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財富雜誌(ID:xcfplus）
百年未遇的世界格局下，中國學界急需一本“新時代的《菊與刀》”，用以理解什麼是真正的美國。美國國民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7世紀初定居北美的英國清教徒。他們篤信上帝，有堅定的信仰，同時又奉行孤立主義，這構成了美國國民性的兩個根本特性：美國既是那個新教徒式的，過著清貧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陸土地為精神和物質家園的美國，也是那個精英主義的，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擴張自己的勢力、傳播自己的理念的擴張主義、英雄主義、霸權主義的美國。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可能是恢復到了傳統的一面。
按照這一邏輯重新理解美國，可以從本質上探尋特朗普的想法，他未必是要把中國打倒，而是要恢復到21世紀初以前偉大孤立的美國，他不理解中國不斷演化形成的儒家文化，並不一定關心中國國內的經濟政策和體制，更多關心美國本身的經濟情況和社會穩定。對此，我們要牢牢抓住貿易平衡這一關鍵，打破常規，以傳統美國社會能夠理解的舉措謀求雙贏。
當今世界出現了百年未遇的格局變化，這是中國領導人對當前形勢的基本判斷。這百年未遇的格局變化中，關鍵的一點就是美國的行為突然出現了變化，不僅特朗普的當選令人意外，其當選後的一系列政策更加讓人摸不著頭腦：美國怎麼了？美國發生了什麼？我們從前所認識的美國是不是真正的美國？這不禁讓人想起70年前的一段往事。
中國學界急需“新時代的《菊與刀》”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日本宣戰，正式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情報當局急需瞭解日本的國民性，他們委託美國傑出的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對日本人看似非常矛盾的一些個性作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大和民族彬彬有禮、溫和馴服；另一方面，又表現出激進、狂野的尚武精神。
5年後，這份研究報告的作者根據她給美國情報部門的報告出版了當今聞名的《菊與刀》一書，該書對美國理解日本以及處理日本戰後問題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當今中國學界也急需一本“新時代的《菊與刀》”，用以理解什麼是真正的美國。
坦率地講，雖然中國的學者和精英階層中有不少人都在美國學習工作過，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是最瞭解美國的，可事實上，他們對美國的瞭解恐怕是極其片面的。因為，這批人（包括本人在內）絕大部分都是去美國讀書的，而且都是去美國的精英大學讀書的，他們的導師和同學都是美國社會中的精英之精英。以我本人為例，我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幾乎所有的導師都是猶太人，都自稱為“改革的猶太人”（Reformed Jewish，意思是說，不虔誠地相信猶太教的猶太人）。畢業之後，我在美國的密歇根大學、斯坦福大學工作訪問，之後又經常和世界銀行、華爾街的各種機構打交道，接觸到的大多是美國的精英之精英，恐怕他們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美國人。
當今，美國總統特朗普之所以當選，主要在於他代表的並不是美國的精英人士，而更多是美國的草根階層。那麼，到底什麼是美國人？美國的國民性是怎樣的？
美國的雙重國民性
必須承認，美國也有它非精英的一面，有它更為深遠的國民性的本源。哈佛大學已故政治學學者薩繆爾·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他本人也是猶太人），在他去世前的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就這樣寫道，美國的國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紀初的最初幾批定居者來到北美時就形成了。這些最早來到北美的英國清教徒，他們不是殖民者，他們是定居者，他們不是代表英國來北美開疆拓土的，他們是逃離本土的宗教迫害來美國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的，從那時起，美國的國民性就形成了。
那麼到底什麼是美國的國民性呢？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國民性可以歸納為兩條。
第一，他們是虔誠的新教徒，他們篤信上帝，有堅定的信仰。有人講300多年過去了，是不是美國的這個國民性已經改變了？不是，今天的美國在所有西方國家中教徒的比例是最高的，遠比歐洲高！週末去教堂人數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是真正繼承了新教傳統的國家。特朗普總統本人也是一個基督徒，有很強的自律性，他從不喝酒。我們一般認為美國人是崇尚個性自由、崇尚思想解放的，這並不是真正的美國傳統，美國的傳統要回溯到17世紀初的那一批定居者。
