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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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頓時轟動海內外。
今天的人已經很難理解，崔健、《一無所有》、搖滾樂，無非就是一位歌手、一部作品、一種音樂表現形式，為什麼在那個年代還需要人民日報這種政治性極強的報紙出面說話？
人民日報文藝部原記者、這篇文章的作者陳原，帶我們走進那個年代、走進人民日報推進的媒體思想解放。
1988 年7 月16 日，人民日報第七版
1.
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報第七版頭條刊出《從〈一無所有〉說到搖滾樂——崔健的作品為什麼受歡迎》一文，版面左下方還配發了《一無所有》的詞曲。
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幾十年中，學習人民日報、捧讀人民日報、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指導工作和學習已經成為社會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別看當時的人民日報只有八個版，但寸紙寸金，一言九鼎，發表個豆腐塊文字都足以影響全國。
這一天，卻能以如此大的篇幅介紹一位搖滾歌手，還罕見地刊登出一首歌的全部詞曲，而這位歌手及其作品又飽受爭議，此舉頓時轟動海內外是可想而知的。
記得文章發表沒幾天，我出門乘坐出租汽車，上車地點就在北京朝陽區金臺西路人民日報大門附近。
司機的年紀約莫40來歲，問我是不是這裡的記者，聽到我“是的”那聲回答後，他就從屁股底下摸出一份人民日報，面對我的那一面正是7月16日第七版。
他說，這篇文章，這首歌，我看了好幾遍，你們報紙太棒了，真是了不起，居然介紹了崔健，還登出了《一無所有》！
然後他和我興奮地聊了一路。
一曲《一無所有》使崔健被譽為“中國搖滾第一人”
那時我供職於文藝部，同事之中有一位錢寧，我的同鄉兼好友，還是大學校友，其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錢其琛。
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他赴美國留學，一年後的1990年12月11日，錢寧兄從美國寄來一信賀年，其中有一段說：
“一日與美國學生談天，有些當年在中國留過學的‘美國鬼子’對老兄寫崔健的文章很有印象，一致認為是‘政治信號’。
我聞後為兄已具有‘國際影響’欣喜，當即稱‘我的朋友陳原如何如何’……”
從那以後的30來年，只要一提改革開放中的文化界，只要一回顧當代音樂的坎坷道路，只要一談論媒體的思想解放，幾乎沒有不講人民日報介紹崔健、刊登《一無所有》的。
直到最近一篇在微信裡廣為流傳的文章，還在描述此事，並以“震動”加以形容。
這一微信被許多朋友轉發過來，轉發時無不詢問我當年的情形。
恐怕今天的人已經很難理解，崔健、《一無所有》、搖滾樂，無非就是一位歌手、一部作品、一種音樂表現形式，為什麼那個年代還需要人民日報這種政治性極強的報紙出面說話？
我們不妨先回憶一下上個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會環境。政治、經濟姑且不說，只談談那時的音樂生活。
2.
< 面對封閉已久的環境 >
1977年我還在北京平谷農村插隊務農，每天晚上從廣播裡一遍遍欣賞的就是久違的《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九九豔陽天》。
徐玉蘭、王文娟演唱的越劇《紅樓夢》，百聽不厭，而村小學操場上放映的是多年不見的《烈火中永生》《苦菜花》《紅日》《野火春風斗古城》，每次都是全村到場。
因為大約有十多年間，今天被譽為紅色經典和民族藝術瑰寶的這些作品，絕大部分都曾被當做“封資修大毒草”而遭到禁演、禁播、禁看。
連這麼紅的文藝、這麼優秀的民族藝術，都遭批判被封殺，可見過去創作環境之嚴酷， 從如此極左的情景中走出來的社會，慣性思維是相當強勁的。
所以進入80年代，儘管國門已經打開，但上綱上線式的批判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我是七八級大學生，鄧麗君的歌聲在我讀大學時已經傳進大陸，儘管同學們私下都在欣賞，但仍處於地下狀態，被認為是“靡靡之音”。
