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厲有為
整理 | 葛幫寧
視頻 | 趙 偉
剪輯 | 幫 幫
本文首發於《中國汽車報》
這是我職業生涯裡極具挑戰的30分鐘。
當他沿著自己的人生軌跡和思路開始講述，他立即成為語言的主宰和靈魂。他的神態自帶威勢，他的語氣不容質疑，他所傳遞的無形壓力亦迎面撲來。
我試圖調整思路跟上他的節奏，但在剛展開的前半小時裡，種種努力均不見效果。或許在他看來，我對他們那個激情燃燒年代的理解淺白如溪，對與他探討時代的宏大敘事與個人命運的抉擇缺少積澱與共鳴——這可從他幾次打斷的提問中窺見端倪。
就在這徐徐推進的鏡像中，他逐漸敞開心扉。
厲有為，遼寧新民人氏。1937年生於農村，從小牧牛。1949年遼寧解放後開始讀書，畢業於吉林工業大學機械製造管理工程專業，供職於一汽和二汽二十餘年；繼而在十堰市政府、市委，湖北省政府，深圳市人大、市政府、市委，廣東省委和全國政協從政二十五個春秋。
退休後以民為友、以牛為友、以詩為友、以球為友。
這是他在編著的《悟牛齋詩詞選及詩評》一書裡對自己的簡略概括，但他的實際經歷遠比這些文字精彩。
他度過了怎樣的少年放牛時代？他怎樣歷盡艱辛從一汽輾轉到二汽？他為二汽尋找骨幹幹部做過哪些創新和改變？從政後他又如何從另一個角度支持二汽發展？
2018年5月22日，深圳酷熱難擋。幾經相邀，訪談在他的＂悟牛齋＂書房裡進行，這是佛學大師本煥百歲時題贈他的書房雅號。而在接下來的6個多小時裡，他為我們口述其鮮為人知的汽車生涯。
本次採訪得到二汽老團幹謝愛民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以下為部分訪談節錄。文章很長，但值得一讀。
01
求學生涯
我今年81歲。1937年我出生在瀋陽市新民縣（新民市），離瀋陽市約60公里。祖輩逃荒到東北，在新民縣開荒種地。
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父母就我一個孩子，我從小放牛。1949年遼寧解放後開始讀書，這時我已經13歲，其他孩子6歲上學，我個子又高，就堅決不讀一年級。經過多方周折，做工作，學校才同意我直接上三年級。
在這之前，我只跟外祖父念過幾天的私塾。外祖父是老中醫，也是私塾先生，他教我學過《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
4年後，我考上新民四中。學校在白旗堡，沿鐵路線有一站叫大紅旗站，原來叫白旗堡站，解放後改成大紅旗站，白旗堡鎮也改成大紅旗鎮，離我家約20公里，要住校。報到後要填表，要寫出生年月日，而且是陽曆。我不知道陰曆陽曆怎麼換算，老師說，我給你換祘。現在看他也換祘錯了。
他給我祘的是1938年1月6日，這個日期伴我一生。其實跟我實際相差好幾個月，我屬牛，是舊曆1937年3月18日生。
我喜歡運動，初中後在排球隊和籃球隊裡打球。我參加過兩個選拔賽：一個是國家青年排球隊，去瀋陽參加選拔。一看，做的全是就地十八滾，要真成為職業，豈不天天在排球場滾？骨子裡我不想去，就沒好好測試，被淘汰了。
再一個是飛行員選拔，這我非常願意。但當時有規定，獨生子不在選拔之列。我是獨生子，本來沒資格，但我堅決要去，經過軟磨硬泡，終於徵得同意。
選拔很辛苦，前面部分我也基本過關，最後還是被淘汰出局。什麼原因？鼻炎和沙眼。北方沙子大，都跑眼睛裡。鼻炎是給凍的，小時候冬天和叔叔去打魚，落下了鼻炎。
考試時，他們拿出十幾個瓶子讓我聞，讓分別說出是什麼氣味。一則因為鼻炎，二則我在農村長大，從沒聞過那麼多氣味，好多氣味我分不清，一檢查是鼻炎，鼻中隔彎曲，還帶有囊腫。
被淘汰後，我大哭一場。班裡選上了三位同學，但最後都沒有飛上天，做了地勤。
考高中時沒太費勁，考上了新民高中，是所百年老校。我是學校團委委員，當過宣傳部長，也當過學習部長。因家庭困難，我申請了助學金，學費不用交。助學金就是伙食費標準，一個月4塊錢。
1956年進高中，正趕上大躍進，寒冬臘月要修水庫。在新民縣柳河上修富貴營子水庫，冰凍三尺，地都是凍的，大鎬下去就是一個白點，你說壩怎麼能修好？土怎麼能夯實？春天一蓄水，全都被沖垮了，淹沒了好幾條村，這本身就違背客觀規律。
然後大鍊鋼鐵，我們一個高中班辦了兩個廠。一個造紙廠，做黃色的＂馬糞紙＂，另一個滾珠軸承廠，把鋼筋截成一段一段的，然後加熱，用模子人工打成滾珠。因為修水利要推車子，要軸承化。
學校已基本不上課，我們去支農，幫助秋收，深翻土地，什麼農活都幹。還搞大練兵，晚上揹著行李去拉練，困得邊走邊睡。大家都吃不飽飯，餓得渾身浮腫。班上40多位同學，熬不住的都跑了。
我是校學學生會幹部，什麼事都得帶頭。我是優秀學生幹部，高考前，校長和老師找我談話，意思是今年高考政策和去年一樣，像你這樣學習好的學生幹部都保送，你不用準備高考了，你最後再給學校做個最後貢獻吧。
我一聽，還挺高興。做什麼貢獻？籌辦思想展覽會。於是，我就絞盡腦汁、千方百計籌備這個思想展覽會。現在聽起來可笑，怎麼思想還能展覽？但當時大躍進年代就是這樣！一個多月後，展覽會籌備得差不多了，校長又找我談話。
他說，有為，對不起，今年國家政策有變化，除師範生保送外，其他專業都要考試。這樣吧：你報北京師範大學吧，我們保送。
我當時還有些口吃，說話不太靈光，所以我就說，我自己都說不好話，當老師去給人講課肯定不行，我還是參加高考吧。
時間很緊，我把同學的複習提綱拿過來趕快複習，一個禮拜都不到，就去參加考試。我填的第一志願是地質學院，可以走遍全國去探礦。第二志願是鐵道學院，鐵路職工可以跑遍全國不花錢。
吉林工業大學（2000年合併為新的吉林大學）是第五志願，最早叫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後攺名為吉林工業大學，結果吉林工業大學提前發放錄取通知書，讓我提前5天去報到。到學校後才知道，要委任我做團支部書記，其他4個團支委也都提前到校進行培訓。
02
從一汽到二汽
1959年，我進入吉林工業大學機械製造系讀管理工程專業，學制5年。正是困難時期，大家都吃不飽飯，我全身浮腫。有一次考試只考物理一科，免得大家累著。學校規定，凡是浮腫的學生幹部免考，給3分，當時實行5分制。
