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盛夏，河北衡水的一位寒門女孩在考入北大後，發文“感謝貧窮”，引起坊間熱議。
同樣是2018年盛夏，導演鄭瓊帶著她的紀錄片出現在北京。
從2009到2015年，鄭瓊分別跟蹤拍攝了農村女孩馬百娟，小鎮青年徐佳，都市少女袁晗寒，用6年時間拍出了紀錄片《出·路》。
而今距片子開拍已近十年，出身寒門的馬百娟終於找到了出路——她嫁給了自己的表哥，16歲那年懷上了孩子。徐佳憑藉自己的努力，躋身城市新中產。至於袁晗寒，則遠在德國繼續著她富足但百無聊賴的生活。
所以貧窮真的值得感謝嗎？或許我們可以從三個孩子的不同成長軌跡中找到答案。
“謝謝你們來看這麼安靜和寂寞的片子。”
2018年7月底，北京。燈光漸漸亮起，在觀眾熱切的注視下，導演鄭瓊走上臺，鞠躬致謝。
這是紀錄片《出·路》的點映片場。這部三年前就已拍完的片子，如今才得以公映。和鄭瓊對其的描述不同，紀錄片安靜的語言之下，是三個世界的激烈掙扎——
天色仍暗，甘肅會寧山區的女孩馬百娟進了廚房。灶臺上放著一整塊泡饃，她撕下幾塊就著水嚥下去，背起書包匆忙出門。廚房的破舊門簾上，一個碗大的窟窿裡透出她的背影。
天方大亮時，湖北咸寧的復讀生徐佳已經坐進了晨讀的教室中，這是他的第三次復讀。牆上的紅色橫幅寫著斗大的勵志標語，徐佳則將頭深深埋入堆成山的教科書中。在這個復讀班裡，他將實現父親的“遺願”，完成自己的“使命”。
而此時，北京昌平的一幢別墅，袁晗寒剛從二層的臥室裡起床。輟學之後，她不再需要一大早趕去學校。她將心愛的畫架擺在陽臺上，斑點狗搖著尾巴湊上來撒嬌，她摸了摸它的頭。
從左到右：馬百娟、徐佳、袁晗寒。（網絡圖）
在鄭瓊看來，片中的三個人分屬三個世界：徐佳掙扎在通向羅馬的路上，袁晗寒則出生在羅馬，而馬百娟呢？可能終其一生，她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叫羅馬。
而如果沒有鄭瓊的鏡頭，他們的世界可能永遠不會有交集。
“削尖了腦袋想擠進去的地方”
2008年10月的一個下午，康小軍坐在鄭瓊辦公室的沙發上。
“晗寒退學了。”這位母親苦悶地說道。
而對鄭瓊來說，讓她倍感好奇的，是這個17歲少女做出的選擇。
不久後，在北京昌平，一座門前有竹林，後院有泳池的別墅裡，鄭瓊見到了袁晗寒。她坐在院子裡的鞦韆上，身材纖瘦。“那個老師特別討厭，她每天以跟我較勁為樂趣。”女孩輕鬆地笑著，回憶這段“捲鋪蓋回家”的經歷。
這帶給鄭瓊極大衝擊：“她怎麼就可以如此輕易地放棄了我一生可能都摸不到的，那麼多人削尖了腦袋想擠進去的地方？”
衝擊感來自於20年前，鄭瓊的咸寧老家。在那個夏天，她經歷了第三次高考落榜。羞恥與窒息感砸到面前，隨之而來的還有恨鐵不成鋼的父親手中的爐子，“那種感覺，就像是被整個社會甩出去了。”若干年後，京城一家咖啡館裡，鄭瓊平靜地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你也知道，在那樣一個小地方的封閉環境裡，考大學是唯一的出路。”
於是，這部名為《出·路》的紀錄片漸漸顯示出它的雛形。一年後，鄭瓊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湖北咸寧高級中學，在那裡，她見到了徐佳——一箇舊時的自己。
20年後，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但復讀班的樣子仍舊熟悉得讓人心驚，暗紅色掉了漆的書桌，書桌上壘起的“書牆”，以及一張張緊繃著的臉。唯一不同的是教室正前方掛著的牌子，上面鮮紅的數字寫著“38”，這意味距離徐佳第三次踏入高考考場還有38天。
英語是徐佳的弱項，他甚至在戶外時也要用鑰匙在地上劃出英語單詞，但這始終沒法改變他的分數。（紀錄片截圖）
第二次高考失利後，徐佳想過放棄。他南下去了廣州，在一家生產礦泉水瓶的工廠裡打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工資則只有30元。他還兜兜轉轉去東莞做過農民工，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咸寧的課堂。
