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譚峰
瑪格麗特·撒切爾、特蕾莎·梅，一個喜歡簡單幹練的手提包，一個則是鍾情帶有豹紋的高跟鞋。她們都是天秤座，都被稱為英國的“鐵娘子，都集雅緻和賢淑於一身。但是，英國所面對的時代，讓這兩位女士顯露出來的氣質，截然不同。撒切爾是充滿革命主義情懷的，她的執政氣場更像一個“女漢子”，從內政到外交，無不體現出一個“女人皮囊，男人荷爾蒙”的政治特質。相比起來，特蕾莎·梅在面對新的國際形勢，就沒有揮灑女俠救世的豪情，反倒像個萬事糾結的、羞答答的小姑娘，縱然從頭到尾都貫穿著優雅的氣質，卻總是在關鍵節點上，疲於應付一個個棘手難題，更無法說出撒切爾曾經在面對外界質疑時，所狂飆過的“不！不！不！”。
1983年，英國在與阿根廷的馬島（馬爾維納斯群島）之戰中大獲全勝，那個時候的撒切爾天不怕，地不怕。這個從小就被家庭灌輸坐公交車就要選前排的女學霸，從人生的一開始就帶有難以名狀的優越感和貴族氣。不得不承認，當時的英國在撒切爾的激勵下，非常自持而獨立。在英國和阿根廷決一死戰之前，美國李根總統不止一次地告誡撒切爾，“你要想好後果，美國（爸爸）此時正忙於和蘇聯爭奪天下，你又和我的‘小兄弟’鬧事，如果結果不利於我，我可根本不會幫你的。”可即便如此，撒切爾好像是中了邪似的，還是準備背水一戰，和阿根廷為主權、為大不列顛的顏面而宣戰，彰顯出“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凌雲之志。最終，英國成功地奪下了馬島，這向世界宣告，英國不是Hello Kitty，而是“鐵腕之王”。
這裡有兩點值得玩味：一方面，1940年11月《租借法》被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通過，這標誌著英美同盟形成。大平洋的兩個聯盟牢靠的關係，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澱。從那時候起，英國不僅接受了美國高達近百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還開始認同美國的生活風尚和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在“冷戰”之後，更為夯實。而馬島戰爭之後，英國開始自然地擺脫美國的“籠罩”，否定了李根的“勸誡”，尋求自己理應維護的尊嚴。再一方面，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在他的國情諮文中，提出了歷史上著名的“門羅主義”，即“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歐洲不準再幹涉“美洲”事務，這成為了未來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馬島之戰，撒切爾明明白白地挑逗了美國的“小兄弟”，後果一定很嚴重。但李根當時忙於國內政局、忙於美蘇爭霸，也無暇對此事發表過多評價，撒切爾的“魯莽之舉”並沒有被美方強烈譴責，這反倒給撒切爾的強硬和大英帝國的“較真”贏得了掌聲。
上個世紀80年代，英國處於美國和蘇聯爭霸的格局之下，英國從二戰之後的“盲從”跟隨美國，到60年代從西方陣營中分化出來的過程中，意識到自己更應該找到“大英帝國”殘留的歷史情懷。撒切爾帶領著開始衰落的大英帝國開闢出了一條“英國例外”的道路。從大刀闊斧的減稅和私有化措施，到對待歐洲一體化趨勢的謹慎保留，撒切爾始終堅守著英國的“底牌”。在那樣一個年代，英國似乎又重新找到了其國際秩序中的一個“正確的”角色——均勢原則的推動者。身為一個島國，英國只想獨處歐洲之隅，一邊把自己的經濟憑己之力振興起來，一邊隔岸觀火斗，既不完全加入大西洋聯盟的紛爭之中，也準備等俟最佳時機，給自己的“再度偉大”攫取一杯羹。
撒切爾在歐洲一體化的會議上，大談特談歐洲是一個有法國的歐洲，有西班牙的歐洲，也是一個有英國的歐洲。每個國家都要平等、客觀地存在，不能因為歐洲一體化而喪失自身可貴的主權。撒切爾給英國在處理歐洲事務上帶來了一個後人都無法跨越的“金科玉律”：這個世界無論怎麼改變，我不管。但是，英國還是大英帝國這樣的一個事實，誰都無法改變。
