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時代中國經濟的不變與變
財經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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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如高鐵、家電，已處於世界最前沿，要繼續維持領先，必須自己發明。有些新產業，技術創新速度快、週期短，其研發投入主要是人力資本，而物質和金融資本投入相對少，這在互聯網、手機等行業表現最為明顯。比如，小米手機，雷軍創業之初，僅有100多名員工，一年之內就推出小米手機，100多名員工的人工成本並不高。再如，阿里巴巴，當年孫正義投資僅為3000萬美元，摺合人民幣2億元，資金投入不大，但利用的是高人力資本。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中國缺少的是物質資本，而人力資本差距很小，因為人力資本包含兩部分，即天賦和後天的教育，有時天賦比後天教育更為重要。現在，在後天教育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大，而在天賦方面，中國人口多、天才多，中國又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世界每年30%的市場增量在中國。因此，對於研發週期短、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的現代產業，中國有條件實現彎道超車，自己研發。
但中國還有大量的產業與世界差距巨大。從2017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覽會可看到，總體而言，中國製造業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比如裝備業，外國一部機器售價可高達500萬美元，而中國類似的機器售價僅為100萬美元，這意味著存在技術差距。我認為，只要充分利用這個差距，我國經濟還有每年8%增長的潛力。這是因為，從歷史數據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GDP是美國的21%，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我國臺灣、1977年的韓國的人均GDP也是美國的21%。在此差距下，日本、新加坡、我國臺灣和韓國經濟都維持了20年每年8%-9%的增長。上世紀70年代之前，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代表的、以人力資本為主要投入、研發週期短的產業尚未出現，彎道超車機會不多，當前我國比當年的日本、新加坡、我國臺灣、韓國等更為有利。在同樣的產業技術水平差距所給予的“後發優勢”的條件下，他們可以實現20年8%-9%的年均增長，從2008年起，我國應該有20年每年增長8%的潛力。
當然，把潛力變為現實，需要很多條件，2008年出現了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國際經濟比較疲軟，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經濟增長速度就會受到一定影響。另一個因素是國內的情況，要看供給側的一系列改革開放措施能不能落實到位。但是由於國內的市場大，可迴旋的餘地多，未來10年仍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應該可以實現每年6%或者更高速度的增長。中國現在的經濟總規模佔全世界GDP總量的16%，如果中國經濟每年增長6個百分點，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則為1個百分點。由於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在3%左右，這意味著全球經濟每年1/3的增長來自於中國。
第三，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對外關係，維持好的基礎未變。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還處於中高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向高收入水平前進，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在外部環境中，維持好中美關係是關鍵。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強，充分利用經濟互補性是保持中美關係的重要基石。
可以從收入水平差距看到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現在的收入水平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按市場匯率計算，約為美國的七分之一。這意味著中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對較低。平均勞動生產率低，代表所在的產業一般是技術水平較低、資本密集度較低的產業。而美國收入水平高，代表其附加價值高，代表所在產業的技術和資本比較密集。資本密集包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物資資本的密集。因此，中國產品與美國產品在國際上存在直接競爭關係的少。即使，未來中國的人均GDP與美國相當，產業處於同一水平，經濟合作的基礎將從現在不同發展程度的產業互補，轉變為同一發展程度的專業分工，如同現在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一樣，貿易仍然是互利雙贏。屆時，中國的市場是美國的四倍，美國那些在國際分工中具有優勢的產業也不能失去中國的大市場，中美合作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
雖然中美經濟互補，但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將對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帶來挑戰，中美之間的摩擦不可避免。但我們要充分利用中美之間經濟互補性這一有利優條件，維持一個較好的合作關係。
二、三點變化
第一，中等收入人群在國內增加，期望將發生變化，需要趨利避害，深化改革。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追求將發生改變，對生活質量、環境質量、透明度、話語權等的追求越來越多，自主性也逐漸增強。我們的改革必須以人為本，把握中等收入人群需求和人們追求的變化。一方面，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維持經濟穩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社會和政府治理的變革必須提上議程，比如，應建立針對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理機制。現在互聯網技術發展迅速，傳播影響力大，若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處理不當，可能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和認同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產人群的增加，人們對政治參與、自由度、話語權的要求逐步提高，需要進行相應的上層建築改革。
第二，世界經濟可能陷入比較長期的疲軟，不確定性增加，中國要沉著應對。日本從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後至今，27年未完全恢復復甦。歐美髮達國家也可能陷入相當長時間的疲軟。歐洲現在失業率較高，經濟增長1%左右。美國其實也未完全恢復，正常狀況下，美國經濟增長約為3%-3.5%，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到2020年美國的增長率也不足3%。導致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在危機之後應推行的結構性改革一直未真正落實。雖然從長期看，結構性改革有利於提高國家的競爭力，但短期內會降低消費，減少投資，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升高，在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狀況下，發達國家就很難推動結構性改革。因此，我認為，發達國家可能普遍陷入像日本那樣的長期增長低迷。發達國家低速增長，容易製造外部事件，以轉移國內的注意力，我國面對的外部挑戰將不斷增多。為此，我們要有理有據，但無論採取哪種戰略，都不能以犧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為代價。發達國家增長率慢，除了容易對外製造事端外，國內也容易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狀況。比如，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英國保守黨在選舉中失掉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內部也容易出現各種影響政治和社會穩定的事件。這都與經濟增長率慢，就業狀況不好，生活沒有改善等有關，我們需要有應對預案。
第三，國際治理結構面臨調整。“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主導形成所謂“佈雷頓森林體系”，由於制定規則的都是發達國家，很多規則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很公平，但對發展中國家不一定公平。之所以當時美國能主導這樣的國際治理體系，是因為美國在“二戰”以後GDP佔全世界超過50%。現在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治理結構也要隨之發生調整。美國GDP從佔全世界的50%降到現在不到25%，中國現在則佔16%-17%。中國只要可以維持6%以上的年增長速度，在未來10年，不管是用購買力平價計算還是以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會跟美國相當，甚至超過。當我國變成最大經濟體，國際治理結構轉變時，需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如“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有利於改善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更為重要的是，將給世界帶來一套新的、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的發展和國際治理理念，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帶動“百花齊放春滿園”世界大同時代的到來。
（林毅夫：長安街讀書會成員、
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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