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现场的钟伟杰
7月17日，在香港拍摄完记录短片的钟伟杰，返回北京。
位于北京大望路的一处自带文艺范的创意产业园，正是钟伟杰在北京的办公地。当脚步伴随着夏日午后的一缕日光，踏进来的刹那，一个类似酒吧的场面，顿时吸引住陌路人的目光。提前抵达这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点杯咖啡，坐享大都市里难得的闲情逸致。
“钟导来了！”“酒吧”里的服务人员提醒到我。在逆光的背景中，只见一位袭黑色T袖、墨绿色短裤、膊附纹身的“精致大叔”款款向我走来。他就是钟伟杰，箭厂视频的总制片人，也是《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视频作品的总策划。
钟伟杰在《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中的镜头截图
《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于2018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21周年前发布于各大网站，将不同年龄群体的“香港人”在北京的生活经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深刻地阐释了当今香港青年的所思所想。独特的视角和精良的制作，立刻在众多网站火热地传播起来。
工作室气派而时尚，上个世纪的电影海报和这个时代的摇滚明星，毫无逻辑地在墙上拼凑着某种具有后现代味道的主题。在这样的一种长满文艺翅膀的气场中，访谈开始。渐渐地，一问一答演变为侃侃而谈，对面的“钟导”的角色也替换为“钟大叔”，时而趣事连绵，时而妙语横生。
交谈正酣，一位工作人员微笑致意地“叨扰”到：“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一会儿要进行拍摄，钟导的访谈还有多久呢？”一时间，这位“钟导”竟显得没有一点架子，居然可以被同事“随意指令”。
据悉，这一工作室分为两层楼，箭厂视频其实是在二楼，一层是界面传媒另外两个品牌《正午》和《歪楼》的“办公地”。当然一、二楼并无明显的界限，如果二楼的同仁晚上工作累了，到一楼蹦蹦迪释放一把嚣张气焰，也是易如反掌之事。“界面无界，创意无限。”聊天地，拾阶梯，二楼箭厂视频的办公间，即刻地展露它的真容。沙发的后窗，掩映出绿意盎然的爬山虎，可爱至极，仿佛正在捋臂张拳地聆听着些什么。
在度假中降生的刺青
已过而立之年的钟伟杰，每天的生活状态也是规律得“不像样子”。他每天7点半准时起床，吃过早茶之后，便会通过国内外的媒体获知世界上的新鲜事，说不定哪条新闻就会在他一个选题中派上用场。作为一名制片人，除了对内容的制作和监管之外，他还要花很多的精力用来查看公司账本、协调人事关系。可以说，钟伟杰的一天，总是在繁杂而忙碌的节奏中结束。面对这样快节奏的生活，他学会在旅游中放飞自我。而他两臂上的刺青，便和一次度假有关。
对于制片人来说，视频创作就要开拓各个有意思的地方，用心灵和地球的每个角落对话。钟伟杰并没有给“旅游”专属的生活空间，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旅行，旅行便是工作。
“有一次，我去泰国采风拍摄，发现那里的人，对宗教有着莫名的虔诚。我走进佛寺，闭眼冥想，不知为何，过去的‘重重心事’已被我扔到九霄云外，那一刻我特别安宁。”钟伟杰对《谈笑有鸿儒》说，刺青会唤醒他一段安静的时光。泰国采风之余，经朋友的推荐，钟伟杰的左臂在曼谷的一家刺青店留下了佛经的字样，佛经的大意是保佑平安。钟伟杰右臂的纹青，则是和他最喜欢的一个英国乐队有关。“右臂的纹身，也是在我工作的间隙，找‘师傅’刺上去的。”坐在对面来看，钟伟杰两臂的纹青都是半边显现，半边隐藏，随遇而安的审美情趣，通过纹青便知一二。
对于钟伟杰而言，旅游不是赶场子，不必“一门心思”地做攻略，而要让自己在放慢脚步的光阴里，找到一丝久违的快慰。“我不喜欢在旅游中例行公事地去到一些‘必去景点’，上午逛逛这，下午拍拍那，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工作吗？”旅游不必像工作那般“条条框框”，旅游要有它的想象。有一年夏天，钟伟杰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到柬埔寨吴哥窟，他放弃了黄昏下观日落的“必备日程”，而是在游泳池中找到难得的自在。
