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祭祀記錄證實《史記·殷本紀》所記殷商帝王世系的真實性，商史從而己被公認為信史，因此史學界認為《史記·夏本紀》所記的夏王世系也應是可信的。
依中國史書傳統，即使對異族王名，一般也會依從原語記的，由史書對匈奴、羌戎、吐蕃首領名號的記載可證。那麼《夏本紀》與《竹書紀年》所記夏代14世17王的王名，應是現下可信度較高的夏語記錄了（下列王名中與前王為兄弟輩的加*，/號後為別號或別名、別寫，方括內為失國時期由他氏代立之王）：
禹一一啟一一太康一一中康*一一相[羿一一寒促」一一少康一一予/杼一一槐/芬一一芒/荒一一洩一一不降一一扃*一一厪/胤甲一一孔甲*一一皋/昊一一發/敬一一桀/履癸
其中部分王已經像商王一樣用天干命名或作別名，如“胤甲、孔甲、履癸”。還有“太康、中康、少康”的“康”[khaang]與“庚”[kraang]字同字根（“庚”字原象大鐘，“康”字下加點象大鐘發聲遠震，是其轉註字），應即表“庚”。後芬的別名“槐”[guul]，也有可能是“癸”[kwil’]的別記。
清崔述曾置疑：上古質樸，“啟、相、抒、皋”皆以名為帝號無可異，
“惟太康、少康，則不似名而似號，不知二後何故獨以號顯，且太康失國，少康中興，賢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稱為‘康’也？”
“至孔甲，則又與商諸王之號相類，豈商之取號放甲乙，已仿於此與？”
這大概是把“康”看作是後世那樣的諡號，所以有疑。今解“康”為“庚”，並認為以天干為號即起於夏人，則這種懷疑也就可以釋然了。
依史記，殷人祖先“契一一昭明一一相土一一昌若一一曹圉一一冥一一振一一微/上甲一一報丁一一報乙一一報丙一一主壬一一主癸一一成湯/履/天乙”，契後七代佐夏，至上甲微，方用天干為號，此己在“太康[庚]”後很久了。
《史記·殷本紀》索隱：“皇甫謐雲：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譙周以為死稱廟主曰甲也。”
《白虎通》：“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有人懷疑，這以日為名，生名死稱皆繫於此，若是殷人固有習俗，那為何從契至冥、振並不如此（也有人認為振即王亥）？但如果這是從夏人學的，則就不可疑了。
從夏王這類名號觀察，“太康、中康、少康”、“胤甲、孔甲、履癸”、“寒浞”都屬“飾中”結構，正合於漢語特徵。尤其“太仲少”相次基於“大中小”，更是成組的漢語共義詞系特點，從中可以判斷，夏語已經具有後世漢語的基本句法、詞彙特色。
還有名詞組合中大名冠小名的次序，《夏本紀》的帝啟、帝相、帝槐、帝芒、帝皋等，《竹書紀年》作“後啟、後相、後芬、後荒、後昊”等，還有代夏自立的“后羿”，這跟甲文“王亥、祖丁、父乙、妣己、母庚、兄辛”，“婦好、婦鼠、子賓、子弓、小臣牆”是同一類組合，而和形容詞加名詞的“高祖、毓祖、武王”的語序是很不一樣的。親屬語言中名詞+名詞可以有兩種方式，侗臺語大名冠小名很發達，在漢語則逐漸消亡。藏語的中飾結構以形容詞後置為主，遇名名結合則就多出現小名冠大名現象。
在這些王名裡有些語音含有復聲母，如“後荒”的荒[hmaang]，史記作芒[maang]·《三代世表》“音亡「mang]”，說明原來有冠h-的hm-聲母。《左傳》魏莊子敘述，攻滅後相的寒促之子為“澆”，《史記正義））引《帝王紀》則作“奡”，音五告反[ŋaaws]。按“澆”從堯聲[ŋeew]，又讀古堯切[keew]，應為[ŋkeew]，原有帶鼻冠的復聲母ŋk-。這些異寫也都是基於上古漢語聲母系統的特點。
在《史記·夏本紀》、古本《竹書紀年》所記夏王稱“夏後”，及夏代地名也有上述結構特點，如大禹都“陽城”，娶“塗山”，桀囚湯的“夏臺”或“均臺”，決戰的“鳴條”之野，逃亡的“南巢”也或單稱“巢”，也都合於上述結構特點。《淮南子·俶真》：“條風之時麗。”高注：“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條”不管指枝條、春風，“鳴條”都是動名結構。