“港臺歌曲”這一稱呼當時還帶有些許貶義，流行歌曲、搖滾樂、現代作曲手法等都與資產階級畫了等號。
鄧麗君
1986年，中央電視臺第二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首創三種唱法，除了美聲、民族外，還有一種叫“通俗”。
其實，這就是流行歌曲的唱法，但當時沒人敢這樣稱呼，只敢說“通俗”或“輕音樂”。
歌曲《鄉戀》問世時，因其旋律的溫情、演唱的甜美和發聲方法而遭到嚴厲批判，歌唱家李谷一和作曲家張丕基由於這首歌曲還受到牽連。
記得當時在一次音樂研討會上，中央音樂學院某教授為了給流行歌曲正名，不得不搬出金日成語錄唸了一段，說朝鮮都認為流行歌曲是正面的，為什麼我們卻要否定呢？
如今已過花甲的蘇小明，曾是海政歌舞團獨唱演員，1980年她以演唱《軍港之夜》而成名，當初就有人譴責她：
部隊怎麼能唱這種歌曲呢，歌聲裡水兵一點戰鬥力都沒有，戰艦還在那裡搖啊搖，如何打仗？
與蘇小明同樣，程琳也是海政歌舞團演員，她因演唱了一首《小螺號》而出名，不曾想，因此也被責難。
同時受非議的還有這首歌的作者付林，有的媒體指責他的創作毒害了少年兒童，呼籲“救救孩子”。
付林是海政歌舞團創作員，曾因《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而聞名。
那個年代，《信天游》《黃土高坡》等新創“西北風”歌曲風靡一時，這些作品吸取民族民間音樂的營養，吟唱本能，直抒胸臆，情感真摯，朗朗上口，但因為與幾十年來的習慣演唱和創作不同，於是也成了爭議的焦點。
葉小鋼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常委，譚盾如今享譽海內外，可誰曾想到，30年前，他們和瞿小松、陳怡等一批新銳作曲家，寫出的音樂被稱為“新潮樂派”，時不時還要被點名批判。
有的文章稱他們：趕西方音樂的時髦、遠離人民大眾、以雜亂無章為美、追求的是資產階級文藝的唾餘、背離民族文化。
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黎錦光、陳歌辛等音樂家創作了《夜來香》《夜上海》《玫瑰玫瑰我愛你》等一批深受人們喜愛的作品，後來長期被禁絕，直到80年代依然被視作一種負面音樂，不過在聽眾間卻已開始再次傳播。
面對這樣的一種文化環境，身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其文藝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從文學、戲劇到電影、美術、音樂、舞蹈，一再衝破舊觀念的束縛，在關鍵時刻發聲，推動文藝前行的步伐，引導並改變了文藝創作的社會環境，在當代中國文藝發展史上留下了難忘的一筆。
3.
< 在範榮康手下工作 >
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後，1982年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又調進人民日報文藝部，當時的部主任是作家袁鷹，副主任有文藝評論家李希凡、繆俊傑和漫畫家英韜。
我先在文藝部主辦的漫畫報紙《諷刺與幽默》編輯文字，有幸與漫畫家英韜、苗地、江帆共處一個編輯部。
後來又轉入評論組，負責藝術報道和評論。
我繼承的那張桌子是藍翎的，他是紅學家、評論家、雜文家，此時已接替卸任的袁鷹，成為文藝部主任，負責副刊的副主任是雜文家舒展，負責評論的副主任是繆俊傑，在報社分管文藝的副總編是範榮康。
說到人民日報文藝版當時生龍活虎的局面，不能不提範榮康。
範榮康是老報人，在報社內被稱作老範。
他原名梁達，江蘇南通人，1930年出生，1946年6月加入中共的老黨員，曾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工業組組長，1952年12月調入人民日報，當過評論部主任，直至副總編輯，其間還曾擔任習仲勳的政治秘書，是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4月逝世。
老範以撰寫社論和本報評論員文章見長，見證了新中國的政治道路，也目睹了當代中國媒體發展的腳步。
範榮康一家。
前排左起：諶容、範榮康；後排左起：梁左、梁歡、梁天
雖說老範官至副部級，但他常常調侃，說他是家裡最沒名氣的一個。
最初人們介紹他時，說這是作家諶容的丈夫，因為《人到中年》正傳播；後來又說他是梁左或梁天的父親，因為兩位公子以相聲創作和影視表演聞名；最後則稱這是英達的老丈人，因為老範的愛女梁歡嫁給了英達。
