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史料證明，在汪精衛進行上述活動時，蔣介石有所察覺。倒是國民政府遷至重慶後，汪精衛與蔣介石的對立日益加劇。
汪精衛本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遇刺受傷後辭職由蔣介石接任，可等蔣介石因專于軍事而辭去行政院院長時，接任的卻不是汪精衛反倒是孔祥熙。
雖然汪精衛擔任了國民參政會議長，但這只是一個參議性機構，並無政治實權。
於是，從晚清就開始參加國民革命的汪精衛，自認為是國民黨第一元老級人物，卻總是屈居於蔣介石的下風，他一直壓抑的憤懣使得日本人的“倒蔣立汪”對他有著極大的誘惑力。
蔣介石認為，中國軍隊的撤守，並不意味著完全戰敗，恰恰是中國軍隊於撤守過程中的不斷作戰嚴重消耗著日軍，使戰局向著有利於持久抗戰的方向轉變。
對此，汪精衛嘲諷道：“戰敗不承認戰敗，和一個賭鬼似的，越賭越輸，越輸越賭，寧可輸個精光，斷乎不肯收手。”汪精衛給蔣介石指出的出路是：“如不能戰，則不如和。”蔣介石的回答是：“抗戰易，和平難。”
蔣介石認為：“世人只知戰時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後之痛苦更甚於戰時，而況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
汪派成員的結論是：“國家已淪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而蔣介石對於國家的困難處境根本不予考慮，對“日本的和議不假思索地拒絕”，甚至“連一句負責的老實話都不能說”，因此只有“下決心去國”。
為了掩人耳目，汪派叛國投敵成員分途逃離重慶：周佛海以視察昆明抗日宣傳工作為名，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離開重慶；住在成都的陶希聖以去昆明講學為名尾隨而至；同樣在成都任職的陳公博兩天後飛赴昆明。
而汪精衛本人出逃的計劃是：以去昆明講演為名，於十二月八日離開重慶。——之所以選擇八日，是因為這天蔣介石尚在桂林考察軍事。可是，蔣介石提前返回了重慶，汪精衛大為驚慌，以為自己的出逃計劃洩露。他在焦灼不安中等待了十天，其間不斷地琢磨蔣介石的活動安排，以給自己找尋最有力的出逃時機。
十八日，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訓話，汪精衛趁機倉皇飛往昆明。十九日下午，汪精衛、陳璧君、陶希聖、曾仲鳴、陳春圃等十餘人飛抵河內。第二天，陳公博也抵達河內，而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已經抵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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