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久以來的願望，我要用筆寫一回山西，這並不意味著我對這片土地有多少深入的研究，對她的歷史有多少深刻的瞭解。同樣，對於山西發展現狀中的各種數字、比例、地位，也一樣沒有系統的把握。但我深知，無論我們從事何種職業，我們的職業的視野多麼悠遠，腳下的土地卻永遠散發著黃土高原的氣息。這有如一種宿命，使我們必須分心關注自己生活的土地和社會，打量眼前這自然的和市井的風景。面對漫天而來的信息，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新鮮空氣，看到東西南北到處呈現出的勃勃生機，再看看地處中原內陸的山西，一種焦慮、心痛、失望的複雜感情油然而生。
新世紀的到來並沒有為山西人帶來更多的自信，權威數據表明，山西的總體發展落後於全國的平均水平，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位居第26位，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更是全國倒數第一，與名列第一的上海人均收入相差6000元以上。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地處“中西部”大範圍的山西卻與之無緣。這些都是在新世紀的清算中浮現出來的數字，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存在。如果山西有什麼可稱第一的話，那就是去年剛剛讀到的消息，在全球受汙染程度最高的大城市中，山西省會太原在全世界名列第一，在全國受汙染程度的城市排名中，被列於其中的前四十名裡，山西的城市佔了13個之多，並且多數位列前沿。這一切足以令山西人汗顏。人們無法相信或者全信報紙上傳來的各種喜訊，人們期待一種特殊的機遇能讓自己看到希望和前途。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基於一個前提，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都應正視自己的現實，勇於承認已經存在的差距。
2000年初春，山西省足球協會準備成立自己的足球隊，參加新賽季的足球乙級聯賽。按規定，參賽俱樂部必須向中國足球協會上交3萬元的參賽費，然而這筆微不足道的金額，卻讓省足協的負責人一籌莫展，不得不向中國足協求情，希望能夠得到寬限。參加這一級別的賽事，一年所需費用大約100萬元，相比較甲A、甲B球隊一年上千萬元的投入，100萬元絕對是個小數字。但是，跑遍全省各地，沒有一家企業願意拿出這筆錢買斷冠名權，用於支持山西的足球事業。省足協的有關人士不得不承認，山西經濟的總體落後，國有和私營企業的實力水平，社會各界對體育文化產業潛在價值的漠視，是他們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最後，他們不得不通過新聞媒體向全社會發出呼籲，希望通過社會各界的廣泛募捐來籌集資金。1994年以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在全國各地燃起戰火，發達地區不說了，即使就中西部而言，四川、陝西、雲南、河南等省，先後成立了自己的俱樂部，並紛紛闖入甲級行列。然而遍地戰火中，山西足球卻猶如一潭死水，悄無聲息。在我眼裡，山西社會發展的總體差距，實際上就是山西足球同全國兄弟省市社會發展水平差距的一個寫照。國內許多大中城市的市民，已經把到足球場吶喊助威當做週末休閒的生活內容之一，城市因此變得充滿生機和活力，而我們的市民，還更多地停留在走親訪友、包餃子吃飯的層次上。國際上的許多重要賽事，在中央電視臺沒有安排轉播的情況下，國內多家有線電視臺聯手進行現場直播，我注意到，幾年當中，山西所屬的有線電視臺幾乎沒有參與過。目前，國內三大球都已開始搞職業聯賽，在所有這些項目中，無論男女隊伍，都無法見到山西人的身影。
