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引起全民討論的話題電影，是徐崢的新作《我不是藥神》。
《我不是藥神》這部片子講的是2002年的一個社會問題。它取材自真實事件。電影裡，徐崢飾演的程勇是個靠賣“印度神油”的保健品商販，養不起兒子也救不起父親，機緣巧合下認識了一群慢粒白血病患者，成為了印度仿製藥的獨家代理。
電影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現實中這個“印度代購”叫陸勇，和電影不同的是，陸勇本身也是慢粒白血病患者。2002年的時候，他被確診患有該疾病，醫生向他推薦服用能穩定病情的進口藥“格列寧”。這種藥在當時的售價是23500元一盒，一盒的劑量僅夠患者服用1個月。患者必須不斷服用這種“天價藥”才能維持生活。陸勇吃了兩年，花費56.4萬元。
在錢面前，你可以做任何事；在命面前，我願意付出所有的錢。
“他才二十歲，他就是想活命，他有什麼錯？”
“他們吃不到天價藥只能等死！”
“人們說，印度是窮人的藥房，所以全世界都在這裡買藥。”
“你可以治好這個世界所有的病，但有一種病你無能為力，那就是窮病。”
“進口藥4萬一瓶，有人買不起；藥販子2萬一瓶也有人買不起，藥神5000塊一瓶，依然有人買不起。”
這是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臺詞，也是整部影片讓人感觸最深的幾句話。
知乎上有這樣一句話：屠殺，傷害，醫療，救治，足可以讓人放棄生命的體驗，治療癌症就是其中一項。
根據數據統計，在中國每年都有將近人400萬人被確認癌症，平均下來每天有1萬多人被確診。
而在這400萬人當中，有一群與死神纏鬥的病人，他們正在自己動手配製“救命藥”，哪怕面臨觸法、中毒甚至死亡的重重風險。
癌症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肺癌，我國每年新發肺癌超過60萬人，平均每隔30秒就有1個人死於肺癌。而晚期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只有14個月，而國外新藥進中國需重做臨床試驗，等到上市發售少則三五年甚至更久；並且，新藥極其昂貴。
自制藥所需的原料藥，在隱蔽的網絡空間裡聚集交易，渠道複雜、真假難辨，它們或多來自藥企、科研院所，還有個人家中。一個國內的癌症專家曾經說過: “現在很多病人都變成醫生和化學家了，他們去買原料藥自己配藥吃。我接觸的中國病人，三分之一的人自己買原料藥吃。”
按照自制藥指南手冊指示，病友完成了自制藥最後一道工序：灌裝膠囊。
在“抗癌藥代購第一人”陸勇因海外代購捲入刑案風波後，中國重症患者的灰色購藥鏈，正變得更為隱蔽。一些病人依然通過陸勇這樣的中介或親身前往印度買藥；而另一些，則開始了更為冒險的行動——自己制配救命藥。
藥品製劑發生藥效的部分被稱為原料藥，原料藥不能直接服用，需要按照一系列嚴格的加工流程進行稱量、配比、加入輔料混合並灌裝。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就是為保障藥品最終的安全、可靠、風險可控。
但對於自制藥的病人來說，他們已顧不了那麼多。
病人的自制“神藥”
為了61歲的母親，凌昊決定最後一搏——自己購買原料、灌裝抗癌藥。
國內能用的藥都用過了，母親的肺癌仍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腦轉移，凌昊這一次決定要吃9291——“這是最後的殺手鐧”。
“2992、4002、9291”是母親得病一年來，他在患者互助群裡最常聽到的數字。這是病友們之間默契的代號。在藥品上市之前的研發階段，新藥都有屬於自己的數字代碼，現在多被當作是某個原料藥的簡稱。