所以，我在校5年，就得了這一個3分。因為這個3分，畢業時就不能被評為優秀學生。上大學困難到什麼程度？學機械製造工程，至少得有製圖儀器，起碼要有丁字尺、三角板、圓規、計算尺吧？這些我都沒有，因為買不起。
幸虧有個同村的校友，他叫趙壽福，我至今都還記得。我入學那一年他畢業，他就把他那套製圖儀器送給了我。大學也沒收學費，跟高中一樣，助學金還是伙食費標準，每個月標準是13塊錢。
困難時期長春也修水庫，現在的新立城水庫就是我們那時候修的。我幹了一個多月的活，由東山取土往西山方向推，一車土就將近一立方米。
同學們都願意去，為什麼？能吃飽飯，這一個月基本沒餓著。後來我到長春，還喜歡去新立城水庫看看，樹林已長得非常漂亮。大堤2700多米長，非常漂亮，蓄水三點六億方，是長春的兩個水源地之一。
大學期間讀書倒沒受太大的影響。1964年大學畢業，那時候國家分配，分你去哪裡就去哪裡。我希望分到鐵路部門，一門心思想全國跑。
結果被分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一汽）。後來才知道，一汽是與吉林工業大學結合最緊密的企業，也是吉林工業大學的實習基地，很多同學畢業後都分到一汽，尤其是那些學汽車專業的。
雖然我學的是機械製造工業經濟，但學校想派一個學生幹部到一汽，成為學校的內線，便於實習，而一汽也想選懂管理的，就這樣我就分到一汽了。
到一汽人事部去報到，對方問，你想到厂部管理，還是想去車間？我想到車間學習，到基層鍛鍊。但分配時剛好相反，把報厂部管理的同學分到了車間，我被分到厂部管理。
具體來說，就是“三室”，這是一汽領導的核心科室：總規劃室、綜合計劃室、總調度室。我在總調度室做綜合調度員，也在綜合計劃室當過綜合計劃員。
畢業後，一年實習，我就到鍛造車間、底盤車間、鑄造車間、發動機車間輪流實習勞動，現在這些車間都改為廠了。將來要做管理，這些汽車工藝都得懂。
鍛造廠工人定量一個月42斤，我在那裡幹了好幾個月，也按照鍜造工人定量，經常定量不夠吃，食堂給的飯量不足，又沒油水，這點糧食根本不夠。那時候一汽一號門外有不要糧票的油條賣，我每天早晨去買油條填肚子。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奉命組織一汽紅衛兵，這是一汽第一批紅衛兵。被稱為官辦的紅衛兵。造反派起來後，說我們是官辦紅衛兵，是小爬蟲，是某某領導的紅人。我們被打下臺，停止活動。
造反派暗中拉我加入他們組織，其中就有跟我一起畢業來的同學。我說，我已經是被你們打垮的紅衛兵，還有什麼臉參加你們組織？我什麼也不參加，幹好活就完了。
我這人好學，鄧拓的《燕山夜話》，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記》都讀過，也喜歡經濟學家孫治方。孫冶方的書我看了不少，也完全同意他的觀點——鼓勵職工要有獎勵，除工資待遇外，還要有激勵機制。
但在當時，這些書都是“黑書”。我不是當權派，又剛畢業，就說我是領導的紅人，批領導時把我捎上批。此外，造反派批判孫治方搞物質刺激，是修正主義，批判我是孫冶方的徒子徒孫。
造反派在我辦公桌牆上貼對聯，是用白紙寫的。上聯是“造反派鬧革命決心已定”，下聯是“糊塗蟲打掩護混蛋透頂”，橫批是“觀點不同”。他們一貼上去，我就撕下來。我不服氣，跟他們對著幹，對立得很尖銳。
造反派後來又奪廣播室，又搶宣傳部，還佔領了厂部，遊鬥領導，一汽開始停產。正好在這時，毛主席號召三線建設（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進行的一場以戰略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準備打仗，一汽要支援建設二汽。
一汽人被分成三部分。其中1/3留在一汽，維持生產；1/3到吉林省，籌建吉林省內的小三線；1/3去大三線，到湖北十堰籌建二汽。其實最後並沒有這樣完全照辦。
申請籌建二汽的人要有四個條件：一是自己表現好，二是沒有海外關係，三是祖宗三代出身好，四是自己申請，組織批准。
我這人佃農出身，沒有海外關係，表現也還可以，就第一批報名要去大三線。紅榜公佈時，我被批准。就這樣去了二汽。
上：新民高中五九（六）班合影。
下：大學同學在長春勝利公園。
03
輾轉到十堰
都說湖北十堰很苦，又熱又潮，蚊子比蒼蠅大，蛇會鑽被窩，全是大山。但再困難也要去，1966年確定去二汽，1967年5月23日進山，這個日子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你想想，人生一大轉折，到大南方去籌建一個新廠，而且又是第一批人，能不印象深刻嗎？
跟我一起進山的有幾十個人。我分在生產準備處，處長張明忠，是個老幹部，調一汽時就是團級幹部。我們從長春坐火車，晚上到錦州火車站，正好遇到兩派武鬥。車頭入庫，車廂被甩在站臺，而我們所在車廂又處於兩派交火的鐵路中間。哎呀，那真是危險，我們都不得不趴在地板上。
直到武鬥停止，司機才把車頭從庫裡開出來，拉著我們繼續走。經過北京，到襄樊（現在的襄陽）後，我們提了二汽訂的第一輛襄樊產大客車，全車七八個人，坐著往山裡開。
經過石花街，經過漢江，經過谷城縣，然後沿老白公路前行。老白公路是從老河口到陝西白河的一條山區公路，要經過十堰，公路是1934年李宗仁抗戰時修建，已破爛不堪。只有個水底橋，因為山區都是季節河流，水大時根本過不去。
開到丹江口的浪河店時，正趕上下雨，下雨就塌方，車過不去。山裡哪有能容納七八個人的旅店？我們只好在公共汽車裡住了一宿。沒飯吃，就派人去老鄉家買點雞蛋，煮熟後拿回來吃。再請老鄉幫忙，把塌方的土清理後，又繼續往前開。
前方又遇到河漲水，車開不過去。我們親眼看到前面的軍車，綠色的越野車，過河時被洪水衝到下游。客車不敢過，只好又停下來，等急流過去後再走。開到老營時，我們在老營宮又住了一宿，第三天才到十堰。
到十堰後，我們都非常失望。這裡怎麼能建廠？
在十堰老街看到一個打鐵鋪，四根棍子支著一個蓆棚，兩個人在打鐵，一個拉風箱。老鄉的房子沒有一塊磚，全是土坯牆，房頂是黑瓦片，四處漏風。
我們繼續往張灣走。張灣叫蘆子溝，蘆子溝前邊有棵大拐棗樹，結的果實一拐一拐的，能吃。拐棗樹下有間土房，是十堰的百貨商店，後來我們管它叫十堰的王府井。