太原市的出租車數量已經達到飽和。滿大街的“面的”成為一大景觀，然而，當方便、便宜的優點不足以抵消汽車尾氣、交通秩序所帶來的弊病時，北京這樣的城市可以很快取消其行駛權，在我們這裡卻成了一個積重難返的問題。不能期望行政命令的一刀切，說到底還是經濟的槓桿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1994年，我曾過路位於呂梁地區孝義市的兌鎮，那是一個以挖煤、煉焦為主業的城鎮，那是我所見過的汙染最嚴重的地方，大白天進去甚至都需要打開車燈，大街幾乎是用煤渣鋪出來的，即使緊閉車門，車窗外嗆人的氣味也能聞到。在那種時候你會覺得，能夠在太原市生活也是值得慶幸的。
一個地區的經濟和社會要想發展，人才是關鍵。國內許多發達地區出現了爭搶優秀人才的趨勢。越是發達地區，人才觀念越開放，人才政策越寬鬆。深圳、上海等地紛紛出臺吸引人才、保護人才的政策，除了重金獎勵、高薪聘用兩院院士、博士生、博士後等高級人才外，包括本科生在內的“知識青年”，也在就業、戶口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山西的人才流失現象十分嚴重，研究生以上學歷的流失率據說已經超過50%，在此情形下，相應的人才政策卻遲遲不能出臺，或者說沒有行之有效的、具體的、可操作的辦法。我所熟知的幾所山西省的高等院校，人才流失現象十分嚴重，單純的行政干預已經不足以阻止他們“東南飛”的步伐。有的院系，一些主體的、專門的課程，甚至是本院系的傳統強項科目，甚至到了嚴重缺員的程度。
差距是要通過比較才能見出的。“觀念更新”已經是一個80年代開始就流行於世的名詞，但是“觀念更新”如何從桌面上，從講話稿裡真正跑到人的大腦裡，付諸於行動，卻是真正需要從觀念上更新的。1997年底，我參加了山西省委組織部組織的“山西青年專家”國情考察團到東南沿海考察，每到一地，大家議論最多的還是山西整體上與別人的差距。沿海地區有交通便利、信息發達的優勢，這是我們早已接受的看法，甚至也成了老百姓自認落後，有關領導逃避責任的理由。事實上，東南沿海的不少創造出經濟奇蹟的地方，在交通、信息上並沒有傳統優勢，甚至還比不上我們的許多偏遠地區。溫州就是個不通火車的小城市，國家也沒有給過什麼特殊的政策，他們遵循的只有一條，只要有利於經濟發展，只要能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在法規允許的範圍內的任何嘗試都是允許並得到鼓勵的。同樣不通火車的台州市，過去只是一個小縣城而已，當地政府部門的一位年輕幹部說，80年代他從杭州上大學回家時，坐汽車要花費一整天的時間，如今開通了高速公路，和杭州間的距離也需要四五個小時的行程。臨海的優勢並沒有直接體現在經濟成果上，資源也沒有什麼值得特別稱道的地方，傳統上是浙江的窮地方。但十幾年時間過來，這裡已經成了浙江的“首富”區域，那裡是國內開展股份制最早最實的地方，私營經濟蓬勃發展，現在已經成了國內小商品的著名集散地。舉個簡單的例子，台州是國內最大的領帶批發地，但台州人見到領帶恐怕也沒幾年時間。台州市的飛躍縫紉機集團，創業者是60年代出生，曾在包括山西太原、長治等北方地區幹過釘鞋匠、開過理髮店的青年，只有初中學歷的他，和自己的幾個兄弟一起，搞起了股份制的縫紉機生產廠。幾年過去之後，他的生產規模，生產水平，產品質量，令上海著名的縫紉機廠家驚詫。他依靠的不是別的，是讓常人不具備的吃苦精神。要說，艱苦奮鬥是山西人民的傳統，吃苦耐勞是我們引以為榮的驕傲，但為什麼我們這裡形不成這樣一種氣候，出現不了這樣的奇蹟呢？我個人以為，最大的差距是一種人生觀、價值觀的觀念。“小富即安”思想的有無，是南北差距形成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艱苦奮鬥還在奮鬥二字上，那些曬著太陽等飯吃的人，最多隻能說是“耐苦”，對社會民情有所關心的人都不難發現這一個重大區別。在改革開放20年的歷程中，我們太過注重講自己的資源優勢，更重要的，我們太過注重講東西部之間的政策差異，太過強調變優勢為財富的觀念。其實江南的很地方飛速發展，有許多是白手起家而成就了自己的。
任何一種優勢要變為經濟效益，關鍵是要有經濟頭腦，要能夠在“變廢為寶”上想出辦法。江蘇無錫有個“三國城”和“水滸城”，人們都知道那只是個影視基地，建築的粗糙和陳設的俗氣沒有一點歷史的氣息。但這座“空城”、“死城”卻天天在上演活戲。無錫人把這裡變了一個大戲臺，一個旅遊景點。60元的昂貴門票仍然遊人不斷。原來，“城”內全天都在上演三國水滸中的名戲，文武同場，吸引著大量的遊客前來觀賞。每天都能在街頭看到“楊志賣刀”，每天都可以觀賞到用煤氣點燃的“赤壁大戰”，花十元錢可以和活著的“潘金蓮”合影。山西是羅貫中的故鄉，太原郊區就有一座建設更早、水平更高的“三國城”，但只因宣傳不夠，手法太死，所以缺少遊客，形不成賣點。這樣差距，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神秘的因素，關鍵在於有沒有人能想到並且做到。
