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在喜馬拉雅的《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系列講座文本
01
金融對於個體的重要性已無需多言，今天我要說的是，金融對於拯救國家來說也非常重要，今天我們就從金融的視覺去重新梳理、解讀一段關於左宗棠西征的歷史。
左宗棠從1866年起率領湘軍，用了14年先鎮壓陝甘回民起義，後收復西域新疆全境。
但其實如果左宗棠不是在戰爭融資上做了一些創新，他的西征之路恐怕還要坎坷很多。因為在這場戰爭中，他面臨著嚴峻的軍餉不足和不穩定的問題，沒有軍餉何以凝聚軍心。沒有軍心，勝利也就無從談起了。
咱們來看一下他都做了哪些金融創新。
02
這得從左宗棠所處的時代背景說起。
從古至今，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常規的稅收都有固定的用途，要改變是很難的。就像現在如果我們要財政部改變存量開支，難度可想而知。
而什麼時候發生戰爭、戰爭會持續多久，需要用多少錢，這些都是我們無法事先確定的。這也是為什麼各個朝代都為戰爭融資這事兒頭疼不已。
在清朝，突發戰爭所需的軍費開支主要通過幾種方式獲得：
一、日常開支省下來的銀子
從朝廷到地方督撫都會通過儘量節省開支來多存銀子，以備不時之需。但這個辦法在清朝並不怎麼有用，因為本來政府也沒多少剩餘的收入，而且，其實存錢也很難規避未來的風險。
二、賣官
一般賣的都是虛職，像翰林待詔之類的。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會賣知縣這類有實權的官職。
賣官的收入在各省的戰爭支出中佔比還挺高的，三年的鴉片戰爭所花的軍費開支中，賣官收來的錢能佔到23%。而鴉片戰爭結束後的十年，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赤字中，高達46%都是靠賣官的收入來填上的。
對我們現在的人來說，可能不太能理解賣官這種現象。但其實這也是政府在面對困難的時候的不得已之舉。畢竟如果國家都沒了，也就啥都沒了。
從這一點來看，正好可以說明金融市場的重要性，如果清朝有發達的金融市場，那也許就不需要賣官了。
三、協餉，財政收入跨省調配
我們都知道，一旦有戰爭，在戰場所在的省份軍費支出肯定要大很多，很有可能自己負擔不了。這個時候就需要別的沒有戰爭和一些富裕省份的幫助。
像西部這些省份的財政收入少但軍費開支高，那肯定就是收協省份了。比如山西、山東、河南就是陝西和甘肅的主要協助省份。而四川、雲南、貴州通常接收江西、湖南、湖北的協助。
在康熙、乾隆年間，包括19世紀上半期的時候，這個體系運行得都還不錯，沒有什麼問題。但是1851-1864年這場太平天國內戰由於涉及到的省份很多，對既有的戰爭開支體系的衝擊很大。
一方面，以前賣官位是戶部的特權，省級層面即使賣也是在本省轄區內賣，但是太平天國期間這個規矩開始混亂，安徽的皖軍跑到湖南長沙去賣官位、搞皖捐。
結果，在1867年，當時的湖南巡撫劉崐向朝廷抱怨，要求安徽從湖南撤回它們的捐局，而安徽巡撫英翰也不示弱，向朝廷訴說他們的苦難。
最後的解決辦法是，同治皇帝下令維持現狀，可以跨區域賣官！這就打亂陣腳了。
另一方面，協餉支持也遲遲不能到款，因為誰都面對著經費挑戰。
03
1866年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帶領湘軍接手鎮壓陝甘回亂。他的軍費挑戰有多大呢？
我們可以看看，左宗棠在1873年成功平息陝甘回亂之後，提交給皇帝的《懇改撥餉，以固軍心折》，他在回顧自1866年以來軍費不足的困擾時，說“起初一年尚撥兩月滿餉。嗣後一年撥一月滿餉，至今一月滿餉尚無可發，軍心不問可知”。
接下來，左宗棠籌備進一步西進收復新疆，提出800萬兩銀子的年度西征軍費預算。
朝廷對此極為重視，向為西征軍提供協餉的各省、海關發出指令，限期將所欠協餉盡數解交甘肅前線。但無論朝廷措辭多強硬，都不能緩解西征經費的困境。
怎麼辦呢？我們看到西征軍未來有協餉收入，只是這些未來收入總是拖欠，也很不穩定。那麼，這些未來收入怎麼可以轉變成今天能花的錢呢？而且同樣重要的一點是，軍餉不穩定，左宗棠就無法穩住七八萬軍心。
也就是說，如果能把未來收入一次性借到今天，不僅軍費大增，而且經費會很穩定。
但問題是如何借？找誰借？
在中國歷史上，早在兩千多年前的齊國，也是為了戰爭融資，管子說通了齊王向殷實之家借錢，可是，戰爭勝利之後齊王賴帳。所以，後來沒有人相信朝廷的承諾了，中國就一直沒有發展出國債或公債市場。
如果左宗棠是明末崇禎皇帝的武將，那他的西征勝利前景就難說了。好在他是在晚清，上海金融市場已經有一定規模，尤其洋行融資能力很高。
胡雪巖是左宗棠的好朋友，胡跟當時的上海金融界非常熟，認識當時的匯豐銀行，也知道現代金融市場怎麼運作。雖然到晚清，朝廷內外對借錢花還是完全不認同、不接受，但經費困局是實實在在的。除非清廷不再西征、放棄西域，否則就無其它辦法。
在胡雪巖的幫助下，左宗棠選擇了“華洋借款”融資。1875年借洋款249萬兩，1877年分兩次從匯豐銀行共借800萬兩。在第二次借款後，左宗棠就向胡雪巖提議，採取公司制的辦法成立銀行，向華商融資借款，以免手續之繁瑣。1878年，左宗棠正式向朝廷奏報成立了乾泰公司，並提出向乾泰公司借款350萬兩，這也是左宗棠的第三次借款。而乾泰公司可以算是中國第一家有限合夥私募基金了。
這三筆借款年息最低10%，最高18%，比當時中國民間借貸普遍為20%以上要低不少，而且借錢金額之大也是那時國內華商市場難以承受的。
有了這些借款後，左宗棠停止賣官。金融結束了持續多個朝代的陋習。
那麼，借款對左宗棠有多重要呢？
在1874-1880年間，西征軍費總開支5100萬兩銀子，其中2000多萬兩是通過華洋借款得到的，是軍費開支的第二大來源。由此，我們看到，如果不是通過“透支未來”借錢花，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也許會完全不同。
04
當國際、國內動盪導致財政能力削弱的情況下，左宗棠利用金融市場，以未來協餉收入、關稅作抵押，向華商、外國銀行借款，為西北作戰提供穩定軍餉,穩住了幾萬大軍的軍心，保證了清王朝對西北邊疆的控制與治理。
從左宗棠的故事裡，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我們總結一下要點：
第一，中國從管子以後，基本停止靠借貸解決戰爭開支。這不僅使金融市場難以發展，而且使處於財政挑戰下的王朝難以生存。
第二，左宗棠在軍費壓力之下，選擇了“透支未來”的債務融資、放棄賣官，為他的西征歷史功績奠定基礎。
他的金融創新雖然在今天來看很簡單，但在當時是很艱難的，不管是在觀念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上，他都面對巨大壓力。
他的西征成功也為今後靠金融為戰爭融資開闢了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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