土房裡賣野生黑木耳，兩三塊錢一斤，當地農民沒有購買力。商店還賣寬幅條布。那時候買布要布票，一尺寬幅條布只要三寸布票，可以做被裡、被面和床單，我們都喜歡買。
進山走到六里坪，快到十堰時，我們看到山上結的小果子。果子有個小揪揪，挺好看，還沒長熟，什麼果子誰都不知道。我就摘兩個揣兜裡，準備到山裡問群眾。到山裡後一摸，兜裡全是油，並且把衣服全油了。這才知道是桐油果。
十堰產板栗。我買過不少板栗，放在用布做的旅行兜裡，沒多久打開一看，爬出來全是肉蟲子。以後才知道，板栗生長時，蟲卵就長在裡邊，等板栗長成後，蟲卵遇到合適溫度就孵出來了。板栗上全是洞，爬出來都是蟲子，沒法吃。回想起來很有意思。
山裡沒有試製條件，我們就到武漢搞生產準備。生產準備室有20多人，因執行不同任務分散開。武昌有個關山發動機廠，我們就依託它來搞試製。二汽在漢口買了房子，位於中山大道1075號，漢口的制高點，舊社會老工商聯的房子，我們就住在那裡。
這期間正好趕上武漢“7·20”事件，我們所住的老工商聯樓房，三個造反兵團要搶這個制高點，以便武鬥佔據有利地形，三個兵團爭鬥時，我們用的東西，包括涼蓆、洗臉盆、書籍，以及鋪的蓋的全被搶走。我帶去的幾箱子書，以前寫的詩詞文章，全都沒剩下，很可惜。
沒辦法，我們就到關山發動機廠，住新搭建的蘆蓆棚招待所。武漢七八月份，白天熱得像蒸籠，電風扇根本不管用。蘆蓆棚招待所周邊都是池塘，有種稻田的池塘，也有種藕的池塘，蚊子還特別多，必須掛蚊帳。
窗戶不能關，否則會被悶死。開窗戶有風，但就有蚊子進來，我們打蚊子藥噴。噴完後什麼情況？拿簸箕掃，一掃就是半簸箕蚊子。打完藥後還得開窗戶，蚊子還得進。睡蚊帳裡，身體、胳膊、腿挨著蚊帪，馬上給咬個大包。那時候很難人睡個囫圇覺。
兩派武鬥時，放燃燒彈、放信號彈，像真打仗一樣，我們的招待所又在其間。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蘆蓆棚都被打穿了窟窿。旁邊老鄉的雞窩被打著，雞死在裡邊都快熟了。
武鬥太厲害，我們十幾個人就坐船去南京。南京汽車廠也是包建二汽的，我們住在南汽招待所裡躲起來。等事態平靜後，再回到關山發動機搞試製。
這時山裡來令：你們這些搞試製的，要進山搞“鬥批改”（鬥爭、批判、改革，文革早期對文革理想目標的初步設計）。我們就分批分期進山。
關鍵時候處長救了我一命。我到關山汽車站，準備坐公共汽車去火車站。快上公共汽車時，處長派人來找我，讓我留下，說這邊工作這麼緊張，“鬥批改”下批再去，並且已徵求過山裡意見。
我就跟著招呼我的人一起往回走。還沒出站臺，（我準備坐的車）這輛車剛開出去，就與另一輛車相撞，死了幾十個人，我們又去參與搶救。我說，真是撿了條命，處長不讓我進山，真的很幸運，救了我一條命。
04
”你們要造反啊“
我由武漢進山後，我參加了選廠址，20多個分廠已經排到23。分廠怎麼佈置？山裡沒有整莊平地的地方，就一個廠擺一條溝，現在號稱百里車城，沿著老白公路，100華里範圍內都進了山溝。
廠址怎麼選？那時候哪有路啊，就拿個軍用地圖，連村子都標註得清清楚楚。全靠走路去看。不能穿皮鞋，不能穿布鞋，當時也沒有布鞋，我們都到十堰的王府井去買草鞋。
為什麼？進山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地群眾都來圍觀車，他們從沒見過車。狗圍著車叫，學生孩子都給車敬禮，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一看我們有打陽傘的，有戴墨鏡的，還有穿高跟鞋的。不知道這夥洋人都是什麼人？群眾圍著車看西洋景。我看他們沒一個穿布鞋的，更沒穿皮鞋的，全都光腳穿草鞋，小孩都不穿鞋。
基建領頭人叫徐家寬。我們一起討論怎麼建廠？十堰條件太差，沒有公路，汽車進不來。沒有磚瓦灰沙石，就一條水路，得用船從丹江口運到鄧灣碼頭。建這麼大一個汽車廠，鋼材設備怎麼運？
那時毛主席提出“靠山近水扎大營”，這裡離漢江挺遠，離堵河也挺遠，並不近水。靠山倒是靠山，已進到山裡去了。林彪提的“靠山分散進洞”，這根本不行，精密設備、精密機床全進到洞裡，沒幾天就都生鏽了，根本不能生產。
所以周總理就改為叫“靠山分散隱蔽”，把“山散洞”改成“山散隱”。選十堰基本按照毛主席的“靠山近水扎大營”，選廠址基本按照周總理的“山散隱”，山體相對高度一二百米。
我們研究後認為這裡不行，沒法建工廠，需請示中央另選地方。就打電話向國家建委副主任謝北一請示。謝的答覆是：你們不一定在十堰這棵樹上吊死。
我們說，漢江邊上既有鐵路，又有公路，山的相對高度和十堰差不多，也能隱蔽。謝說，可以考慮到那裡去。他還提了兩條意見：第一，不要和五機部坦克廠爭地盤；第二，不要在丹江口水庫的水線以下。要選擇高的地方，否則洩洪就給淹沒了。
接到這個電話指令，我們非常高興，感覺有救了。這樣，我們就跑到襄陽穀城縣選廠址。選了兩個鎮：盛康和廟灘。這兩個鎮離鐵路、公路和水路都近，山的高度和十堰差不多，樹比十堰長得好，隱蔽性應該更好。
我們拿著軍用地圖揚馬跑，總裝廠擺哪裡，車橋廠擺哪裡，發動機廠擺哪裡。選了近半個月，背個綠色軍壺，每天得喝幾壺水，得穿壞兩雙草鞋，後來就買雙厚襪子穿上。吃住都很辛苦，你說一個鎮上，哪有什麼條件？但因有上邊指令，大家幹得都挺興奮。
我們正要回十堰彙報時，軍代表來找我們。他們問，中央定的十堰，你們竟敢這麼搞，你們要造反啊？
完了。這就被定性為廠址造反反革命事件，徐家寬首當其衝，我是廠址造反的黑干將，那就寫檢討吧。
籌建二汽國家計劃投資16個億，我們在給中央起草的報告裡就寫過，要是把二汽建在盛康和廟灘，最少可節省1個億，這還是比較保守的算法。
此外，運輸也更方便，擋牆護坡會少建，因為從溝腦到溝口坡度沒那麼大。相反，要是在十堰建廠，從溝腦到溝口，一條溝裡擺五六個車間，地勢高度相差較大，電瓶車爬不上去，平整工程量非常大。
軍代表批判我們說，這1個億你們是怎麼算出來的？純粹是唬人，欺騙中央。
跟他們說不清楚，什麼帽子都有。我寫了很厚的檢討書，給自己扣帽子，什麼政治覺悟不高；毛主席路線沒學好；受了劉少奇“封資修”損害等一大堆。雖然心理不服氣，但還得檢討。
二汽政工組軍代表是個團長，名叫左鼎森，平常和我接觸較多，對我印象不錯。他就說，小厲出身好，素質好，表現也好，怎麼成反革命了？把他解放了吧。
這一句話就把我解放了。他又說，徐家寬也很能幹，搞基建全靠他，這人很老實，是個老黨員，老幹部，怎麼也成反革命了？二汽建廠全靠這些人。這樣，徐家寬也沒被打成反革命，就做了檢討，不了了之。