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钟伟杰的业余生活，“游泳、做饭”应该会被入选。“忙碌工作过后，我一般都会去空无一人的泳池里，放松自己。”钟伟杰虽然只会蛙泳一种泳姿，但他特别乐于在游泳中思考一些东西。“在泳池里的状态，很难形容。我需要集中注意力到我每个动作中，但我又要放松，在放松的状态中，我能思考很多在‘陆地上’想不到的事。”做饭也是一样的道理，疲惫工作之后，做什么拿手好菜似乎不再紧要，洗菜、切菜、上锅、烹制、家务，每个环节都有它的“专注度”，也都含有无限的空间用来消遣。
刺青见证了钟伟杰风轻云淡的业余生活，也记录了他的奋斗，以及奋斗之路上的小伙伴们。2018年春节前夕，钟伟杰的一位北京土著朋友WILL，将选题兴趣点放在一个以放炮为生计的少年身上。上个世纪这位少年入选中国首个花炮专业，一时风光，可随着近几年来花炮行业的衰落，这位“花炮少年”面临青春已不再、生存尚艰辛的无奈。2018年2月份，这部名为《最后一个花炮少年》一经发布，收获了很好的口碑，被各大媒体平台转载。
毕业于纽约大学的郭容非，是箭厂视频的制片人、导演。钟伟杰和郭容非第一次见面时，谈电影、谈市场、谈投资、谈创意、谈生活，侃得没完没了。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有重叠的记忆、相似的经历，这让他们的合作更加轻快顺畅。郭容非是一位地道的“南京小姐姐”，他所构思的“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极具时代性和现实性，也很有艺术表现力。在轻松的选题会过后，箭厂摄制组要从北京赶赴南京拍摄，郭容非拍着钟伟杰肩上的纹青，向他传递着信心。
纹身镌刻着时光。钟伟杰身上流淌着很多如烟往事，这些往事，又由他生命中每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所组成。年过而立的钟伟杰，很珍视自己在生命长河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不会寄望未来。”尽管这些决定彼此并无太多逻辑关联，却冥冥之中地成就了这位总制片人的情怀。
“小人物”的奇幻漂流
200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5周年，也是钟伟杰的父母由大陆迁往香港50载光景。1945年前后，身为国民党官员后代的钟母和在广东拥有“一亩三分天”的钟父，从大陆辗转到香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钟家试图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半个世纪过去，世事嬗变。一边是“新香港”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义和找寻，另一边是“老乡愁”漫山遍野的无限蔓延。这使本身就有点“人格分裂”的双子男钟伟杰充满纠结，一时“找不到北”。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小钟”决然告别曾经那个“安全的香港”，开启属于他的奇幻漂流。“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可取代。不过到了该‘走天下’的时候，我也不会迷幻那份‘小确幸’。”钟伟杰边回述往事，边端起一杯水小抿了一口，神情淡然之至，轻描淡写的说辞似乎让人一时找不到有关他过往的印记，但他骨子里散发的“流浪”基因，倒是一点点地随着下午咖啡的氤氲，浓郁四溢。
2002年9月，台湾世新大学迎来一位地道的“香港仔”，“鐘偉傑”三个繁体字在影视系学籍卡上方赫然显现。正值青春年少的钟同学，游走台北，不仅想转换到另一地独立生活、感受别样的文化，更愿意在这所台湾地区排名第一的传媒类大学，搜罗到自己命运暂时得以栖息的寄托。
