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乾隆皇帝曾說，“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
清朝以前，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及其政權之間，就呈現出紛繁複雜的關係。但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始終貫穿其中，那就是：兩者總處於分與合、相依與衝突、一體與多元的張力狀態之中。
對此，著名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做過精闢概括：“以物質之缺乏，仰中國為贍生之計，此為其常態。中國未失道時，因其所求，以為操縱，順則與之，逆則奪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職，而保其並生並育。自居於興滅繼絕、扶弱抑強之帝德，而實制其兼併坐大之圖。”
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滿洲後金和清政權，即經歷過這一過程；而定鼎北京後，隨著
統治地位角色的轉換，又不得不面對同樣的問題。 時光流轉。明王朝建立後，成吉思汗的後裔們被逼退守大漠。從此，他們一方面繁衍生息，一方面因難以割捨黃金家族情結，與明廷對抗，希望有機會再現昔日雄風。
活動在大漠周圍的蒙古人，分為三大部落，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又稱喀爾喀蒙古）和漠西蒙古（又稱衛拉特或厄魯特蒙古），各有自己的遊牧範圍，基本上互不統屬。每個部落下，又分成幾個小部落。由於對繼承權、牧地、部眾，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爭奪，各部落內部或彼此之間經常會發生摩擦、衝突甚至攻掠。
蒙古和明朝一直對立，明朝政權延續了二百七十六年，他們也打了二百餘年 。當然不是天天打，而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隨著努爾哈赤後金政權的日益壯大，使蒙古各部又多了一個競爭對手。起初，由於勢力有限，而且要對抗明廷，努爾哈赤不願多方樹敵，所以
對鄰近的漠南蒙古的敵視儘量剋制，並採取聯姻、結盟方式爭取其支持。從總體上來看，努爾哈赤、皇太極以安撫、懷柔手段，處理與蒙古各部的關係，是比較成功的。這既為他們對明發動戰爭贏得了較穩定的後方和力量，也為其後繼者提供了處理與少數民族之間關係的有益經驗。
政、教並用，以安蒙藏。五世達賴喇嘛多次受清廷邀請，於順治九年（1652 年）起身赴京，受到了順治帝熱情而隆重的款待。有意思的是，兩人的相見非常“戲劇化”。相見那天，順治帝並沒坐在金鑾殿上等待達賴朝見，而是以“田獵”為名，與達賴“不期然”相會於南苑獵場。這樣一個“特殊相見”的安排，既達到了出城迎接以示對達賴的尊重的目的，又不失順治帝作為“天下國家之主”的尊嚴，對雙方來說，顯然既輕鬆又莊重。
清朝對五世達賴是很看重的，這跟當時的國策有關。清朝作為一個生活在東北地區的邊疆民族，要成為中國的主人，主要是依靠滿蒙的結盟。滿洲和蒙古結盟，把蒙古的力量作為它統治集團力量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 。滿洲和蒙古之所以能結合，有一個很重要的紐帶，那就是藏傳佛教。
這一舉措，不僅確立了五世達賴在喇嘛教中的領袖地位，而且還實現了清廷在蒙藏地區利用喇嘛教進行統治的目的。通過對顧實汗和五世達賴喇嘛的正式冊封，清廷確立起對西藏政、教並用的統治，併為在蒙藏地區推行“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政策打下重要基礎。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康熙皇帝六女兒恪靖公主下嫁漠北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敦多布多爾濟後所建府邸。
康熙即位之初疲於應對三藩之亂和據守臺灣的鄭氏集團，沒有精力投到其他地方。如此局面，使清廷不得不暫時以羈縻手段或間接統治，來維持與蒙古等北部、西北部廣大地區的關係，蒙古諸部也因此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機會。
然而，這種相對平靜、相安無事的狀態並沒能持續太久，便被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打破了。
噶爾丹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他夢想成為蒙古霸主。所以，當他掌握了準噶爾部統治權、獲得“博碩克圖汗” 稱號後，就開始對厄魯特諸部及臨近的蒙古部落發起一系列兼併和掠奪戰爭。經過十餘年征戰，實現了這一“近攻”的預定目標。
接下來，氣焰日盛的他，又開始了
“東進”計劃，想進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碩特部和喀爾喀蒙古。這一計劃，實際上是和清廷爭奪對這些地區的控制權。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噶爾丹一反其父兄抗擊沙俄入侵的嚴正立場，竟然與沙俄互相勾結。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正當喀爾喀蒙古的抗俄鬥爭進入高潮時，噶爾丹卻在沙俄侵略軍頭子戈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三萬人馬侵入喀爾喀地區的特穆爾，使喀爾喀蒙古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在噶爾丹的強勢攻擊下，喀爾喀各部慘敗，其首領不得不率部南下附清。噶爾丹又以追逐喀爾喀為名，進犯當時已為清廷所統一的內蒙古烏珠穆沁地區。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噶爾丹又侵入烏爾會河以東的烏蘭地區，進攻駐守當地的清軍，並乘勝長驅而入，一直打到距北京僅七百里的烏蘭布通。這一局勢，對清廷構成了極大威脅。