徐佳的父親死了。
兩年前，他試開親戚的卡車，連人帶車摔下了山。臨死前，他給老婆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爬也要供孩子上大學。”
在咸寧，土墳被建在山裡。這個清明，徐佳陪母親上墳。母親極瘦，是當地一座紡織廠的女工。一天中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她都要彎著腰，將鋼管收進筐裡，天長日久，整個人拗成了一個纖細的問號。“問號”站在墳前，瘦小的身體裡爆發出巨大的聲響。
而立志要將錄取通知書帶到父親墳前的徐佳，又一次兩手空空地站在這裡。幾年後他回憶，“我當時甚至有輕生的念頭”。
良久，徐佳攙著母親下了山。這個夏天，他將再賭一把高考，賭注是什麼，他不敢想。
高園是與徐佳同屆的校友。在他的記憶中，“徐佳”這個名字在學校裡出場率極高，“復讀兩屆以上的“活化石”有很多，每年總有幾個名字會被老師拎出來‘鞭屍’，徐佳就是其中之一。”高園對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回憶。
但在高園第二次參加高考的夏天，“活化石”終於離開了學校。
徐佳最終考上了湖北工業大學，鄭瓊跟著他來到了大學的課堂中。溫暖的教室讓人昏昏欲睡，沒過十分鐘，鏡頭掃過的地方就已睡倒了一片學生。
在與徐佳的對話中，他慣常用空泛的勵志口號來表達內心的情感，但有一種理念卻被他表達得異常清晰：高考是唯一的出路。
“人跟螞蟻似的討生活”
野鵲溝小學是馬百娟家鄉唯一的學校，兩個老師，五個學生是這裡的全部人員。
鄭瓊拍攝當天，語文課的主題是“我的家鄉真好”。老師用鄉音念著課文內容：“過去我的家鄉，農民叔叔爺爺套著毛驢車趕集，現在柏油馬路上車輛穿梭，人來人往……足球場外邊樓房林立，鱗次節（櫛）比。”
馬百娟埋著頭，用手指點著課本上的小字。學校是兩間平房，一堵矮牆——牆裡的空地是操場，牆外的空地是家鄉。
但就是這樣的小學，11歲的馬百娟差點沒有機會坐在這裡。
“唸書幹啥，唸完要是考不上還不是回來種田嗎？”試圖阻止的是馬百娟的父親。他年過60，風沙在他的臉上留下刀刻一般的皺紋，彷彿剛從羅中立的油畫中走出來。
這是甘肅省白銀市會寧縣頭寨子鎮野鵲溝村的山裡。清晨，馬百娟的父親躺在高高的谷堆上，胳膊伸進麻繩套中固定，再一發狠站起來，肌肉便形成虯結的形狀。跟在他身後的是馬百娟，身上揹著比人還大的谷捆，驢子在面前開著路，一家人走在彎曲的盤山路上。
鏡頭陡然拉遠，直到這幾個影子變成一個個小黑點，鄭瓊坐在北京寬敞的家中，指著電腦屏幕嘆道：“人跟螞蟻似的討生活。”
2009年，馬百娟一家在山坡上搬糧食。（紀錄片截圖）
最終，馬百娟的父親被勸服了。再次得以背上書包的馬百娟很興奮，她穿著紫紅色的衣裳，誇張地擺動著手臂，粉色的鞋子歡快地踢在土路上，揚起塵土。她一路走，一路笑，笑容被前方的鏡頭忠實地記錄下來。鏡頭後的鄭瓊評價：“笑是她和世界交流的方式。”
但更多時候，笑可能是馬百娟與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幾經嘗試後，鄭瓊終於讓她說出了“臺詞”。“可能因為受教育太少，她不能給你一個完整的答案。你問她什麼，她都只能用一個字，或者一個詞來回答。後來我只能自己把這些語言組織起來，問她是不是這個意思。”
於是，鏡頭外的人們看到了馬百娟坐在土包上，拿著一張紙條，讀著別人寫下來的自己的想法，“我長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學，我上了大學，要去打工掙錢，我要一個月掙1000元，買面，因為我家面不夠吃。”
女孩的語調很奇怪，每到一個標點處就會停頓一下，吸一下口水，再著急地念下一個字。
但對於生在北京的袁晗寒來說，1000元只意味著試錯成本的二十分之一。