二汽建設中發生過三大反革命事件，這是其中之一，不知道你採訪時有沒有聽說過？第二個是反軍亂軍反革命事件，因為和軍代表意見不一致，有人給軍代表提意見，就被定為反軍亂軍反革命事件。
第三個是產品設計反革命事件。產品設計也出反革命事件，這就怪了。當時對發動機設計方案分兩派，一派主張採用直列六缸發動機，說馬力夠用了，而且有經驗。另一派主張用V8型發動機，結構更新，水平更高。
主張V8發動機這一派被打成反革命，要到襄樊農場勞動。俞雲煥（曾任二汽副總工程師，已去世）是反動權威，被派到襄樊去養雞。因為他工資高，養雞生的蛋叫做金蛋。他抽菸抽得厲害，後來因肺癌去世。
一汽“三室”歡送劉書澤（前右四）調二汽。
05
為二汽調幹
我被左鼎森調到政工組下面的幹部組，開始負責調幹。調幹的流程是：先發函，然後調檔，通過審查後，經過考核，再調用。二汽籌備缺人才，缺幹部，我每天晚上發聯繫函，至少發100封以上。
我先後被派到一汽和富拉爾基重型廠去調幹。到一汽時，一汽也是軍代表掌權。一號首長不見我，派來了三號首長。三號首長一見面，就給我個下馬威。他說，你們二汽是走資派的黑窩，你又想保護哪些走資派？
我說，三線建設是毛主席號召的。毛主席說，三線建設不好，他睡不好覺；說二汽建設沒路，他騎著毛驢也要去；說二汽建設沒資金，他的稿費都可以拿出來……怎麼就成了走資派的黑窩？
他又說，你們要的不都是這些人嗎？不都是走資派嗎？要走資派。沒門。
我就想辦法找一號首長。這三號首長太厲害，一號首長可能好些。一號首長還是不見，拖了很長時間才見到。一號首長說話比三號首長好聽，他說，我們那位愣頭青，說話你諒解，我們該支援還是要支援。你們提名單，看需要哪方面的人？
一號首長表態後，我們就調了一批幹部，主要是產品設計、工藝設計、工廠設計這幾方面的技術員。
骨幹還是不夠，又派我到富拉爾基重型廠（富拉爾基第一重型機器廠），這個廠隸屬於機械工業部。我在這裡待了一個多月，當時富拉爾基廠已停產。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怎麼辦？那就找熟悉的人，從他們管人事的部門裡抽調兩個人來當我的助手，組成工作小組，讓他們提供名單。挨批斗的都是技術骨幹、共產黨員和老工人這些保守派，也正是我們想要的人。
軍代表反對我，說我擾亂軍心，宣佈我是不受他們歡迎的人。我住在招待所裡，下定決心，即使不受歡迎，也要在這裡待著，非完成任務不可。
最後我調了50多戶到二汽，其中包括富拉爾基重型廠的總工程師和總動力師。他們本來也想到二汽。我說，我這關沒問題，你去做軍代表的工作，做通了才放你。
還有兩個特殊調令也值得一說。一個是陳清泰，一個是馬躍。
陳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因為學業優秀被留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和馬躍都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鯉魚洲（地處鄱陽湖）農場勞動。他們的太太都先期被調入二汽，（陳）清泰的夫人樓敘真在二汽產品設計處，馬躍的夫人胡紹梅在二汽發動機廠。
樓敘真先來找我。她說，老厲，你把清泰給調過來吧。他現在很危險，肚子要大起來了……
我一聽挺奇怪。我說，只有你肚子大，你先生怎麼能肚子大？
她說，你不知道，鄱陽湖農場稻田插秧都在水裡，血吸蟲病相當嚴重。你再不把他調來，他可真就危險了。
江西鄱陽湖血吸蟲病聲名遠播，毛主席不是還寫過詩詞嗎？受樓敘真委託，取得左政委的同意後，我就到清華大學去調幹。
清華大學當時也很亂，一些人造反，沒人上課，也沒人管。我又回到二汽，跟樓敘真說，還得讓清泰發揮作用，動用他在學校的關係，否則我調不來，找不到人決策。
最後還是陳清泰疏通關係，清華大學才同意調出。他離開農場時，馬躍開著拖拉機送他到南昌火車站。緊接著，胡紹梅又來找我，讓我調馬躍。馬躍調來後，被安排到發動機廠管技術。
陳清泰呢？一看檔案，他有思想，能寫文章，就把他分到二汽政工組，政工組下有組織組、幹部組和宣傳組，他被分到宣傳組。
但他不想搞宣傳，就來找我說，老厲，我幹這個事不合適，你讓我歸隊，去搞產品設計吧。
我說，我得請示。我請示幹部組和政工組領導後，把他調到產品處。陳清泰和馬躍都乾得很出色，後來成為二汽領導。
陪宋平同志參觀二汽。
06
創新和改變
在幹部組時，我還做過兩次創新。
一是解放知識分子。
我在幹部處做過技術管理組組長，管技術幹部，副組長是夏德明，我們倆搭檔。當時對知識分子非常左，認為知識分子都是反動權威，是臭老九，是被批判對象。
那時候知識分子畫圖沒桌子，沒圖板，加班沒地方，沒檯燈。軍代表提倡大地為圖紙，畫圖製圖根本不需要幾個月，拿白灰在大地撒上線就可以。
怎麼解放知識分子？怎麼發揮知識分子作用？我提倡對知識分子實行“三個一”工程。現在看來不值一提，但那時候確實很有必要。
具體來說，不管是搞工藝的，管產品的，還是管規劃設計的，都要有一張辦公桌，要有一塊製圖板，要有一盞檯燈，就為知識分子爭取這麼點權益。
饒斌和張矛非常贊成。張矛說，好，就按小厲說的實行，都要滿足。
“三個一”工程基本都解決了。
二是任命工程師。
怎麼任命？說起來也很有意思。有一天，我看《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放了張照片，一位女同志爬到電線杆上修高壓線，圖片說明是“遼寧省某某單位女工程師在一線搶修”。
我注意到的是“女工程師”字眼，就拿著這份《人民日報》去找饒斌和張矛。我說，你看看，《人民日報》登有工程師頭銜，我們怎麼不能任命工程師呢？
饒斌一看，說好，你來策劃這事。
我就規劃任命總產品設計師、總規劃師和總工藝師，各分廠都有總工程師和工程師，不計出身年齡，只看本人表現。
那些出身不好的，像化油器廠的閻善鈞，搞化油器最有本事，以前不敢用。現在敢用了，提為總工程師，他本人勁頭也很大。只要一解放思想，那真是勁頭非常大。
我們任命了一批技術幹部，比如把俞雲煥提為總規劃師，把支德瑜提為總工藝師，把王汝湜提為總產品設計師。老專家全用上，而且都發揮作用，可以說是皆大歡喜。
這期間，我和發動機廠廠長毛德猶發生過爭執，很激烈。毛這人黨性強，事業心強，人也非常好。但沒辦法，我們是工作上的矛盾，認識不一致。