那些年的台北，带给钟伟杰浓厚的“人情味”。钟伟杰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他的专业导师。“第一次接触导师，他给了我了一个‘颠覆性’的印象。本以为导师的‘排场’会很大，可没想到他待我们如同兄长、如同手足，没有一点架子。”回忆起和这位导师在一起学习、工作的场景，钟伟杰很有感触。“当我们为一个重要议题讨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的导师总是‘卑微地’躲在一角，抽着他的烟，不发表任何观点。有时候，我们甚至忘记了他的存在”。
在钟伟杰眼里，导师不露声色的低调内敛，是一个艺术创作者一开始就应习得的“基本功”。一个艺术家只有把自己“忘掉”，不总是张扬自我，也许才能邂逅别树一帜的灵感，才会离成功更近一步。
和导师接触的久了，钟伟杰才开始领悟，一个好的创作原来可以很纯粹，甚至很“单调”。文艺的品位，不总是需要“大江东去，浪淘尽”的魂魄，也时常需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细致。
有一次，在导师的课堂上，这位虚怀若谷的“老先生”问大家，什么样的艺术才是最精致的艺术。钟伟杰心里有无数个设想，它们可能是香港警匪片中一环扣一环的悬念剧情，也许是张国荣主演的《霸王别姬》那样的历史大戏。然而，导师给出的答案是：以小见大的人性。电影不需要讲述过于宏大的命题，有时候只需聚焦“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把人性的共通之处讲到位，这便是一部好的艺术作品。
他的导师经常以侯孝贤作为他们进行影视创作的榜样。2003年，侯孝贤创作的《咖啡时光》讲述了东京一家旧书店老板爱上一位白领女孩后，两人和各自父母之间产生的微妙感情故事，该片获得了第61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2005年，侯孝贤执导的爱情片《最好的时光》，荣获第58届嘎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片中舒淇、张震主演的“小人物”，跨越了三个不同时代，接续着一份未了的爱情。紧接着，在2007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侯孝贤成为了第一个专门为国际知名导演而设置的“黑泽明”奖的获得者。
可能是受到在台湾多年求学经历的电影启蒙，钟伟杰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也一直坚守着用小人物说大事件的艺术呈现。除了《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之外，箭厂视频的创作理念似乎一直围绕着“小人物”来做各种文章。《最后一个花炮少年》《雄安新区的戏梦芭蕾》《穿上明朝盔甲，去巴塞罗那战斗》《穿越贝加尔湖》《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等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开启“小人物专场”，这些作品都试图用一种小视角讲故事，看似平淡、实则深刻地反映人性百态。鲜活的创作直指人心，还原艺术。很快地，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国际影展便纷纷地向箭厂创作的视频，抛出“橄榄枝”。比如，有关“盲人足球队”的原创视频，就已经入选美国 Slamdance 电影节，预计于2019年在美国的两个城市影展中放映。
“我喜欢草根，喜欢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甚至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小人物。除了华盛顿、川端康成、张国荣、邓小平等这些大人物，这个世界有99%的人都是小人物。”不知从何时起，“小人物”让钟伟杰在艺术的创作中亢奋不止、乐此不疲。
创作、创作、再创作
2018年7月初，香港上空时而大雨滂沱，时而烈日灼心，天气古怪不定。钟伟杰一行，从北京飞赴香港，酝酿拍摄一部有关旺角西洋菜街的视频作品。旺角在香港是一个人口密度奇高的存在。据调查，这里的平均密度竟为每平方公里13万人。置身其中，人们会发现上世纪老旧的商店餐厅与新建的高楼群宇相映成趣，新城还是旧城，一时难以辨清。
