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國要實行改革開放政策。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揭開了兩國關係史上的新篇章。同年1月底，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赴美訪問，引起巨大轟動。可以說，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啟動的。改革開放走過的40年，也是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相互往來的40年。如今，兩國經貿關係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未來會怎樣？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中美貿易的發展？答案或許能在歷史中找到。
圖/本刊記者 寇佳麗
中美建交下的時代印記
“我已經很‘古老’了。”面對《經濟》記者，中國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前經濟商務參贊、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何偉文笑著說。
1945年1月，何偉文出生在江西，之後不久便跟隨家人去到南京，並在那裡度過了整個青少年時期。大學時期，他又來到北京；他畢業後直接被分配到內蒙古，在鎮上一所中學教書。
“我祖籍其實是浙江義烏，上大學是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然後分配到內蒙古教書，一直到1973年，因為工作調整，我才來到對外貿易部（商務部前身）。”何文偉回憶說。當時，中美關係還沒有實現正常化，但一些信號已開始釋放出來。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轉道，赴北京同中國領導人周恩來舉行會談，並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交換了意見。何偉文表示，這在當時是非常大的事情，他很快就獲悉了消息，並針對中美關係為學生們準備了一堂特別的課程。1971年，中美兩國還處於敵對狀態，但中蘇關係惡化、美國在美蘇爭霸中處於劣勢，讓兩國有了加強溝通和交流的基礎。
“基辛格秘密訪華後，尼克松訪華的消息就公佈了，鎮上的學生對此極為關注。同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我又為學生們講解聯合國的來龍去脈，解釋中國與聯合國的過去。當時，我並不在第一戰線上，但仍能感覺到，中美關係將發生巨大的、根本性的轉折，也能感覺到，這種轉折將會影響中國未來長期的發展進程。”
1974年，中美互設聯絡處；1979年，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此期間，即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偉大策略。何偉文告訴記者，實際上，“中美建交”是在1978年12月份就確定了，但雙方都需要一些準備時間，因此正式對外宣佈的時間為次年1月1日。
基辛格秘密訪華、尼克松訪華、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中美建交，令那個時代的學生、年輕人倍感興奮。大家的眼界打開了，思維也受到啟發。“很長時間以來，年輕人對美國的印象是比較模糊的，當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決定做出改變、決定走近美國時，年輕人的思想一下子開闊了，很多人是好奇和上進的，很多人希望認識這個遙遠的、同我們不一樣的國家。”
1973年後，何偉文離開了內蒙古和鎮上的學生，但一直以來仍同他們保持聯繫。他很欣慰，自己的學生，有的去外交部工作，有的到歐盟做了駐地大使。在何偉文看來，這些人的成就與其成長的時代背景難以分割；而中美雙邊關係的發展，也與改革開放的政策不可分割。
地方企業爭相合作
1997年到2003年的6年時間裡，何文偉擔任中國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一職。期間，他最大的感受是，無論中美關係如何波動，兩國地方企業的合作意願總是很強烈。
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的經濟商務處（簡稱“經濟商務處”），不僅是中國總領館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商務部的駐外代表機構。因此，經濟商務處屬於雙重領導，聽命於國內的商務部，也受總領館館長領導。何偉文的具體任務，是與同事們執行中國商務部和總領館的命令，執行與對外經濟貿易有關的各項方針計劃，推動同美國地方（州、市）的經濟關係，推動並協助當地中資企業的發展，解決貿易糾紛等。
“這6年發生了很多事情。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2001年，中美飛機南海相撞；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但在這之前，中美之間進行了多輪磋商，過程並不容易。總的來說，當時中美雙方的政治氣候不是很友好，雙邊關係此起彼伏。不過，從地方上看，兩國的企業都對合作保持高度熱情。我們在和美國當地的商會、企業和政府打交道的時候發現，這些組織對中國的態度都是正面的。微軟、因特爾、波音、高盛等，這些大型企業都表達了同中國企業合作的願望。”何偉文這樣回憶。
1997年2月份，何偉文到俄勒岡州波特蘭市（Portland）考察。當地有一家生產尼龍編織袋的中資企業，專門生產農用包裝袋，用來裝白菜、洋蔥等農產品。這家企業規模較小，一共僱傭了11個美國工人。波特蘭市長在接待何文偉的時候，特別提到了上述中資企業，說“非常感謝你們，幫我們解決了11個人的就業”。