有人根據史書上匈奴、越人都有源自夏之子孫的傳說記載，懷疑夏語是否有可能是阿爾泰語或侗臺語。但是夏人稱首領為“後”[goo’]，故號“夏後”，這跟藏文Hgo同（與禹生於西羌亦合。《史記·六國年表》：“禹興於西羌。”《集解》引皇甫謐《帝王世紀》雲：“（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揚雄《蜀王本紀》雲：“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漢時稱羌酋為“豪”[gaaw]亦此語之對音，跟緬文稱“孟”mang“良”hrang（漢時常對譯作“狼”），侗臺稱“主”（cau常對譯為“詔”）已經不同，與胡狄匈奴語稱“單于”darqa，“可汗”qahan更是沒有什麼共同點了。
在《史記·夏本紀》、古本《竹書紀年》所記夏王稱“夏後”，及夏代地名也有上述結構特點，如大禹都“陽城”，娶“塗山”，桀囚湯的“夏臺”或“均臺”，決戰的“鳴條”之野，逃亡的“南巢”也或單稱“巢”，也都合於上述結構特點。
《淮南子·俶真》：“條風之時麗。”高注：“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條”不管指枝條、春風，“鳴條”都是動名結構。
有人根據史書上匈奴、越人都有源自夏之子孫的傳說記載，懷疑夏語是否有可能是阿爾泰語或侗臺語。但是夏人稱首領為“後”[goo’]，故號“夏後”，這跟藏文Hgo同（與禹生於西羌亦合。
《史記·六國年表》：“禹興於西羌。”《集解》引皇甫謐《帝王世紀》雲：“（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
揚雄《蜀王本紀》雲：“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漢時稱羌酋為“豪”[gaaw]亦此語之對音，跟緬文稱“孟”mang“良”hrang（漢時常對譯作“狼”），侗臺稱“主”（cau常對譯為“詔”）已經不同，與胡狄匈奴語稱“單于”darqa，“可汗”qahan更是沒有什麼共同點了。
今文《尚書》的“虞夏書”部分，除《堯典》《皋陶謨》開篇就寫“曰若稽古”，聲明為後世追記，肯定非當時語言所記外，《禹貢》也可能是西周官書，只有“甘誓”有可能是夏時文獻（李民《尚書與古史研究》也持此觀點[3]）：
《堯典·皋陶謨》雖屬追記，其中有些記載也可能沿用了當時材料。
例如《堯典》記羲和“寅賓出日、寅餞納日”，“（東）析，（南）因，（西）夷，（北）隩”，都已經有甲骨文記錄證實。
《皋陶謨》記大禹娶妻限“辛壬癸甲”四天，以十干記日合於當時習慣。
堯舜禹對話常用“俞”與“籲”，這些應答之辭後來少用，舊注說“俞，然也，然其所舉”，“籲，疑怪之辭。凡言籲者，皆非帝意。”
其實下文舜任命時，禹等讓於他人，舜也說“俞”，但並不準讓。故此當解“喻”，僅表知道了（“喻”表知，古代是家喻戶曉的，現在漢語少說了，臺語普遍還說，泰文lu，ruu’表知曉，wa表哼（不滿），正對“俞（喻）”和“籲”，都還沿用古音義）。這是後世偽造不來的。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共[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共命；右不攻於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此篇亦見於《墨子·明鬼》而記作《禹誓》，“大戰於甘”後為“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後面“予共行天之罰也”前多了32字：“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慾也，予共行天之罰也”。
誓詞說賞於祖、戮於社，是比較符合前古信仰的，誓詞簡捷有力，大致有韻，前用耕部engs韻，末二句用魚部a’韻，也是早期特點，如果其中含有夏代材料，則其語言無疑是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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