻，也為他以後擔負理論教育工作和領導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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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創建省委黨校
日本投降後，陰一剛回到華北冀中區工作，任冀中區委黨校教務主任兼黨總支書記。
1948年1月任華北永茂公司監委兼總支書記。
1948年6月陰一剛又調回冀中黨校任副校長兼總支書記。校長由林鐵同志兼任。
1948年ll月保定市解放，不久華北完全解放。經原華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和河北省委相繼成立、省政府和省委機關社在保定市。從此，河北省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河北入民面臨著土地改革，恢復工農生產發展經濟，建設新生活的艱鉅任務。
1949年8月1日正式成立河北省黨校。黨校由原冀中、冀南、冀東三個區委黨校合併而成，校址設在保定市。第一任校長由省委書記林鐵兼任，趙一民、陰一剛為副校長。同時趙一民兼任書記，陰一剛任副書記。
省委黨校成立後，為了防止三個區委黨校合併後可能發生的某些不協調現象，校黨委於1949年10月26日做出了《關於加強團結，努力學習，提高工作效能的決定》。《決定》公佈後，黨委成員身體力行，帶頭執行。陰一剛和其他領導同志經常深入基層，聯繫群眾，瞭解情況，帶頭堅持早晨業餘學習理論，親自講課、解答問題。全校很快形成了團結協作，勤奮工作、刻苦學習的風氣，保證了培訓任務的完成。
黨校建校初期，沒有專職教學人員，基本上屬於培訓性質。一般是黨政首長和校領導上大課或做大報告。再組織學員討論。陰一剛等同志也擔任了一定的教學任務。在為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經濟、培養幹部隊伍，在為黨校建設等各項工作中做出了貢獻。
1954年陰一剛調保定市，任市委第二書記。第二年任保定市委書記兼保定市兵役局政委、市政協主席。1956年7月，陰一剛出席了中共河北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並參加了主席團。在這屆大會上，他當選為省委候補委員和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候補代表。
1956年，在省委的領導下，陰一剛和保定市委、市政府的其他領導同志一起，領導全市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保定人民順利地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1956年8月，陰一剛調回河北省委黨校。10月通過全校黨員大會選舉，產生了省委黨校新的黨委會。陰一剛任書記。同月，經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省委書記處書記馬國瑞不再兼任校長，由校黨委書記陰一剛兼任校長。這是河北省委黨校建校以來唯一一次由在校主持日常工作的領導擔任校長職務。此後，直至黨校在“文革”中被撤銷，他的任職未再變動。省委黨校初期沒有專職教師，為了勝任不斷加重的培訓任務，陰一剛任職期間，校黨委、校委會非常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根據實際情況，校黨委明確提出了培養和提高教學幹部水平的根本措施是堅持以實踐鍛鍊和進修學習相結合的方法。
1957年至1966年，校黨委先後5次組織教職工下鄉參加基層工作和勞動鍛鍊。黨校教學人員還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努力使教學同當時的形勢，任務緊密結合。同時，校黨委要求每個教學人員在一定時間內普遍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教學過程中，以編寫教材為中心，研究理論和專業知識。在提高理論和專業水平的基礎上，領導教師們共同整理教學資料九種，寫出論文46篇。其中有哲學教研室編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共黨史教研室全體人員參加，由陰一剛任編委委員，編辦室主任，直接主持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河北省黨史資料初編》，於1962年印出。
由於校黨委始終注重教師隊伍建設，努力提高全體職工素質，使黨校逐步造就了一支政治思想好、理論水平高、黨性強，有生氣的教師隊伍和一支能認真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勤勤懇懇工作的教工隊伍。
1958年8月陰一剛當選河北省社會科學研究會副會長。
在陰一剛任黨委書記兼校長期間（至“文革”前）和領導班子一起率領全體教職工承擔多種培訓任務，舉辦多種培訓班，如初級班，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師資班，幹部理論班，二年制的馬列主義理論研究班，高幹自修班等。圓滿的完成了黨中央和省委交給的提高幹部隊伍理論與思想水平的任務。
1961年8月，遵照黨中央關於創辦“抗大”式政治學校、迅速為農村培訓一批有知識、有政策水平的青年幹部的指示，河北省成立了“河北農村社會主義建設學院”。總院長由省長劉子厚兼任，陰一剛任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1962年4月2日，建設學院舉行畢業典禮，1154位學員通過理論聯繫實踐的學習，提高了政策水平，堅定了紮根農村的決心，準備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出了自己畢生力量。畢業後，他們愉快的奔赴河北各地農業第一線，為河北省農村基層幹部隊伍充實了新生力量。
從1961年11月至1963年12月，遵照中共中央《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及省委關於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輪訓幹部的決定》的計劃，省委黨校連續舉辦了八期幹部輪訓班，總共輪訓了幹部2792人 學員有縣委書記及相當於這一職務的省、地、市級以上的黨員幹部，還有部分軍隊校級以上的軍官，大廠礦領導幹部及大專院校黨委書記、校長、系主任等。陰一剛同志兼任每期培訓班的黨總支書記，他經常親自授課，每期開班時做動員報告，結業時親自作總結。通過輪訓，明顯的提高了我省幹部隊伍的素質和水平。