美國國民性的第二條就是孤立主義。美國自身的地理位置和歐洲任何國家（包括英國）都不相同，它幅員遼闊，是一個大陸型國家，沒有多少鄰國（只有墨西哥和加拿大兩個鄰居），因此，美國人從建國之始就是崇尚孤立主義的。事實上，翻開美國的經濟史，自17世紀初定居者來到北美之後，在大部分時間裡，美國都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沒有開疆拓土，沒有到海外殖民的衝動。美國第25屆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曾經歷了極其痛苦的思想鬥爭，最後才決定出兵菲律賓，他曾這樣說，“我曾尋求幫助……在白宮的地板上踱來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萬能的上帝祈禱。最後，終於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聲音……那就是除了佔領菲律賓之外我們別無選擇”。這與當年英國到世界各地開疆拓土，擴大自己版圖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19世紀初，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門羅主義”，其本質就是看不慣英國和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處謀求勢力範圍的影響。稍微熟悉美國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試圖置身於爭議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又採取同樣的策略，直到日本偷襲了珍珠港。有人講，日本偷襲珍珠港，是羅斯福總統的陽謀，就是要喚起美國普羅大眾的鬥志，找到理由參與世界大戰，這就是美國。當然，亨廷頓在他的書中所描述的是傳統的美國，他所擔憂的是美國這些定居者的文化被後來移民者——尤其是從墨西哥來的移民者所破壞，一旦如此，美國將不復為過去的美國，美國將變色。
反觀中美歷史上的主要交往，從民國時代、抗戰時期到冷戰時期，都是在美國已經完成其國際主義戰勝新教徒的孤立主義情緒之後進行的，我們所熟悉的美國的種種表現，在美國的歷史長河中僅僅是短暫的一剎那，並不是美國的常態。我們熟悉的美國，是精英的美國，是國際主義的美國，是那些“改革的猶太人”所操控的美國（包括基辛格博士、布熱津斯基博士）。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特朗普，他所代表的是那個更為傳統的美國，是那個新教徒來到美洲定居時的美國，他所代表的精神是薩繆爾·亨廷頓認為應該不忘初心、牢牢堅持的那個美國。
重新讀懂美國，從本質上探尋特朗普的想法
按照以上邏輯，我們應該重新讀懂美國。美國具有它的雙重性：其既是那個新教徒式的，過著清貧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陸土地為精神和物質家園的美國，也是那個精英主義的，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擴張自己的勢力、傳播自己的理念的擴張主義、英雄主義、霸權主義的美國。這兩種特性在美國的歷史中是交互出現的，應該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可能是恢復到了傳統的一面。
按照以上分析，我們應該從本質上讀懂特朗普的想法。
首先，特朗普未必是要把中國打倒，在這個問題上，他和班農以及美國國防部的一些高級官員的想法恐怕是不一樣的。他的想法就是要恢復到21世紀初以前的偉大孤立的美國，而不是在全球範圍內到處尋求影響大選、尋求擴張的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特朗普的基本想法並沒有根本的衝突，如果應對得當，特朗普也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和平發展的一個重要機遇。
第二，特朗普的美國，也就是那個傳統的美國，對中國的很多事情是不理解的，因為他們是帶著宗教色彩的、有強大信仰的美國，他們不理解中國從西周以來不斷演化形成的儒家文化，更不理解陳寅恪先生所言“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華夏文化。他們會認為，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人是異己者。在這方面，我們必須下大功夫與那個傳統的美國進行溝通，要告訴他們這是個多元的世界，要告訴他們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傳統並不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講，二者可以相互彌合、互相借鑑。
第三，這個由特朗普所代表的傳統的美國，他們更多的是關心美國本身的經濟情況和社會穩定，而不一定是要謀求阻擋中國經濟的發展，他們關心的是貿易順差和逆差，他們關心的是匯率、關稅等貿易問題。本質上，他們並不一定關心中國國內的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只要這些經濟政策和體制不構成對美國企業和貿易的威脅。
因此，對於特朗普政府以及他本人，要牢牢抓住貿易平衡這一關鍵。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應該打破常規，採取一些謀求雙贏的具體舉措，以此來換取特朗普政府的信任。而特朗普政府的這種要求，也是那個傳統的美國社會能夠完全理解的，也是傳統社會的利益所在。
重新讀懂美國，這對於我們理解特朗普政府，理解百年未見的世界格局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當今這些與美國精英階層已經交往頻繁的知識階層必須重新學習。
趙民微分享文學/評論/經濟/故事/生活關注
閱讀更多 趙民微分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