同年3月份，中國對外貿易部派代表團到美國阿拉斯加州訪問，何偉文負責接待活動。此次訪問的目的很直接，中國希望從美國購買木材、石油和水產品等。阿拉斯加州政府和當地民眾都很開心，對接很順利，氛圍也很好。
“你過去買人家東西，他們當然很高興。但是，當地的企業和政府並不希望止步於此。阿拉斯加州的一家企業在北極圈發現了巨大的天然氣儲藏，他們希望開採並將這些天然氣出口到中國東海岸，希望中國企業參與投資、建設，也希望美國企業可以到中國建設運輸管道。因為這個原因，中國代表團和阿拉斯加州的相關人員還一起去了北極圈考察。”
1999年，何偉文認識了美國眾議院的一位議員。交流中發現，該年上半年，美國硅谷對全球出口下降3%，但對中國出口增長50%。這位議員當時馬上說“我要讓女兒學習中文”。此時，正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亞洲經濟的整體狀態不是很好，但中美經濟上的互補性還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體現出來，是無論哪一位政治家都無法改變的。
何偉文告訴《經濟》記者，在這6年裡，他也遇到過一些反華的聲音，但這些都沒能阻止中美雙方正常的經貿合作。為什麼？“因為中美經貿史不是華盛頓創造的，而是由廣大地方企業創造的。”
40年沉浮，經濟基礎是根本
中美建交近40年，在何偉文看來，大致上，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79年至1989年是第一階段。正式建交後，雙方共同迎來了貿易熱潮。1986年，何偉文曾帶領一個團隊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訪問，考察當地包括能源、農業和高科技在內的生產線。不管他們走到加州的哪個城市，當地的媒體都非常興奮，排隊等著採訪中國代表團的成員。
1989年到2017年是第二階段。期間，美國政界依次出現四位總統，即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何偉文指出，這一時期，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有一個特點，就是每一位新總統上任後，對中國都是“先硬後軟”，中美整體保持平穩的合作狀態。
2017年1月20日，唐納德·特朗普宣誓就職，中美經貿關係迎來了第三個階段。特朗普上任以來，不斷刻意擴大中美雙邊問題，挑戰多邊體制，為全世界帶來一個又一個困惑。
“特朗普的行為，不僅是針對中國，也是針對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他不懂貿易，‘美國第一’的口號也完全是建立在荒謬的邏輯上。中美貿易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市場和產業分工以及雙方在產業結構上的互補性。這種合作關係是任何人阻止不了的。抬高關稅、違反市場規律去做一些事情，會為中美合作帶來障礙，但障礙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事實。最後，經濟基礎將會顛覆上層建築。這個過程需要時間。”何偉文如此強調。
“開放”卓有成效
40年來，中國在對外經濟貿易領域取得了各種成果，在何偉文看來，最值得說的就是中國市場的開放。
“最初是引進外商。外國人可以在中國開辦企業，生產產品，然後再出口到海外市場。這一點，成就了中國的加工貿易行業。中國有勞動力市場上的優勢，投資和加工因此得到巨大推動，進而影響了中國商品的出口。這一連串的反應，簡單解釋了中國經濟在開放初期的發展過程。隨後，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我們去海外市場投資、建廠和生產，這就加強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很多人說中國‘搭便車’，實際上不是這樣。首先是我們給別人提供了便利，別人才願意給我們便利，它一定是雙向的。而外貿的快速發展，自然推動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
何偉文認為，在上述邏輯中，“中國企業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從外界主動獲取更多的資源和市場，更高程度地參與全球經濟。在他看來，這40年翻天覆地的發展，是任何人無法預先設想的。也恰恰是因為這一點，我們可以斷定，貿易保護主義難得人心。
“波音公司取得巨大成功的經驗就是‘放出去’，它在全球有66個供應鏈，吸收了全世界最好的資源，所以製造出非常好的飛機。要製造業迴流，本身就是違反經濟規律的，把製造業攬回自己手中，又該如何確保資源分配的效率和成果呢？”
特朗普採取各種措施，試圖削減美國的貿易逆差，但適得其反。美國在2018年第一季度的貿易逆差實際上增加了。何偉文告訴《經濟》記者，因美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保持高度關聯性，世界經濟整體向好的時候，美國的貿易逆差一定是擴大的。什麼時候削減呢？經濟衰退的時候。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期間，美國貿易逆差因此減少了3000億美元。
40年來，中國克服的最大難題，是體制改革；最需要繼續堅持的，還是體制改革。為了融入國際市場，中國的管理體制和法律制度已經發生了重大變革，但一些問題仍然存在。這些問題就是今後整個社會的努力方向。在中國，最大的難題是改革，最大的動力是開放。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的中國，也將影響明天的中國。堅持不懈地推進改革開放，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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