陰一剛在領導省委黨校十年間，能率領一班人完成繁重的培訓任務，與他本人有較高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和堅持原則的工作作風是分不開的。陰一剛只有小學畢業的文化基礎，但他離開學校後，從沒停止過學習，對文學、歷史、政治、書法等都有濃厚的學習興趣。尤其是參加革命以後特別注重學習革命的理論，特別是堅持讀馬列的經典原著。到省委黨校後，陰一剛更加刻苦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在校黨委要求教職工加強自學的同時，他以身作則嚴於律己。並緊密聯繫實際進行研究工作。這是他學習方面的突出特點和優良習慣，且保持終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黨中央的幾個文件中曾有過“半無產階級也是領導階級”的提法。經過深入的研究和反覆考慮，陰一剛和羅雲路(當時任總支書記和黨校教務處處長)給黨中央寫信，提出了“半工人階級不是領導階級，領導階級是無產階級”的重要意見。並進行了翔實的理論闡述。這廠意見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視，毛主席在1951年12月15日給劉少奇同志的信中說(劉少奇當時在杭州)：“據安子文、胡喬木等同志說，像河北黨校陰一剛等來信那樣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階級也是領導階級的人，尚有許多，許多地方整黨中都提出了問題，而這種提議是有理由的，現在不能不改正整黨決議草案中的那種提法。此事現已陷於被動，只有改正才能恢復主動。現將電文一件，安子文報告一件，河北黨校陰一剛等來信一件，送你審閱，徵求你的意見-----”(摘自《毛澤東書信選集》427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中共中央12月向全黨發出了《關於中國革命領導階級的修正指示》，從而澄清了這一涉及黨的性質的重大理論問題。
陰一剛擔任領導職務後，上級給他配有專職秘書。他始終不忘延安抗大時期艱苦樸素、艱苦奮鬥的精神，他所有的講話稿，講課稿都是自己動手寫作，從不讓秘書代勞。
陰一剛任副校長、校長後，除了在培訓班開學、結業式上講話及一些大報告外，他還曾多次擔任辯證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的講課任務在多次講授的講稿基礎上，他編寫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書（1955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為普及馬列主義、宣傳毛澤東思想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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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政協工作的新局面
“文革”期間，陰一剛蒙受冤屈、遭受迫害達十二年之久，但最使他痛心的是十六七年辛勤建設、培植起來的省委黨校在浩劫中被撤銷。校舍易主，設備、圖書資料完全流失，一支經過多年培養組建起來的教職工隊伍星散各地，一個健全的理論基地蕩然無存。即使如此，陰一剛也沒有對黨失去信心，堅持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堅持鍛鍊身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以飽滿的整治熱情，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以70歲高齡擔任省黨校顧問，為我黨的幹部教育事業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1980年2月7日，在政協河北省第四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陰一剛當選為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此時，陰一剛同志已是七十二歲高齡的老人了。當時政協河北省第四屆委員會正直成立之初，各級地方政協也正在恢復之中，社會上一些人由於受“左”的錯誤思想影響較深，對人民政協工作存有不正確的看法，影響並干擾了政協工作的進行。針對這種情況，陰一剛在政協機關幹部會議上提出：想要開創政協工作的新局面，我們自己必須對政協工作有個正確的認識，只有依靠政協全體人員的一直努力，才能扭轉人們對政協工作的錯誤認識，發揮出統一戰線組織的團結、監督作用。
為了儘快的恢復和發展政協工作，陰一剛同志上任之初認真學習了黨在新時期政協工作的指導思想。他不顧年老體衰，先後到天津、北京、保定、秦皇島等地考察，多次走訪老政協委員、民主黨派知名人士，虛心請教，徵求他們對目前政協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在新時期各級政協應該是先恢復後發展，先工作後規範的工作思路。
他多次向省委領導同志彙報，使他們充分了解各級政協的現狀、職能及作用。在省委的重視下，全省各級政協的工作很快恢復起來。同時，在省政協機關內部健全機構，明確職責範圍。為了更好的開展工作，陰一剛同志提議並親自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一、省政協與地方政協的聯繫制度；二、省政協與省政協委員的聯繫制度；三、在省會的政協委員的學習制度；四、省政協主席碰頭會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有力的推動了各級政協的恢復和省政協工作的順利開展。
此外，陰一剛在擔任省政協副主席期間，不但積極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為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做出了貢獻。而且也搶救了大量的文史資料，從1980年2月他擔任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任到他1983年12月離休，率領文史資料辦公室同事一起，共徵集文史資料1326篇，計1000餘萬字，共編輯了10期《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為河北省的地方誌編纂工作奠定了基礎。
河北省英烈紀念園供稿 本報記者 孫會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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