輟學之後，袁晗寒的生活一下子慢起來。她在閣樓上看碟，偶爾去草地上揪兩把草吃，或者用榨汁機把草打成紙漿，再用烤箱烤成紙，在那張紙上寫詩。日子冗長且無聊，“我恐慌的不是我沒事幹，我害怕的是我會不會一直沒事幹。”
為了對抗無聊，袁晗寒跑去南鑼鼓巷盤下了一家店面，用來改造成酒吧。彼時，店鋪的年租費用是兩萬元，“這在可承受範圍之內”。她穿著長裙給店面刷漆，並在牆壁上貼滿自己的攝影作品，卻只賣出了兩杯奶茶——顧客是鄭瓊。三個月後，酒吧倒閉了。
但可怕的無聊還在持續，於是袁晗寒又去巷口的情趣用品商店謀得了一個導購的職位。“（因為）我的性格比較壓抑，我覺得要找一個方式克服這個障礙。所以幹這個導購，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一個人走進來我就一定要賣給TA一件東西。半年下來，性格開朗挺多的。”
每賣出一件商品，給5%的提成。但袁晗寒反正不在乎，說至此處，她嗤笑了一聲：“你就想象一下，那麼小的一家店鋪，我一個月就是往死了賣，能掙多少？”
“命運好找個好人家嫁了，
這就是女孩的出路”
紀錄片點映結束後，現場有觀眾發問：“你拍完這部片子後，對片中的人物（的命運）有什麼改變嗎？”鄭瓊簡潔地回答：“沒有。”
面對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鄭瓊再次解釋，“這是一種救世主的心態。我沒有。”但事實上，在馬百娟一家看來，鄭瓊一度就是“救世主”。
攝影師、馬百娟與鄭瓊。（網絡圖）
拍完馬百娟的片段後，鄭瓊將其放在了iDocs紀錄片論壇的官網上。很快，一個加拿大人聯繫到了鄭瓊，表示願意資助馬百娟和她的哥哥讀完大學。
一切看起來很美好，只需一箇中國銀行的儲蓄卡。鄭瓊把這句話掰開了、揉碎了，攤在馬家大哥的面前，也沒能阻止他最後辦了一張中國工商銀行的信用卡。“跟他們溝通一直很費勁。”鄭瓊有些無奈。
儲蓄卡還沒辦好，馬百娟就離開了學校。此時她14歲了，身形在一眾孩子中大得有些扎眼，但年齡卻沒能給她的學習帶來任何優勢。於是一個明媚的晴天，馬百娟的表哥騎車載著她來到學校，辦理退學手續。老師想挽留，表哥說：“她直到現在，算數還需要掰著手指頭。”
14歲的馬百娟不再笑了，在後來的拍攝中，她始終背對著鏡頭，一種說不清楚的牴觸感。
馬百娟的父親對女兒的決定頗感欣慰：“不讀就不讀了，命運好找個好人家嫁了。女娃娃就找個對象，靠女婿著，就是這麼個出路。再沒有別的出路。”
他開始走出油畫。長時間的拍攝，加上功虧一簣的助學資金，讓他覺得這一切都沒有意義。“不拍了，不拍了。”他持著煙桿，在鏡頭前擺手：“我現在搞明白了，你是個人來拍的，不是黨的人。”
父親的聲線穿牆而過，馬百娟靠在牆壁這頭，沉默地聽著。她一時低下頭，用腳踢著石子，一時又蹲下，不知在想什麼。
兩年後，16歲的馬百娟嫁給了自己的表哥。同村的女孩們早已嫁做人婦，肚子漲得滾圓，和馬百娟一起站在牆根下，比較著各自孕肚的大小。馬百娟也低下頭，摸著自己的腹部，似在衡量它的輕重。
2014年6月，馬百娟嫁人了。此時同村的女伴早已結婚、懷孕。（紀錄片截圖）
千里之外的徐佳也迎來了自己的婚姻。求職季，在經歷了一番“廝殺”後，他終於將自己“賣身”給了一家電力公司。存了些錢，迎娶了自己大學時的女友。置辦新房的時候，他說“我要給她一個交代。”
拍婚紗照的那天，徐佳難得地摘下了自己的黑框眼鏡，露出其下的曬痕。“哥們兒，閉著眼睛，浪漫一點！”攝影師喊道。後者便僵直著身體，朝新娘挪了一下，嘴角努力向上扯。
“那一陣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有抑鬱症。”鄭瓊事後回憶道：“這可能是我的誤解，但你看，他連在婚禮上都是不笑的。”
在大學宿舍中望著窗外的徐佳。在宿舍裡，室友們很少交流內心感情——他們交流最多的，是哪個城市的工作“待遇好”。（紀錄片截圖）
鄭瓊曾嘗試撬開覆蓋在徐佳身上那層堅硬的外殼，因此在2012年進行第二次拍攝的時候，她花了幾個小時，和徐佳進行了一場艱難的對話。
“你為什麼活著？”
這個已經工作了的男人彷彿一息之間回到了當年的高考考場，他呼吸變得急促起來，表情緊張而又茫然：“為了家庭，為了我媽活著。”