我常常陪同老範坐在體育館、體育場的普通觀眾席間，與人們一同觀賞正當紅的歌星演唱，興奮時還一起吶喊。老範每次看節目，都忘不了帶上樑歡。
為了給那些遭受非議的音樂人物和作品正名，打開順暢的創作之路，人民日報文藝版可謂費盡了心思。
1987年7月25日第八版發表了我寫的《一個青年作曲家的追尋》，專門介紹了葉小鋼。
文章刊登前曾在編輯部進行了一番討論，就標題出不出現葉小鋼的名字，用什麼語言評價，全文以多少字為宜等，反覆斟酌。
我還特意在編輯部介紹了葉小鋼的家族史，他的父親葉純之，作曲家、評論家；他的姑姑葉露茜，趙丹的前妻、趙青的母親；舞蹈家趙青呢，則是葉小鋼的堂姐。
葉小鋼
1988年開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評論文章，這是流行歌曲的評論首次出現在黨中央機關報上。
其中有繆也的《在開放的潮流中求發展——對我國通俗音樂創作問題的思考》、喬建中的《通俗歌曲的民歌意蘊》、金兆鈞的《風從哪裡來？——評歌壇“西北風”》，文章發表後，影響全國。
一位一向反對流行歌曲的評論家在一次研討會上批評道：我給人民日報投稿批判流行歌曲，他們不登，可現在反倒刊登吹捧流行歌曲的文章，目的何在？
別看那時崔健的《一無所有》已經問世兩年，但崔健的演出仍然阻力重重。
1988年3月23日，人民日報第八版刊登了我寫的《文化管理的隨意性》。這是我用筆名顧土寫的文字。
為什麼叫顧土呢？有一次去河南參加漫畫研討會，坐在車上，同行的安徽漫畫家白善誠以我們每個人的名字打謎，說到我時，就問：“故土是誰？”陳是故，土是原。
以後寫文章需要我用筆名時，我就將故改成顧，所以，顧土便是陳原。在這篇文章裡我寫道：
有這樣一件事。
一位演員因演唱自己創作的歌曲《一無所有》而出了名，幾乎每次演出都引起全場觀眾的興奮，湧來陣陣熱浪。
不料，這竟招致許多麻煩。有些人不時跑來干預，或是斥責演員，或是警告演出主辦單位，而干預者既不屬文化管理部門，也不在演出公司任職。
如果幹預的問題牽涉法律倒也無可非議，但多是些諸如《一無所有》的演唱次數、某個演員能否上場、表演風格是急是緩一類的事情。
從這件事來看，目前的文化管理的隨意性是很大的。
首先是職責不分，政出多門。演出什麼節目、什麼形式，本應是文化管理部門的事，但旁的部門也能橫插一槓子，決定取捨。或許這又是一種“橫向發展”吧！
二是管理缺少章法，個人好惡、主觀判斷往往能夠左右一切。過去在文化內容和形式的審定上一向沒有具體的標準，常常依據的是些極抽象的條文和隨時都可變更的通知，使得審定人員的目光可伸可縮、可左可右。
一部作品、一種藝術、一名藝術家，只要某個人物說了一句話，或榮或辱，從此決定了命運。
根據呢？天知道。
別看此文通篇只有幾百字，卻引起很大的反應。
北京日報等媒體見後，有的編輯朋友來電話，說他們專門討論過了，認為這樣的評論以後他們也要寫。
執法機關有人見後很惱火，上告到公安部，不料領導卻批示：這些事你們以後就不要管了。
當年一些媒體都曾是流行歌曲的推手。
1983年的除夕，央視的第一屆春晚亮相，經千萬觀眾一再點播後，被批判的《鄉戀》和歌手李谷一最終登上了舞臺，從此，李谷一和《鄉戀》式的流行歌曲在屏幕中被解禁。
80年代北京的體育館和體育場舉辦的流行歌曲演唱會，在主辦單位的名字中常常少不了北京晚報，北京晚報不僅出面參與主辦，還開闢版面不斷介紹歌星和詞曲作者。
那個時代要想出名，有兩個地方最為關鍵，央視晚會可以一夜走紅，而北京晚報的文章則可以將歌星的幕後故事演變為飯後茶餘的談資。
北京晚報1986年主辦的第一屆“百名歌星演唱會”轟動一時，其中郭峰創作的《讓世界充滿愛》讓人們第一次感受到我們的作者同樣擁有和人類一樣的情懷。
這首歌雖然也被批判為抹殺階級性、不分敵我、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等，但聽眾的熱愛和盒帶的熱銷，還是迅速傳遍了全國。
1988年6月19日，新華社發出電訊稿 《歌壇“西北風”正勁》，次日被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各媒體刊用：
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西北風”演唱會，幾小時內，４萬餘張票被搶購一空，黑市票竟達十幾元一張。
《信天游》《黃土高坡》《我熱戀的故鄉》等以西北民歌為素材的通俗歌曲，往往前奏一起，便博得滿場喝彩。
以演唱這類歌曲見長的崔健、王迪、田震等被北京歌迷情獨其鍾。
北大校園內，廣播裡常播出西北風味的歌曲。晚自習歸來，宿舍樓裡一片歌聲。
王府井有聲資料門市部，經常有人來詢問有無這類盒帶，而且動輒一售上千。
4.