什麼事情呢？他把搞發動機設計的一批技術員，放到發動機廠辦學校去當教員。這麼做也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山裡沒有教育資源，沒有好老師。職工家庭都一個孩子，他考慮的是職工們的現實需要，別把下一代耽誤了。
我管知識分子工作，也管技術人員，我就不同意。我說，你這麼做不對，產品設計的還是讓他們搞產品設計去。
他說，我也沒辦法。
我們倆就爭論，但最後還得聽他的，因為他是廠長。
所以在二汽，我們做了不少艱苦工作。二汽的革命精神那沒得說，根本沒星期天。毛主席提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週末都不休息，要去挖洞。那些洞現在大都廢了，少數的還能養點蘑菇。
張灣露天電影場就是我們自己修的。我還記得要過革命化春節，饒斌帶著我們吃憶苦飯，喝菜湯。領導幹部和普通群眾之間聯繫得非常緊密。
1976年，也就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去世那一年，我得了兩場大病，差點死掉。當時我30多歲，得了六型肺結核，開放型，可傳染。還得了甲型肝炎。在張灣醫院住了兩個多月。
我在二汽的經歷，最早是到生產準備室，包括選廠址、試製、做生產準備等，後來搞過機械化倉庫設計。接著到（政工組的）幹部組，後來叫幹部處。1979年從幹部處調到二汽化油器廠。
化油器廠是二汽最西邊的廠，離廠中心最遠。化油器是發動機的心臟，這個廠領導不團結，經營得很困難，影響到總裝。化油器跟不上，總裝配線不得不停裝。因此，管幹部的二汽黨委副書記，也是我的直接領導高更新，就把我派到化油器廠。讓我去改變化油器廠面貌。
我這個科長（幹部處技術管理組組長）派到化油器廠，就提我為化油器廠黨委副書記，書記是個勞動模範黃林海，老工人出身。
從1979年到1982年，我在化油器廠幹了4年。團結大家，克服困難，圍繞生產，圍繞經濟效益，圍繞職工福利做工作，後來被提為黨委書記。4年來，雖然累得夠嗆，但化油廠確實改變了面貌。
1982年，我被調到張灣醫院當黨委書記。二汽有5個廠屬醫院，中心醫院是張灣醫院，醫院都是知識分子多，上面認為我以前管過知識分子，是派我去的理由。
我在張灣醫院幹了一年，採取了一些相應措施。張灣醫院前身是武漢市第一人民醫院，1970年為支援二汽建設，整體搬遷到十堰，與5708醫院合併而成。醫院科室裡全是老主任、老專家，工作了很多年，超齡也不退，年輕人上不來，缺少士氣。
我把這些老專家們集中起來，成立老專家諮詢委員會，給他們更好的條件，更好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讓他們把科室主任位置讓出來，再提拔一批年輕人。這樣，科室主任全換了，老專家們也高興。對他們都很尊重，哪裡會診就請他們去。
醫院職工沒宿舍，我就積極組織向總廠反應，申請立項建宿舍，向總廠申請要錢來發職工福利等。外科大夫連續做手術，有的一天都下不了手術檯，的確很累。他們都有補貼，以前發牛奶等，他們不吃拿到家裡給孩子吃。
我們就改變政策。上手術檯上的大夫，給牛奶要當場喝，要補身體，這是單位福利。
1989年在武漢工學院為孟少農雕像揭幕。
07
”你不要丟二汽人的臉“
1983年，十堰市要選市長，省委組織部派人來考核。二汽提了4位候選人：二汽副廠長莊鹹昌、計劃處處長劉進福、發動機廠廠長馬躍和我。這是後來知道的。
說實話，我條件還不夠。張灣醫院黨委書記是處級幹部，還不是二汽廠級幹部，而十堰市長是正廳級幹部。
莊鹹昌年齡偏大。馬躍比較符合條件，清華大學畢業，又在發動機廠幹，表現也不錯。有群眾反映，馬躍開汽車把腿摔壞了，膝蓋骨做過手術，有點瘸。考核組想找他本人聊聊，結果他正好出國了，否則就很可能是他，反正這事陰差陽錯的。
考核我時，他們分別到政工組幹部組、化油器廠和張灣醫院瞭解情況，據說反映都還不錯。
最後就只剩下我。二汽黨委書記黃正夏找我談話。他拿來一份傳真件給我看，他說，你作為市長候選人，這裡省裡發來的傳真件，過了十一你就去報到。從處長提為市長是跨一級了，應該高興。
但我是堅決不同意去。我跟黃書記說，我從來沒幹過地方工作，我又不懂黨政軍民學那一套，十堰與二汽矛盾又很深，我幹不了！你別讓我去了。
他說，這是湖北省委決定的，我可做不了主，你說的我替你反映反映。接著他又說，我們推薦你，這是好事，是重用你。
我說，重用我，我知道。但我幹不了。還有一層意思，我沒說，雖然職務提兩級，屬跨級提抜，但是工資待遇一半。
黃書記想到了這一層，他說，你去當市長，工資留在二汽，二汽長工資還有你的份。
我說，你讓我去當市長，我吃二汽的飯，市裡怎麼看我，那市長能當好嘛！你要一定要我去，我就一定要轉工資關係。
最後黃書記說，你再考慮考慮，明天再談。
第二天我拿出寫給湖北省委組織部的信給他，我說，請你幫我轉交，請省委組織部另選他人吧。
結果他一看我寫的信，直接就給撕掉。他說，你不要丟我們二汽人的臉。這樣吧，你幹不了再回來，我還要你。
我說，書記啊，幹不了，我還有啥臉回來？
停了一會，黃書記無奈的說，我給你反映反映吧！
他真去找了湖北省委付書記王全國反映，王全國當時管幹部。王說，這是省委常委會的決定，你要反映意見，我們開常委會時你去說。
黃正夏說，算了，還是做他的工作，讓他去吧。
就這樣，1983年10月初，我離開了二汽。
1982年4月，湖北省委決定二汽和十堰市政企分開，之前是市廠一體化，一套班子，二汽領導兼十堰市領導。1983年10月機構改革，不再設第一書記。分開後，我是十堰市第一任市長。
到十堰後，我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失敗了。當時市裡規劃要在六堰建一個體育館，而二汽也建體育館的需求。我就主張把市裡規劃的體育館拿給二汽建，因為市裡沒錢，建完後讓二汽管。市裡只有一個要求，有活動時全部免費開放。
說白了，就是我只管用，你來替我管。挺好的方案，但書記不同意，其他市領導也不同意。都說不行，市體育館就是市體育館，怎麼能交給二汽？
我又採取折衷方案。我說，那就不叫二汽體育館，也不叫十堰體育館，叫車城體育館，兩家都可以用。畢竟這麼點地方，大家合用一個體育館不就完了？
市裡還是不同意。只好作罷，這事沒搞成。