山西是華夏文明重要的發祥地，山西的人文景觀舉世公認，國內保存至今的宋金以後的地上文物，山西就佔有70%。大力開發文化產業，尤其是旅遊產業，是山西可以依靠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喬家大院的一夜成名，其實就與一部電影有關，與傳統商業文化受到現代關注有關，二者合拍唱了一出大戲。在整個晉中地區，晉商文化的遺蹟隨處可見，“晉中大院”已經名滿天下，加上平遙古城的聲名雀起，一個可成規模的旅遊文化圈正在形成。但是如何結合景點實際，為遊客合理安排旅遊路線，在短期內讓他們參觀更多的景點，說白了，讓他們買更多的門票，停留更長時間，吃更多的飯，甚至讓他們在封閉的喬家大院，空蕩蕩的王家大院住上一夜，體驗一回“財主”和“海內最富”的感覺，是一個主客雙方可以互利的“雙贏”策略。這需要專家論證，政府實施。平遙古城近年來的一系列成功舉措，給省內外旅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何從總體上激活和帶動周邊地區的旅遊產業，形成一個旅遊文化的強勢地帶，是一件需要全社會都來關心和想辦法的事情。近年來，山西旅遊業給人印象最深的舉措，是吉縣縣委策劃組織的兩次“飛黃”事件，藉助自然景觀和名人效應，跨越晉陝的壺口瀑布，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已經將其劃入“山西吉縣”的“專利”範圍。據報稱，“飛黃”也為當地經濟帶新的活力和生機，這其中還不包括擴大知名度等無形資產。沉寂的山西太需要這樣的“風頭”與熱鬧了。可惜，散落在三晉大地上的眾多旅遊資源，有不少還在破敗中沉寂著，等待開發。潛力巨大的旅遊產品開發也值得關注，人們都不會忘記，浙江溫嶺人藉助“新千年第一道曙光”這個虛擬的賣點，幾天時間賺了上億元錢。連權威媒體報道時，都不忘記加上“聰明的浙江人”的定語。其實，一個普通的T恤加印一行動情話語的做法有什麼深奧可言呢？
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一直自稱和被稱為“中西部”的山西卻只能充當看客，科技的、教育的、基礎建設的資金正在向西部轉移，無論打開哪一張報紙，西部十省市的名字十分搶眼，山西變得更加默默無聞。一河之隔的陝西，據報道已經止住了人才外流的現象，廣東的500多家企業進入西部創業。在西部各省市區紛紛發出“西部大開發，我們怎麼幹”的口號的同時，山西人應當有“西部大開發，我們怎麼辦？”的憂慮和設問。
山西是華夏文明重要的發祥地，厚積的文化是一種優勢，也是一種沉重的負累。山西人曾有那麼多驕人的家史，“海內最富”的晉商傳統如果不能激發山西人的自信，就會形成“老子曾經比你闊”的麻醉藥片。但願買官賣官的故事少一些，再少一些，但願大小會議上，官員不再互相稱對方在做“重要講話”。但願人才能夠自由流動，並在全社會形成珍惜、愛護人才的氣氛。但願“清潔生產”能成為一個響亮的口號，能換來一片晴朗的天空。一位我所熟識的本土作家，曾在一次電視採訪中說過，當聽到“清潔生產”將在太原市乃至山西全境開始啟動時，她激動的夜不能寐。這同樣是千千萬山西人的夢想。讓人們生活在自尊自愛並且充滿自信的環境中，然後開始追求富足，並同時創造寬鬆、和諧、積極、向上的社會空氣。只有這樣，山西人才有足夠的自信高唱“人說山西好風光”。如果你打開網絡上的聊天室會發現，那些關於山西的話題大多充滿哀怨、不滿和灰色的情調，從中不難看出當下山西人普遍的心態。缺少“人氣”和足夠的凝聚力，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
但願這些書生議政的言論不被看成是“第三隻眼睛”的偏見，所有的偏執和片面都源自心頭的痛，所有的痛都來自於一種深切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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