谈及此次在旺角创作的“艺术品”，从小就成长于这里的“钟导”颇有发言权。“旺角总让我回忆到有关童年的记忆，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很好奇。此次我关注的是旺角的街头艺人，他们是社会的底层，却迫于生计，要以‘卖唱’为生。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中国好声音’啊。”来自香港“五湖四海”的草根在旺角的西洋菜街“欢聚一堂”，五音不全的音调嘈杂在一起，让这里的居民苦不堪言。
这些常住居民行使了香港市民的投诉权，向政府抗议施压，强烈建议这些“文艺草根”尽快撤离。经过谨慎调查的香港相关部门认为，草根唱歌本是他们的权利，献艺谋生也并无不妥，只要音量控制到一定程度便可。但是，人并不是机器，更何况现场高歌本身是一种即兴创作，控制声贝的做法在具体实践中几乎无济于事。最终，香港相关部门决定拆掉街头艺人献唱的一条街，以彻底解决残留在都市肌理中的“青春痘”。
有关这颗“青春痘”究竟要不要去除，钟伟杰并不想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谁对谁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在他眼里，影像作品的生命力就是在于“点到为止”，不去做多余的解释来干扰人们。
依托界面传媒集团对于短视频的偏重，2016年箭厂视频在北京大望路郎家园挂牌成立，“箭厂”一词取自北京的一条胡同，北京是钟伟杰梦想开启的摇篮。2007年，风华正茂的钟伟杰刚从象牙塔毕业，便毅然跟随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前往北京。“在香港，我经历了20年，我在这里汲取了一个自由贸易港的养料；台湾见证了我求知的欲望，让我意识到文艺表现的人性之根；而北京则是我20年之后梦想的起点，是我的生活。我从此在中国大陆找到了一份独属我一份的宽广天空。”钟伟杰告诉《谈笑有鸿儒》，他十分享受在香港、台北和北京这三座城穿梭往来的乐趣，人生需要给自己一个“大胆的预设”。
2008年，北京正值举办奥运会，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资源都涌向这个都城。当时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先生，正准备发行一张《北上列车》的音乐专辑。借着北京奥运会的“东风”，李宗盛索性会同音乐人张震岳、周华健一起“北上”。“录音也不再是关在一个干净舒适的录音棚里，乐队在酒店的房间里就架起话筒录唱，往往一大堆伙伴就在隔壁房间喝酒聊天，在录到一半就随时加入，整个气氛也变得很轻松 。”据李宗盛回忆，那个时期他所创作的音乐趋向，就是要表现一种“在路上”的心情。
钟伟杰是幸运的，毕业之后，他便得到和李宗盛一起“北上”的合作机会——分管大陆音乐节的视频记录和制作。那时，刚走入创作圈的钟伟杰，便熟悉了以北京为圆心，辐射华北、华东、华中、西北等各个地区的工作模式。在大陆不同地段游走采风，钟伟杰沉醉于“无限可能的创作”之中，他逐渐开始喜欢上这里的事态风土、这里的人情世故。他深知，一个文艺创作的春天，已悄然而来。
有一次，钟伟杰偕同他的工作组前往云南西双版纳采风，“抛弃”掉类似茶马古道、傣族风情园等常规旅游路线，他冒险地赶赴怒江藏区以期得到非同寻常的创作视角。果不其然，看到奔腾的怒江，深入到藏区人家，他的艺术灵感一下子涌入心扉。
前些年，为了录制有关黄河的视频，钟伟杰策划了一次“西北游”。当他脚踏至被黄河冲刷地“原生态”的中卫市郊的“小寨”时，他感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坐进一个简易改造过的皮筏子，钟伟杰伴随着湍急的水流声和其同伴疯狂的尖叫声，惊险地由黄河的此岸漂游到彼岸。到了乡民家中，他一改“总制作人”不苟言笑的肃穆，盘腿席地而坐，与众人侃得海阔天空。这种深入当地乡土，独立创作的工作习性，一直被钟伟杰保持到现在，并融入到他的生活哲学中。
从生活中来，到工作中去