“徐佳說話的時候，從來不說‘我’，主語從來是‘我們’。”鄭瓊頓了頓，給出了自己的註解：“你有沒有感覺，他其實是一個很沒有自我的人。”
為了求證，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撥通了徐佳的電話。在禮貌地聽完來意後，對方婉拒了採訪的請求。他的聲音悶悶的：“拒絕（採訪）沒什麼原因。你知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沒有原因的。”
“有些地方的人認為太陽是黑色的”
和徐佳不同的是，袁晗寒總是在對話中展現出極強的思辨能力。2010年到德國後，她在這裡一待就是八年，上了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
“真的待膩了。德國其實是一個階層十分固化的國家，這帶來了穩定，但也十分無聊。就是每個人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該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接受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記者採訪是在北京時間凌晨1點，電話那頭的袁晗寒剛畢業，但已做好了回國的打算：“我肯定會找一份工作，什麼工作都行，就在家悶頭搞藝術不跟人接觸，其實對創作很不利。”
影片公映後，鄭瓊不得不再一次解釋自己拍攝《出·路》的初衷：“這三個人物面對的問題，其實是中國各個群體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們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這些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毫無交流交集的隔離，也需要找到溝通的途徑。”
為此，鄭瓊曾想過為馬百娟、徐佳、袁晗寒三個人“製造”一次相遇，“看看能不能達到一種溝通”。她曾試著將袁晗寒的生活放給馬百娟看，那次可能是馬百娟這輩子第一次看到“視頻”這種東西。 但她並沒有表現出好奇。不說話，只是笑。
鄭瓊終於放棄了這個想法：“他們之間無話可說。”
在一次向鄭瓊借錢遭拒之後，馬百娟的哥哥憤怒地將她拉黑了。後來，馬百娟一家徹底與鄭瓊斷絕了聯繫。鄭瓊聽說，馬百娟也去了表哥所在的陶瓷工廠打工，地點就在那所她未曾讀完的小學旁邊。
小鎮青年徐佳躋身城市新中產，他買了車，並正在為一套學區房而努力。他很少發朋友圈，但兩年前曾發了一張圖片，圖上是一個男孩，站在一個成人的框架裡。“大多數人都是從小被禁錮在一個模子裡。”他配文說。
2016年10月的一個深夜，徐佳在朋友圈中發了這樣一張圖片。（徐佳微信圖）
袁晗寒則又陷入了“無聊”。畢業後，她還將在德國呆上半年，“旅旅遊，料理一下‘後事’。”
母親在一個星期前給袁晗寒發來了紀錄片的鏈接，但她遲遲沒有打開。“我知道紀錄片的內容，鄭瓊給我講過一些。我能想象到徐佳的人生，但馬百娟，她對我來說太遙遠了。”
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日子安靜地流淌著。袁晗寒沒事會翻翻書，最近讀的書名叫《當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作者走訪土著部落，探尋每種語言文化中的差異。
“你知道嗎，有些地方的人認為太陽是黑色的。”女孩笑著說。
寒門、小鎮和都市少女，起點不同、互不交集的三個人，用各自的方式尋找著“出路”。面對一座通往未來的橋，馬百娟連橋都看不到是什麼樣子，徐佳在橋上努力地行走、不掉下去，而袁晗寒早早通過，卻埋怨對岸的生活不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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