< 為什麼會寫崔健 >
人民日報文藝版同仁們那時深感文化界“左”的影響依然嚴重，因而，為文藝發展開創出一個寬鬆的環境，成了大家義不容辭的擔當。
誰都明白，人民日報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其他媒體。
首先想到為崔健正名的是老範。
與老範的談話中我發現他的思路是，為崔健和搖滾樂正名，可以徹底消除人們陳舊的藝術觀念，打開思想解放的大門。
連搖滾樂都能創作、演唱，其他就更不在話下了！
崔健（右一）與 ADO 樂隊在天安門前
崔健是朝鮮族，父母都是藝術家，生長在北京的大院裡。
其父崔雄濟說崔健從小就對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有一種強烈的求知慾望。
崔健熱愛的是搖滾樂，可搖滾樂在那個年代卻被視為典型的資本主義文化，無論演出還是詞曲都不被主流意識所容納。
尤其搖滾樂所蘊含的那種反叛精神、躁動情緒，更被視為異端，有人對搖滾樂的恐懼遠遠超過了對港臺歌曲、西北風、新潮樂派。
崔健每次出場，演出現場更是如臨大敵，甚至連觀眾的反應都要干預，不準起立、不許歡呼，我親眼見到一男孩因為跳起來跟著歡唱還捱了一腳。
1988年的7月初，一天，我正走在報社大院五號樓與十號樓之間的路上。五號樓是編輯大樓，也是報社領導辦公地所在，而十號樓的二層是文藝部。
迎面看到老範，他熱情地問我，最近寫什麼呢？有沒有好演出？然後就說：
“我看你們版面可以介紹崔健和《一無所有》。”我聽後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範，這行嗎？”老範斬釘截鐵地答覆：“行，沒問題。文章直接送給我看，要快，現在正是時候！”
1989 年瑪格南圖片社攝影師帕特里克·扎克曼鏡頭下的崔健
我興奮不已，趕緊打電話給一位音樂專家，請他動筆。
他動筆也很快，兩天後就完成了，那時都是稿紙上手寫，外地郵寄，本市或郵寄或乾脆見面取稿。
我將稿件排印成小樣送老範審閱，他卻沒通過，認為這樣寫過於專業化，力度不夠，既不適合媒體，也不適合大眾閱讀。
“你自己寫吧！快點！”老範最後要求我。他還告訴我尤其要描寫幾筆演出現場的情景。
我回到辦公桌前，寫寫改改，次日完稿、打印、出小樣，再送老範，老範當即通過，但一看我沒署名，就問，怎麼不寫名字？
我說，這文章原本是請專家寫的，可最後卻自己上陣，不大好，還是別署名了。老範微微一笑：那你就化名吧！
人民日報文藝版那時屬於副刊，因為刊登的都是評論、散文、詩歌、雜文，所以不用本報記者的抬頭，而是直接署名，我依舊寫上了顧土這個筆名。
等到作為頭條排上大樣後，老範審閱時又來電話，要求將《一無所有》的詞曲配在版面左下方。
可人民日報很少刊登歌曲，更別說還要詞曲一起見報了，人民日報印刷廠那時還是排版，工人也不會排呀。
我只好找到《歌曲》編輯部主任馮世全，他是《北京的橋》的作者，也是我的老熟人，《歌曲》登的就是詞曲，這種事情當然不成問題。
不過，他一聽要刊登《一無所有》，當即驚呼：真的嗎？
文章和詞曲見報後的當晚，我還在辦公室，收集蜂擁而來的反饋，驚訝、肯定、叫好、疑惑，應有盡有。
忽然呼機響了，那時沒有手機，座機都未普及。我一看，原來是《人民音樂》的編輯金兆鈞找我，我馬上回電話，他給了我一個崔健家裡的電話號碼，問我可否與崔健家聯繫。
夜裡，我與崔健的父親通了電話，他哽咽了，說感謝黨報為兒子說話，從此他們不再擔驚受怕：“我兒子乾的是正事兒！”
現在人們只記住了人民日報介紹了崔健、刊登了《一無所有》，其實，人民日報還主辦過歌星和歌曲評選，並且請崔健在評選開幕式演出中壓軸。
1988年11月10日，在人民日報第八版整版刊登了歌曲和歌星候選名單，人民日報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聯合舉辦的“新時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評選”揭開帷幕。
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理事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衝。
活動由我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下屬的國際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總經理江凌具體負責。