钟伟杰一路上贵人相助，机会频多，这让他的生活和事业看上去顺风顺风。但他也在一路高歌之时，遇到过迷茫。2006年，他获得了一个美国驻北京企业视频制片人的职位。这份薪资高、机会多的职位，被好多人羡慕得垂涎三尺。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钟伟杰发现，这个视频制片人的内容，更具工具性，而少了创造性，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一种煎熬。但当时，他刚在北京稳定住，有时也只能忍一忍，边大胆地坚守己见，边做好当下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琐事。
“我心里的幸福，不是挣很多钱，而是能创作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可以被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所认可。”经过了在北京近10年的摸爬滚打，这位中年看透了一些道理。有钱可以幸福，但这种幸福需要依靠外力；没钱也可以幸福，但这样的幸福少了一些无谓的依托，反倒变得更为纯粹。“但是，我也不觉得钱不重要，幸福也是由物质组成的。很多东西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
有时候，一个人如何生活，他就会如何工作；他拥有怎么的生活哲学，就会对应有怎样的创作遵循。时代意义的阐发和人性的挖掘，是钟伟杰进行艺术创作的两大标尺。一个作品好不好，不光要看它的制作有多精良，技术有多精湛，首要发掘的便是这部艺术作品能给当今时代一种什么样的启示。
“片子要追求酷炫，但也不能忘了传达一种理念。要不然观众光看热闹了，别的什么都没得到。”作为一名“资深电影人”，钟伟杰不希望自己的创作陷入“有流量而无口碑”的“自说自话”当中，而是期望透过人性的共同之处，彰显时代精神和时代气质，进而小中见大地展示一种“大格局”“大情怀”。很多时候，大格局不一定投入高科技，大情怀也不一定需要大制作。以小见大，从来就是精湛艺术所追求的创作品质。同时，好的艺术作品，也不必然等于“有流量”的作品，除了做到吸引眼球，还要达到“入脑入心”。
在抓住人性的同时，反映时代意义，这曾是上世纪香港电影的“长项”。作为华语电影的先驱者，香港电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迎来了自己的“新浪潮革命”。许鞍华、严浩、徐克、方育平、余允抗，这些新锐导演各有各的经历和故事，他们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人物性，敏锐的眼光、主观的介入，以及别出心裁的思考，都让人们眼前一亮，给人的心灵一种别样的震撼。
曾叱咤风云的香港电影是一个时代的标杆，现在却遭遇着一个历史的低谷期。对此，钟伟杰与《谈笑有鸿儒》分享了他的看法。“香港电影的文化是什么？我觉得是‘百变’。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生产不同类型的片子。”打破传统，快速更新，拒绝循规蹈矩的模式，香港电影给钟伟杰的创作带去不少养分和灵感。但电影终究是一种流行文化，一阵“风”吹过，便又转为另一个“峰”，波峰波谷地变化，颇为正常。因此，香港电影近几年来所呈现出的“萎靡之势”，便也不足为奇。
“电影遵循的就是一个需求供给理论，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市场又带动供给。当下的电影需求在大陆，市场就转换到北京来，我也就在北京搞起我的事业来了嘛。”其实，钟伟杰首先是一个深谙市场规律和作品制作的“生意人”，其次他才是一个总制片人。创作本身固然重要，但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他似乎应该首先明白这些命题：创作的市场在哪里，时代的需求是什么，人性复杂的内涵如何要和多变的情势衔接。钟伟杰在这些方面，无疑是个“明白人”。
据钟伟杰的朋友和同事称，“钟导”的着装永远都是T恤和牛仔裤，站在那里看上去并不显眼。但他两臂若隐若现的纹身，让这位艺术创作者的独特魅力，低沉而持久地散发开来。平淡无奇背后，隐藏着的是奇幻绚丽。钟伟杰肩头的“纹青”随着岁月静静地流淌，儿时的冲动也许早已褪去，但梦想的轮廓却愈发清晰。
钟伟杰和《谈笑有鸿儒》主编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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