噶爾丹不是想投靠沙俄，而是想利用沙俄來達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俄國也想利用噶爾丹這股政治力量作為牽制康熙的一個籌碼，希望在簽訂《尼布楚條約》時獲取更多的好處。噶爾丹想利用沙俄，實際上卻被沙俄所利用。
噶爾丹的大肆擴張，以及與沙俄的狼狽為奸，不僅阻礙了當時反擊沙俄的良好勢頭，而且惡化了清廷和厄魯特蒙古早已建立的遣使通貢關係。尤其嚴重的是，噶爾丹竟然狂妄地向康熙帝提出“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的要求，儼然要與清廷分庭抗禮，獨霸蒙古。
面對如此危局，康熙帝清醒地認識到，噶爾丹這個人“力強志大，必將窺伺中原，至殞命不止”。
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七月起，清廷派大軍向噶爾丹發起了反擊。在征討噶爾丹的過程中，康熙帝曾於三十五年（1696 年）二月、九月和三十六年（1697 年）二月，
三次率軍親征。幾經較量，清軍先後在烏蘭布通、昭莫多之役中獲得大勝，重創噶爾丹軍，將其有生力量消滅殆盡。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噶爾丹所挑起的動亂，卻也給清廷帶來一個意外收穫。當噶爾丹攻擊喀爾喀時，喀爾喀不得不向清廷求援，並歸附了清廷 。為 了安 置 喀爾 喀 部 眾，康 熙 帝於三十年（1691 年），集內外蒙古首領，在多倫諾爾舉行了一次盛大會盟。並按照內蒙古編制，將喀爾喀諸部分設三十四旗，實行扎薩克制，賜封各首領親王、郡王等爵號。
多倫諾爾是蒙古語，意為七個湖泊。康熙在這個地方紮了很多營帳，把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請來，把新疆的王公都請來，把西藏的喇嘛請來，舉行了一次閱兵、會盟。這次會盟，意義非同一般。清廷不僅從此將漠北地區納入直接管轄之下，還憑藉喀爾喀在北部邊疆築起了一道堅固的“銅牆鐵壁”。
繼噶爾丹之後，策妄阿拉布坦成為準噶爾部首領。他趁
青藏各派勢力衝突、形勢複雜多變之際，企圖控制青 藏 地 區， 依 附 沙 俄，以壯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康 熙 五 十 五 年（1716年），清廷發動了對西藏的武力征服，將準噶爾軍驅逐出西藏。雍正年間清朝與準噶爾部時戰時和。
與康熙、雍正二帝被動應對準噶爾部首領叛亂不同，乾隆帝則採取了主動進取的策略。
乾隆十年（1745 年），噶爾丹策凌病逝，準噶爾部因繼承權而發生激烈爭鬥。在爭鬥中，達瓦齊勝出，成為準部首領，但杜爾伯特、和碩特部的許多貴族則歸附了清廷。
乾隆帝敏銳地把握住準部動盪、達瓦齊統治不得人心的有利時機，於二十年（1755 年）二月，果斷地派兩路大軍出兵伊犁，征討達瓦齊。六月，自立為汗的達瓦齊被清軍俘獲，平準之役大獲成功。
但不久，原本歸順清廷、被封為親王的和碩特部的阿睦爾撒納，因請求當四部總汗的願望未獲應允，大為惱火，於八月舉兵叛清。乾隆帝再次出兵征討。二十二年（1757 年）四月，清軍在庫隴癸之戰 中大捷。六月，阿睦爾撒納逃往俄國，不久患天花而死。
至此，自康熙年間以來，為患西北、屢向清廷挑戰長達近七十年的準噶爾部，最終被平定，納入國家版圖。但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剛剛被平定，曾支持阿睦爾撒納叛亂的小和卓木霍集佔，又煽動威脅其兄大和卓木布拉尼敦，在天山南路叛清。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二月至二十四年（1759 年）秋，清廷派大軍進剿，將大小和卓木擒殺，從而平定了天山南路。
平定天山南北兩路後，為穩固西北邊疆、加強對新疆的治理，清廷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設置“總統伊犁等處將軍”，作為管轄新疆地區的最高軍政官員。伊犁將軍之下，分設都統和參贊、辦事、領隊大臣，管理各地軍政事務。
並根據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原則，在天山北部漢回族居住區實行郡縣制；蒙古族和哈密、吐魯番地區的維吾爾族實行扎薩克制；伊犁地區和天山南部各地維吾爾族維持伯克制，但將伯克的任免權收歸朝廷，而且嚴格實行政教分離 。
經過長期努力，北部和西北地區終於與內地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然而，這個過程實在是充滿了艱辛和曲折。所以，魏源在《聖武記》中曾這樣總結：“西北周數萬裡之版章，聖祖菑（[zī]，開荒）之，世宗畲（[shē]，火耕地，指粗放耕種的田地）之，高宗獲之。”
乾隆帝曾說：“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嚮往和平與穩定，厭惡動亂與戰火，是人們的共同願望，但事情往往並不如人願。面對一些不穩定的因素或威脅，如果不能果斷地採取措施加以應對、解決，國家就不能獲得安寧和發展。邊疆穩固、社會安定、國家統一、多民族和諧共處，都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後盾。
“圖大鴻謀遠，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統，前烈萬年知。”乾隆帝的這一感嘆，雖然不無虛譽，但在客觀上確也體現了清朝前期所達到的新高度。
中國通史（全五卷）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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