後來想辦法讓二汽劈山，在二汽車架廠前面山上另選地址，二汽多花了好些錢，建了體育館。而十堰市體育館又拖了很多年後，才真正建起來。
同一汽原調度處長李克剛合影。
08
怎樣為二汽服好務
到十堰市後，我的思想就是為二汽服務。怎樣才能服好務？只有關係密切才能服好務，我又採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個措施，從二汽調一批幹部。但要調幹部，像我一樣把工資掉下來，誰還願意來？因此，除我以外，從二汽調來的幹部，工資全留在二汽。二汽也同意。支援了一批幹部。好幾個副市長都是從二汽調來的。
第二個措施，我請李惠民（曾任二汽常務副廠長，已去世）和李廣智（曾任十堰市長，已去世）兩人做我的特別顧問。一個二汽的，一個市裡的。重大題目我要給他們彙報，每個月我要聽他們的意見。
李惠民在二汽很有威望，他做過管生產的副廠長，對汽車生產和零部件配套都很熟。我們希望給二汽配套的零部件更多能放在市裡生產，一是就近配套，二是十堰市也有經濟效益，這樣雙方關係就更密切了。
第三個措施，我、陳清泰、馬躍每月聚會一次。我們不叫頂層設計，而叫頂層協商。有什麼事情我們先協調，定下來就辦，避免在底下老攪矛盾。
這三個措施非常有效。我和地區也建立了聯繫。
十堰山區窮，有些地方群眾沒房子住，只好住巖屋，住巖洞。大川小川（十堰市茅箭區大川鎮小川村）我去看過，真苦，怎麼辦？我就讓二汽幫著扶貧。
當時還沒有希望工程，我們也不叫希望工程。就是二汽拿一部分資金，十堰市拿一部分資金，群眾再幫助一部分，解決住房問題。凡是沒房戶的建兩間，就地取材，山裡有樹，有木頭，建了2000多間房。
然後再由二汽出資金，每個村建一個文化活動室，由二汽各個分廠承包各個村。每個活動室要有電視機，有圖書。確實解決了群眾問題，民生問題。
我們也幫助二汽解決問題。十堰市裡沒蔬菜吃，山區沒地種菜，二汽這麼多職工，連吃菜都困難，那怎麼行？
我先找鄖陽地委專員、書記不理我茬，市裡和地方本來有些矛盾。我就越過地區，利用禮拜天，帶著班子成員直奔鄖縣。
我說，我們來拜訪你們，向你們學習。一是向你們求援，要在鄖縣給十堰市建個蔬菜基地。
對方說，這是好事，我們都贊成。但有困難，我們從來沒種過菜。沒技術，沒種子，沒化肥。種菜就不能種糧食，連口糧都沒了。
我說，這些問題我們都考慮過，只要轉為蔬菜基地，農民轉為菜農，3年內種子、化肥、農藥和口糧全補齊，最少補3年。
他們很高興，立刻領我們去選地。我們上午到鄖縣，吃完午飯就去看地，最後在柳陂鎮選了3000畝地。
3年下來，他們把大田改為蔬菜基地，轉得非常好。十堰蔬菜基地確實起了大作用，農民也富了。
我還要求建反季節蔬菜。鄖縣柳陂鎮蔬菜基地地勢低，要求找地勢高的地方建。這樣低地的蔬菜下市時，高地的蔬菜剛好上市。反季節蔬菜基地建在大川小川那裡，解決了二汽和十堰市居民吃菜問題。
還有教師問題。我當市長後，感到市裡師資奇缺，沒有好教師。比如張灣有個小學，只有一二三年級，沒有教育資源。
我就試圖調些優秀教師過來。但城市裡的優秀教師根本不願意到山區來，即使有願意來的優秀教師，學校也根本不放。
逼得我沒辦法。我就找書記商量，我說，咱們能不能採取特殊政策，先把住房建好，選好地，拿出一筆錢來，每排蓋五六層樓，給要來的教師做好交鑰匙工程。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承諾，到十堰的優秀教師，家屬可以解決就業問題。可以結合二汽考慮，當時二汽剛建成，也缺職工。
第三，對優秀教師實行“三不要”。不要戶口，不要糧食關係，不要人事檔案，只要是優秀教師，在大城市從教十幾年均可。貧困地區我們不去挖牆角。
接著我們在《光明日報》上刊登招聘廣告，連續打了一週。《光明日報》屬文化戰線，當時還不興做廣告。很多人都不知道十堰，就知道二汽建設。這一招很管用，吸引全國各大城市的優秀教師到十堰。
我跟十堰市教育局長交代，我說，一個學校只能調一兩個教師，最多兩個（教師）。即使鬧起矛盾來，骨幹走一個，天塌不下來，但要是來了五六個，那矛盾就大了。
教育局長也愛才，看到條件不錯的就破了這一條。從湖南大學來了兩個教授到汽車學院，結果湖南大學一紙告到了中央。中央書記處領導批覆了告狀信，大意是：這種做法是錯誤的，要湖北省委採取措施，堅決糾正。
要堅決糾正，我的天。湖北省委召開地市書記會議，會上有幾個城市的書記和市長就公開批評我：我們的教師都跑十堰去了，這怎麼行？你怎麼挖我們的牆角？有為，你給我們送回來吧。
一位省委副書記接著說，中央領導有批示，這要糾正。
我說，這個事情中央領導有批示，我就承擔。怎麼處理我都行，我接受處分。
我去找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我說，關書記，事情是我做的，你怎麼處分我，我都接受。但我確實是為了事業，為了東風公司，為了十堰市。我們沒有教育資源，不這麼做，師資也來不了。現在來了100多家，都是知識分子，都是奔著”三不要“來的，讓他們回去，他們有啥臉做人？在學校還怎麼從教？要是往回逼，弄不好可能出人命啊。
我說，你處分我吧。處分我都接受，別讓他們回去了。
關廣富說，你惹了禍，我看看吧。
最後關（廣富）書記做大會總結。他說，你們批評有為，說挖你們牆角，你們不考慮考慮，你們的知識分子政策是怎麼落實的？你們知識分子政策沒落實好，你們大城市的教師教師往十堰大山區跑，你還怪人家？
接著又對我說，有為啊，你們回去做工作，願意回去的回去，不願意回去的留下。
這就把我徹底解放了，也沒說處分我。他知道我是為公，所以支持了我一把。如果堅決貫徹中央批示，要糾正，都送回去，那我就惹大禍了。這事想起來後怕，也很冒險。
此外，我當時做決策，在茅箭區建立汽車工業園區，為二汽配套。現在已成氣候，乘用車和重型車都有。以前十堰市的工業產值，二汽佔70%~80%，現在剛好相反，十堰市的工業產值佔70%~80%，一二汽佔20%~30%。
因為二汽交通不便，我就想在十堰市建個機場。當時鄂西北還沒有機場，襄樊也沒有，老河口有個軍用機場。建機場至少需要6000萬元。
我就千方百計給民航總局做工作。民航總局最終同意，把十堰市機場列入五年計劃裡。其中國家補助2000萬元，十堰市出資2000萬元，二汽支持2000萬元。
國家支持的2000萬元已經列入計劃。黃正夏表態說，這等於是給二汽建機場，我們出2000萬元。