AZD9291，就是第三代抗癌靶向藥奧斯替尼（Osimertinib）的代碼，由於在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臨床試驗結果表現優異，這款由阿斯利康公司研發的新藥已於2015年11月13日獲得美國FDA加速審批上市。但在中國，該藥還在臨床試驗之中，並未取得合法身份。
第三代抗癌靶向藥奧斯替尼
藥勺、精確到千分之一的電子天平、稱量紙、篩子、混勻器、搗藥研磨器、口罩、一次性乳膠手套，還有更重要的膠囊外殼和醫用澱粉……這些材料大多可以在淘寶上買到。
尋找9291原料藥要難些。凌昊最後從肺癌病友小K那裡購得。小K靠9291撐過了最艱難時期後，開始倒賣原料藥。
萬事俱備。現在，一份名為《裝藥工具、副作用處理、裝藥指南合集》的文章，事無鉅細地指導了製藥的全過程。此文早已在患者群體廣泛流傳，貼心的病友，甚至在指南每一個名詞下附了詳細的用法說明和購買鏈接。不同的藥顏色不同，299804（達克替尼）為淺粉色粉末，184（卡博替尼）為白色粉末，9291（奧斯替尼）為黃色粉末。
凌昊買了一個月的量3克，每克600元，“這比黃金金貴多了”。
淘寶上的膠囊原材料
為了防止不必要的損耗。病友們總結一定要用錫箔紙或油紙來稱量和灌裝藥粉，“如果用白紙，那藥粉肯定會粘在紙上”。
裝藥是嚴肅而考驗耐心的體力活。裝藥前，凌昊會戴上醫用薄手套，防止手出汗，粘上藥物。口罩也是必需的，一是不戴口罩的話臉上有可能起紅包，二來防止裝藥的時候會忍不住打噴嚏。
他按部就班，一絲都不敢出錯。先用剪刀把飲料吸管口斜剪成橢圓，這樣能讓吸管盛上更多的藥粉，像勺那樣灌到膠囊裡。電子秤上的錫紙，要四邊折高點，防止掉粉。然後，把1克原料和4克輔料分別稱好，再用力搖勻。“只有充分混合均勻，這樣副作用才會最小。”病友們推薦了100目以上的篩子和兩大張錫箔，來回篩、倒，最好20次以上。
搖到手都痠痛了，才可以小心翼翼地裝膠囊。一共需要裝成30粒膠囊，才夠一個月的量。
手生的人，裝1克藥，甚至需要四五個小時。
據說有的賣家熟練了，便會幫患者代裝，收取額外費用。但是藥效究竟會怎樣，誰都不敢保證。
不惜一切代價自制藥物的行為，其他國家也曾發生。
1986年，美國艾滋病患者Ron Woodroof生命只剩下30天，他使用的AZT（疊氮胸苷）是當時美國食藥監局（FDA）唯一批准面市的抗艾藥物，但毒性極大。為了活下去，Woodroof查閱了能找到的各種對艾滋病的最新的研究報告，並開始自己調配組合藥物以延緩病情，與此同時，他創立了達拉斯買傢俱樂部（Dallas Buyers Club），走私來自世界各地未經批准的藥物賣給其他HIV攜帶者。
Ron Woodroof
俱樂部成立之初，FDA睜一眼閉一眼，但隨著不良反應的發生和據稱甚為暴利的利潤，FDA開始採取干預和處罰，最終引起了社會對艾滋病的關注。
Woodroof最終在1992年9月去世，離他被告知只剩30天壽命已過去六年，他靠著自己的努力延長了生命且幫助其他人延長生命。後來他的故事被拍成電影《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提名。
達拉斯買傢俱樂部
其實在病人的不幸當中，我們要知道，醫藥公司從來不是慈善機構，而是盈利機構。
換句話說，正是高利潤推動了藥品研發與醫學進步。如果以遠低於成本的低價出售抗癌藥物，還會有醫藥公司花費鉅額費用研製新藥嗎？如果醫生堅持不求回報、救死扶傷，還有人願意做醫生嗎？
藥種的特殊性使其需求量相比普通藥物過低，要承擔銷售額虧損的風險。再加上進口關稅，藥物價格過萬有跡可循。
所以在我們日常抱怨醫藥行業暴利時，也應該明白，藥物是不能以研發成本來定價的。
“一顆藥的成本是5美分，但為什麼要賣500美元？”
“因為那是第二顆，第一顆的成本是50億美元。”
一時的低成本服務可以救一個人，但卻無益於行業整體的良性循環。沒有秩序的道義，救不了未來，也救不了全人類。
對於利益，專利與技術是尊嚴，但是面對病人的時候，這些永遠都是左右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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