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命是一门生意，所以想方设法活着是一种罪？
撰文丨墨黑纸白
为何我们始终坚持热衷于以赚钱为唯一人生价值体现？人命是一门生意这理论，大约是“更高级”理论下，被执行渗透在我们每个人意识思维里的敲门砖。
在一些所谓奸商的眼中，人命更是一门生意，但这个更字的背后是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捍卫体系的，即如何一起赚人命这个生意里的钱？
从发“国难财”过度到发“国人难财”
曾经流行的词汇里有发“国难财”这个词眼，我们闻之怒不可遏，我们恨之深入骨髓，但在苦难期过后，我们才又惊奇发现，发“国人难财”开始风靡。
正如这段时间刷屏的《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引起大众的关注并勾起不少影评人深度评论，但关注最多的并不是电影本身的价值，而是它怎么就能过审？
这个世界上最为奇葩的是，不是价值观本身所能引起的公众性思考，而是公众们突然发现，原来好多年过去了，大家都没有再看到过能够引起集体关注性的价值观。
我们沉溺在金钱的追逐和狂欢中，我们也无暇去深思影视本身应该带给人们的启迪和思考，能被审核出来已经是最大的恩惠了，这成了最卑微的愿望。
相比起药神里所说的，他只有20岁，他只想活下去有什么罪？如此煽情的台词，纸白君并没有多大的感触，难道说一个人没病没灾，他活下去就很容易吗？
人命是一门生意，并不止于医药界，这可能是这套逻辑背后更多的真相了，即从一个人出生的那刻起，他就开启了他所有的消费之路，至于盈利是否跟得上消费，这并不在某个社会的思考范畴之内。
我们总是蔑视美帝这类的发达国，他们的公民竟然连存款都不存？工资比我们高很多倍又能如何？还不是孑然一身，和我们一样赤条条？
因为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是被剥光了所有期望和可能性，所以我们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们一样。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们敢于不存款，是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得病就一定要倾家荡产，因为他们背后还有他们信任的后盾存在。
而我们从教育子女开始，到拼命赚钱之中，最终到生命关键时刻宁愿选择自杀了事，甚至是坐等烟消云散，都没有思考过咱们也有那么一个后盾，哪怕只是口号式的体现。
总有一种方式，足以让你无法逃离人命这门生意圈
所以当我们拼命的存款之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存款不仅越来越不值钱，我们的存款甚至更多的变成了负债。
总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本就赚得不多的血汗钱，变成一纸风花雪月，因为你本身是一门生意，而不是一个有尊严和价值存在且发挥的公民。
于是人们在这部难得被放出来的国产片中，集体狂欢并怒骂医药奸商，却始终不得要领。
那个贩卖仿制药的人虽然最终没被判刑，但这个漏洞必然引起相关人士的关注并坚决补上这扇有小破洞的大门，不想被当成生意的人依然只能坐等死亡。
这不是故事煽情之外的残酷本真吗？有评论人认为：“影片批判的方向可能出现了问题。”
并援引了庄一强博士一段话佐证：“这意味着，国内的仿制药企在2013年4月1日过后，就可以合法生产格列卫了。”
“据我所知，国内至少有两家药厂在生产“格列卫”的靶向药。但仿制药的价钱居然也在4000元左右。这说明什么？我国现有的单独定价权，对已过专利期的药品定价机制不合理。”
也有人发出诘问：“一盒正版格列卫，香港的售价只有18000元，日本16000元，美国13600元，在韩国只需9700元。但在国内是24000元！这是为什么？”
人命是一门生意，全世界可能都是这么做的，但在我们这里可能尤甚，这可能是我们优越于全世界的关键之一吧？
但我们看到全世界在做人命这门生意的时候，却也着不同的视角去让我们发现，比如美国工薪阶层的工资，从这次富士康入驻来看，年薪为5.3万美金。
按照37万左右人民币年薪来看，即便是13600元的正版专利药，对于他们的工薪阶层而言，也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更何况还有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存在？
而韩国人均年薪为3.54万美元，合24万人民币左右，这还是2016年的数据，他们在承担这份不到一万的正版专利药压力时，也不是很大。
相对较高的日本呢？相关信息表示：“日本普通工薪族平均年收入是在440万日元左右，也就是人民币26万。”可这只是工资体现，人均6份保险在身的日本人 ，可不只是靠自己与病魔等意外在单打独斗。
因为不思考式的感动毫无价值，所以生命只能处处艰难
当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我们自己时，可能就有点尴尬了，三四线城市能上3000月薪的人，都不在多数，即便在一些强二线城市，能上四千的也算不错了。
我们承担的是什么？是一个个家庭掏空全部供一套房子的首付，然后还有不低的月供去还，大多数家庭是负债而活，人们生病只是吃不起药等死的问题？
太小看我们普通公民的承受力了，这时再看药神，觉得是在为我们普通人说话，怒骂奸商感到欣慰或感动流泪，差不多也忘记了，病魔可能并非最可怕的。
一些医疗工作者从另一个角度质疑《药神》的携众自重，认为印度的那些药大多是假药，甚至一些自媒体提供出数据，每三片印度仿制药，有两片是假的。
如此翔实的数据，怎么来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人命是一门生意这个逻辑灾难重地的咱们这里，鲜有人能一阵见血的指出：“哪有什么药神，穷人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
对于惧死如命的国人来说，没有救命稻草也就罢了，只要有，哪怕是巫术，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不仅相信，还心甘情愿地，把最后的家财散尽，哪怕是成为巫医眼中的猴子和摇钱树，也在所不惜。
被很多不思考者捧得高高的那群戏子们，哪个不是曾经跪倒甚至睡倒在某些大师的身下床上？戏子们况且如此，更何况捧他们的平日不思考的普罗大众们？
药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能否吃得起，哪怕是假药能否吃得起很重要，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悲哀的，也是悲哀中希望有的幸福吧？
假装在纽约总结说：“印度，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玩法。印度在1970年修订了《专利法》，不再对药品化合物授予专利，意味着印度的药企可以自由仿制跨国巨头们研发出来的新药。”
印度人的逻辑很简单：药太贵，买不起。认为高昂的药价连美国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几十分之一的印度人。
从此仿制药在印度大量出现，救命的药品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同样效果的药，在别的国家卖几万美元，而印度的仿制药只要几百美元。
被我们瞧不起的印度，被我们谩骂的印度，被我们蔑视的印度，被我们也当做同阶层竞争的印度，就这样也成为了我们温馨的药房，还是违法的药房……
这大约是个很悲哀的领悟，但更多的领悟是否会在此刻迸发？因为人命是被当做一门生意来对待的，所以我们每位普罗大众不可放弃思考，甚至从不思考。
2018—7—6落笔于墨辩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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