我就開始選機場場址，當時十堰地市還沒合，後來選在六里坪。六里坪屬丹江口市，由鄖陽地區管。鄖陽地委專員叫王良偉，是個農業專家。他說，我這沒問題，但你得做通書記工作。
鄖陽地區書記姓吳，說什麼都不同意。
我去做工作。我說，吳書記，機場建在你的地盤上，十堰要改變面貌，鄖陽地區也要改變面貌，武當山旅遊就能開展起來了。而且，飛新加坡的包機都聯繫好了。
他說，不行，那全是好桔子園，你把農民利益給侵犯了，給忽視了。
我說，佔一畝地，除經濟補償外，我們還解決兩個就業，甚至多幾個就業都可以，這對你對我都是好事。
他還是不同意。
沒辦法，我又請湖北省領導給他做工作，還是做不通。
這一拖就拖了30多年。
上次我去武當山機場，我說，我這個願望現在實現了。機場建成後，以前每年到武當山的遊客不到100萬人，2017年就達到800萬人，今年估計要超過1000萬人。
很遺憾，這件事我在任時沒做成。
與二汽黨委書記馬躍在黃龍水庫調研。
09
”除非讓中央特批“
我當十堰市長時，有兩件事很撓頭。
先說第一件。建二汽時，由於要急著出“政治車”，由軍代表決策，從河南、湖北等省招收15000名轉覆軍人，把他們培養為二汽生產骨幹。
這些人大都30多歲，已成家，家屬都在農村。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個分廠往往都是從一個縣招來的，全是老鄉，不好管。問題一大堆。
這樣每到春種秋收時節，這些轉覆軍人都要回去幫家裡幹農活。但汽車生產具有連續性，不能停，他們一回家，對汽車生產造成很大影響。
另外，這些轉覆軍人家屬來十堰與職工團聚的很多。他們就在山邊或者草地上搭個窩棚，老少三代擠一個棚戶，吃一個人的口糧，生活十分困難。孩子不能上學，家屬不能就業，有些家屬沒辦法，就當拾荒者，撿廠裡不要的東西去賣。
這倒也罷了，更有甚者，像二汽傳動軸廠，車間裡的電機都被拆下來賣掉。工具箱的成套工具也被拿出去賣掉。因為他們卻實生活太困難。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怎麼辦？按照當時政策，職工家屬必須要有城鎮戶口，才能分配家屬宿舍，孩子才能入學。十堰市公安局每年有一些“農轉非”指標，但只能解決個別家庭問題。二汽這15000人，恐怕100年也解決不了。
饒斌也犯愁。我看張矛在《饒斌回憶錄》裡記錄過，1973年四五月，湖北省委召開二汽建設座談會，饒斌做彙報。他說，1970年和1971年出政治車時，從湖北、河南調入的15000名轉覆軍人，人們多數家在農村，老婆孩子不能來，生活上有困難，請求省委能想辦法解決他們的戶口問題。
省委一位領導說，要劃個政策槓槓才好。
饒斌接著說，還有從上海、長春支援來的老工人，他們家屬也在農村。如果分批解決，工齡15年以上的有400多人，工齡20年以上的有100人。能不能先解決20年的，再解決15年、10年、5年的？
但沒有政策，誰都不能承擔。
我當十堰市市長後，深感二汽要這麼下去，職工人心渙散，勢必影響生產。怎麼能為二汽服好務？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於是就去找十堰市市委書記王清貴商量，想從改革戶口制度上尋找突破口。但這個題目太大，涉及全國問題更不好解決。
怎麼辦？那就縮小範圍，先進行中小城鎮戶口改革試點。通過調查研究，我提出了具體改革方案。王（清貴）書記讓我去給黃知真省長彙報，請省政府批准試點，分批解決。
省長想解決，但政策不允許。想批准試點，又擔心越權和引起連鎖反應。他對我說，湖北省這類問題不少，比如大治鐵礦、丹江口工程遺留下的職工家屬問題，拖到現在也沒解決……要解決你們的問題，除非讓中央特批。
黃省長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解決之路。但怎麼能讓中央特批呢？那就只有給上面彙報。於是，我又找王清貴書記商量，經他同意，以十堰市作為中小城鎮戶口改革試點為題目，以書記和市長個人名義，我起草了一封給胡耀邦總書記的信。
我在信中彙報了二汽和十堰市的情況，提出把十堰市作為中小城鎮戶口改革試點的請求。其中一個核心內容是，在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的前提下，解決二汽轉覆軍人家屬的“農轉非”問題。具體來說就是，這部分“農轉非”人吃議價糧（比計劃內供應口糧價格要高一點點的米、面等糧食），高出的糧價由職工個人負擔。
我就帶著信趕到北京，去找中辦主任王兆國同志。兆國同志在二汽幹過，對二汽和十堰情況非常瞭解，也很支持我們的請求。他說，不但會把信轉給胡耀邦同閱，還要做工作。
材料報上去不到10天，就得到中辦通知：讓我去北京。總書記有批示。
想不到胡耀邦同志在信上批了430多個字。我跟兆國同志說，這份資料能不能給我？
不能給。
能不能複印？
不能複印。但為了向省委彙報，可以手抄一份。
抄完後，我就給王清貴書記和黃省長打電話，給他們彙報。黃省長在電話裡說，你趕快乘飛機來武漢給我彙報。
我立刻飛到武漢，馬不停蹄就跑到省長辦公室，把抄來的批示給黃省長看。批示是這樣寫道：
“啟立、兆國同志：
“我們的戶口政策必須按照新的情況加以改變，過去的戶口政策，嚴格限制農村人口轉入城鎮，是按照過去的糧食情況制訂的，是適應於過去的情況的，是不得已的辦法。現在情況變了，因此不能再沿襲過去的辦法，延緩了中小城鎮的發展；
“我們現在要放手讓一部分有專長的農村能工巧匠和城鎮職工的農村家屬進入城鎮來就業，從而一方面發展城鎮各種生產和服務事業，一方面騰出一部分耕地，讓留在農村的人口占有更多的耕地，從而使農村富裕得更快，這是一個各方面都皆大歡喜的政策。
“問題是一個吃糧的補貼問題，即如果將這些人完全轉為城鎮人口，國家要拿出一筆錢補貼這些人的吃糖，因此，要說明這批人的口糧只能是由國家供應的議價糧。這一部分‘議價’沒有幾個錢，說清楚了，這些人是能夠接受的。
“這個政策中央許多同志都同意，也都理解。但下面的一些同志不理解，因此不執行。現在我們許多事辦不通，往往是沒有把道理講清楚。我們一些同志起草文件，往往只講應該如何如何，不講為什麼要如何如何。因此請有關部門迅速搞個文件下去，文件由國務院下達。王清貴同志的信，另由兆國同志酌情作復。
胡耀邦
（1983年）6．14“