江凌曾是戰友歌舞團的歌唱演員，當時被稱為音像界的“大姐大”，她的公公是解放軍報社社長呂梁。
候選曲目囊括了改革開放十年來男女老幼最熟悉的歌曲，有許多就是流行歌曲，也有那些曾被批判的歌曲，大陸有100首，港臺有50首，外國有50首。
候選歌手不分唱法，結果成了歌手大檢閱。人民日報為此還專門在報上刊出選票，供讀者填寫。
評選開幕式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彭衝副委員長和中宣部、人民日報、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廣電部的領導一起坐在主席臺上，欣賞了候選歌手的演唱，
壓軸的就是崔健，他的歌曲叫《一塊紅布》。當天，新華社發出通稿，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直播，中央電視臺錄播，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消息。
演出後，我們問彭衝副委員長如何，他笑著說：很好啊，就是音響太大了。
原來，那場演出因為怕觀眾聽不清、不過癮，所以音量開得很大，而音響不知怎麼，又直對著主席臺，結果，臺上恐怕有點震耳欲聾了。
“新時期10年金曲回顧”演唱會在北京舉行。雖然崔健的獲獎作品是《一無所有》，但他上臺唱的卻是剛剛創作的《一塊紅布》。當追光打到他身上時，觀眾發現，他用一塊紅布蒙著雙眼。
1988年12月24日，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新華社的消息《“十年金曲”、“88金星”揭曉》，報道說：為廣大歌迷所熱切關注的“新時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評選”在京揭曉。
《少年壯志不言愁》《血染的風采》《黃土高坡》等24首大陸創作歌曲，《我的中國心》《故鄉的雲》《龍的傳人》等12首港臺歌曲以及《北國之春》《草帽歌》等12首外國歌曲獲獎。
董文華、劉歡、蘇紅、成方圓、王虹、李玲玉、韋唯、鬱鈞劍、呂念祖、屠洪剛獲金星獎，此外，崔健、杭天琪、田震、孫國慶獲優秀歌手獎。
評選結束後的頒獎大會12月31日在濟南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文化部、廣電部、山東省四套班子、濟南軍區主要領導到場，臺灣歌星包娜娜壓軸演唱，那個時代所有最出名的詞曲作者悉數登臺領獎，其中的趙季平後來成為中國音協主席，他的獲獎曲目是《酒神曲》。
由於獲獎外國歌曲中日本歌曲最多，所以日本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特意趕往濟南領獎，他一個人抱著一堆獎牌，滿臉笑容地走下舞臺，這也是80年代的時代特點，所有外來的東西，數日本最多。
自從人民日報介紹崔健並主辦演唱會後，崔健的創作和演出便毫無阻礙、順利進行，媒體報道崔健和搖滾樂也不再是禁區了。
這就是人民日報的影響力！
說到人民日報在當年思想解放的作用，我也深切懷念當時的音樂界前輩賀綠汀、李煥之、時樂濛、晨耕、張非。
他們都是資深的革命家，又都是傑出的音樂人，那時，賀綠汀是中國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李煥之是主席、時樂濛是副主席，晨耕和張非主持中國音協日常工作。
他們以自己的資歷與名望領導中國音協，為各類音樂創作和演出開闢寬鬆的環境。
只要社會上一有風吹草動，有人又想揮舞棍子時，晨耕和張非兩位老師就會打來電話，希望人民日報發表賀綠汀或李煥之的文章，文章一見報，那些作曲家和作品也就化險為夷了。
一晃30年過去，老範早已作古，賀綠汀、李煥之、時樂濛、晨耕、張非相繼辭世，崔健已經是中國搖滾樂的爺爺輩了。
葉小鋼、譚盾等人的作品都成了音樂創作的主流，當年的那些批判理由和討伐環境，在今天看來，竟然變得不可思議、無人相信，真是昨非今是、滄海桑田，難免令人感嘆！
中國文史出版社 | 親歷 親見 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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