黃省長讀完後，興奮得拍著桌子站起來了，叫道，這回好了，可解決了大問題了。我們省的遺留問題都可以參照總書記的批示解決了！太好了！太好了！
十堰市成立戶口改革試點領導小組，我擔任組長，分管政法的程秀傑同志任副組長，公安局局長擔任辦公室主任，成員由相關方面幹部組成，約有十來人。
試點方案包括任務和目標、解決範圍、政策界限、辦法與措施、審批手續和組織領導等。對於紀律，我規定了一條：任何市領導和幹部，包括二汽領導，絕對不允許借這個機會把自己的親戚朋友往裡塞。一經查出，將加重處罰。
十堰市4155戶、14415人的農轉非問題，就這樣得到了圓滿解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決這樣大量而複雜敏感的問題中，在最後檢查驗收時，竟沒有發現一件違紀行為，領導幹部也沒有一人違紀搭“順風車”。
為此，我專門寫詩一首《胡耀邦總書記為百姓解難》的七律詩：
千里相隔兩地愁，
愁完春種又愁秋。
夫妻見面芳心碎，
母子攙扶熱淚流。
草舍一間居幾代，
口糧幾代啃一籌。
達天信件批覆日，
一舉消除萬戶憂。
與二汽老同事郭寶昇、劉書澤夫婦在一起。
10
”二汽是國寶，沖垮不得了“
第二件事跟防洪有關。
二汽建廠時有設計規劃、建廠規劃和生產規劃，但沒有防洪規劃，也沒有防洪投資。1982年7月29日，十堰市遭遇洪災，24小時連續降雨帶來巨大損失，造成14人死亡，重傷7人。
二汽有12個廠36個車間全泡在水中。其中車橋廠擋牆、圍牆多處被沖垮，洪水從門窗進入車間，把從美國進口的格里森齒輪加工機床全埋在泥裡。廠區房屋倒塌，供水、供電、通信、交通中斷，道路、橋樑、水管、高壓線被沖毀。
為徹底解決防洪問題，湖北省做過可行性研究，但需要投資1億多元，十堰市與二汽各分擔一部分。但當時十堰與二汽剛政企分開，十堰市的防洪經費沒有著落。經請示湖北省，省裡請示國家立項資助。
我就去找水利部部長錢正英。我和她以前有過接觸，她去過十堰，對我很客氣。她說，有為啊，我們長江、黃河都還沒治理好，黃河是懸河，河床高出地面十幾米。最大的隱患都沒錢治理，你十堰排不上隊，列不上國家計劃，你去找（湖北）省委吧。
我說，二汽是國寶，毛主席、李先念都說是國家重點建設項目，不保行嗎？況且已經有了教訓，山洪相當厲害，14個人死了……要不然也不會找你。
她說，這也排不上隊啊，沒辦法，你諒解我。其實我也越級了，她完全可以不見我。
回來我就找當時的二汽廠長陳清泰。我說，聽說李先念同志前幾年來視察二汽講過防洪的事，能不能把記錄拿給我看看？
我一看，早在1970年代，先念同志就做過批示：二汽的防洪問題，真使人擔心。搞得不好，山洪有沖掉第二汽車製造廠的可能性……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把這個水害問題，真正地而不是虛假地、完全徹底地、乾淨解決之。”
但批了8年還沒解決。我就與王清貴書記商量，決定以十堰市委書記和市長的名義，給李先念主席寫封信，請求幫忙想辦法，儘快解決十堰防洪問題。
1984年9月1日，我們把信送到北京。結果沒多久，李先念同志的秘書就打電話傳達：先念主席對你們的信做了重要指示……主席說，他曾在鄂西北打過仗，曉得那裡暴雨的厲害。二汽是國寶，沖垮了不得了。防洪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應該抓緊落實。
接著，錢正英給我打電話，她說，有為，你來一趟吧。
我在她辦公室裡看到了先念同志的批示。
“姚依林同志並宋平、錢正英同志：二汽和十堰市的防洪問題，要抓緊解決。這筆錢應該花。否則，一旦發生類似安康的滅頂之災，損失就難以估量。請酌。李先念1984年9月27日。”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在上面批示：”請宋平、錢正英同志商量如何執行李先念同志的批示。“
錢正英說，有為，你真有辦法，找到主席那裡去了。你說吧，你要多少？
3000萬元。我說。
好。這3000萬元列到入國家計劃。每年1000萬元，列3年。她說。
那時候的1000萬元不是小數。就這樣，在李先念同志的關心下，我們治防洪治了3年。現在十堰的防洪，百年洪水都不怕。
為此，我也寫過一首詩《李先念主席批示解決十堰市防洪經費問題》：
深山建稱“三線”，
一廠一溝亦自然。
暴雨山洪明史志，
車間水毀有經年。
百年大計實無計，
無力防洪只少錢。
危難之中先念示，
工程喜竣保平安。
總之，當十堰市市長期間，的確給二汽，給十堰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好多事情都是越級的，都是逼出來的！是在被逼得沒辦法時想出的辦法。
採訪在深圳進行。
1989年我到湖北省當副省長，管綜合這一攤，包括計劃和金融等。我記得很清楚，當年陰曆初三，人家都在過春節，我們就上班了。
當時二汽很困難，我負責給二汽籌集資金。我和襄樊市銀行約好，要給二汽襄樊基地籌款。由我領隊，帶著省人事廳廳長、省計委副主任，我們開了3輛車去襄樊。襄樊市出面接待，談得挺好，錢也籌到了。
回程走到棗陽，雪下得不大。對面突然竄出一輛吉普車，速度特別快，躲都沒法躲，直接與我坐的日本轎車相撞。事後知道，吉普車裡坐的是襄樊鐵路大橋局基建處處長，串親戚時喝了些酒，司機也喝多了。
我的秘書從前擋風玻璃直接躥出去了。司機被卡住，鼻子撞破，手骨折。我坐在後座，正迷迷胡胡的，猛地一下，頭栽下去，磕在前座椅下面的角鋼上，磕出了血。
我用囲巾捂住傷口，囲巾上全是血。我們緊急上另外的車往回開，剛好是禮拜天，都在過春節，醫院不上班。我掛了急診號，躺在病床上感覺天旋地轉，頭抬不起來，噁心得想吐。
醫生說，情況不好，襄樊沒辦法，你得馬上坐火車到武漢檢查。回到武漢，到協和醫院一檢查：顳骨骨折，腦震盪，腦水腫，就差一條，顱內未出血，否則就真完了。在醫院裡住了三個月，怎麼也睡不著覺，吃什麼藥都不管用，就是疼。還好沒留下大的後遺症。
到湖北省裡後，也是千方百計給二汽創造條件。二汽有困難，也來找我，我就成了湖北省的二汽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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