據說，蘇聯的解體有撒切爾的功勞。撒切爾在蘇聯初遇戈爾巴喬夫時，就隱約地感覺到蘇聯是個“徒有其表”的國家，它的軍事工業居於世界前列，而這個國家滿大街的民眾卻排著長長的隊伍，渴望得到牛奶和麵包。因此，她決定在美國壓制蘇聯的背景下，和蘇聯做一些“交易”，點中蘇聯經濟結構的“盲點”，爭取蘇聯“西化”的速度，用輿論的聲勢讓蘇聯不堪重負，以期早日瓦解這個不可一世的蘇維埃帝國。“我喜歡戈爾巴喬夫先生。我們可以一起做生意。”這就是撒切爾給英國“大國思維”帶來的智慧靈感：我可以和我的敵人保持密切關係，但密切不等於認同，保持關係只意味著我有機會可得，我有利益可獲。不得不承認，在那個年代，英國需要這樣的撒切爾，而撒切爾的個性也極致地滿足了大英帝國的胃口。
如果說時代給撒切爾的難題，只是圈定在如何在盡短時間內把英國頹朽的經濟搞上去的話，特蕾莎·梅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現如今的英國，不僅早已忘記“大英帝國”的幻夢，其長期萎靡不振的經濟增長速率和國內的就業問題、安全問題，也成為這個“梅強人”上臺伊始就頭疼的難題。雪上加霜的是，英國脫歐的嚴峻形勢，讓英國錯失了很多原本留存的“既得利益”。在國際事務中，英國面對著需要重新洗牌的風險，面臨著重新進行利益組合的困頓。這時，特蕾莎·梅的“糾結”就替代了“強勢”，說好的“鐵娘子”也就淪為了過氣的“梅阿姨”。
溫文爾雅的“梅阿姨”在前不久召開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被“強人”特朗普點名批評了，特朗普甚至連眼睛都不投放在特蕾莎·梅身上，從兩人會晤一開始，就不停地吐槽道，“在英國脫歐的進程中，領導人扮演的角色太過弱勢。對於歐洲事務的處理，英國應該強勢再強勢”。相較而言，特朗普對梅姨的指責，顯然不同於上個世紀李根對撒切爾對馬島之戰的“微詞”。李根對撒切爾的“微詞”，只是一種微詞，但牢固的英美同盟並沒有因此而終止，更何況他們還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蘇聯。而特朗普對梅姨的指責，則更多地多了些“恨鐵不成鋼”的無力。
可以說，英美關係在此時此刻發生著一些微妙的變化。上個世紀的美國的肌肉更顯強大，它忙於在和蘇聯爭霸的格局中，展現自己強大的軍事存在，宣揚自己救世的價值倫理，美利堅這個名詞，在國際社會上的存在狀態是具有沙文主義的傾向，高高在上而又器宇軒昂。而現如今的特朗普所“指引”的美國，其整體實力呈現一種衰弱和收縮的態勢，世界上的“多極化”“分眾化”趨勢越來越強，美國越來越成為和其他國際主體“平等的一極”。更何況，美國的內政也是問題連連，民粹主義抬頭、移民問題、經濟重振的懸疑等，足以讓特朗普耗費心機，他再也沒時間顧得上曾經的“盟友”了。明眼人都能看出，處於“特朗普時間”中的美國，選擇的是“閉關鎖國”政策，它要收縮，它要“自顧自”，它要養精蓄銳，這使它對國際上的大多數事務都提不起感興趣。“誰對我有利，我就找誰玩；沒有利，我就‘退群’”。美國的“套路”越來越接近上個世紀的英國，越來越向撒切爾強硬而務實的“玩法”看齊。
歐盟和美國都不帶英國“玩”了，特蕾莎·梅怎麼辦？她不得不放下優雅，放下“鐵娘子”的張狂，放下“大英帝國”的傲慢，開始“病急亂投醫”，變得心事重重，舉棋不定。這表現在她對待中英問題上的“左右為難”：想要擺脫西方陣營，加入中國倡議的“亞投行”，卻因其中一些細節問題，含糊其辭，對英國所應扮演的角色不知所措；在對華經濟投資項目方面，哪些要繼續推進，哪些需要暫時擱置，她也沒有太多篤定的答案；歐盟、中國，誰對英國更重要？脫歐了的英國難道就要和歐洲一刀兩斷嗎？而和中國這位“新朋友”的相處之道，應該有哪些突破，又該哪些保留？她都不知道。也許，他在出訪了中國之後，會有些答案。但誰也無法保證，她今後在處理與中國關係方面，會不會再次糾結，再次搖擺不定，再次懸而不決。
但是客觀地看，“新時代”的英國，並不需要撒切爾那樣的“女強人”，他們不需要“不不不”，而是需要“穩穩穩”。在這個重新洗牌的國際情勢下，英國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錯誤，都足以葬送他們的未來，草草的脫歐決議就是一個血的教訓。好在，“梅姨”出身牧師之家，她的父母並沒有灌輸教導她要像撒切爾那樣“只坐公車第一排”。特蕾莎·梅的基因裡沒有“爭強好勝”，只有謹言慎行、腳踏實地。“梅姨”被英國媒體號稱為“最無緋聞女性”，很多英國人都在“推特”上，好奇地追問他們的“第一先生”是誰。上臺以來，“梅女士”的政績簿上似乎沒有太多的“亮點”，但也絲毫沒有政治事故，沒有“政治汙點”。沒有錯誤，就是正確；沒有硬傷，便是完美。這是英國處在錯綜複雜的十字路口上，最為需要的施政智慧。
如此說來，一個看似優柔寡斷、不會說“不！不！不！”的特蕾莎·梅，卻是被如今的英國所需要的，就像當時英國需要撒切爾那樣。英國，這個身處大西洋上的孤島，這個“均勢原則”的國際先鋒，也許從一開始就註定要選擇觀望，選擇平衡，選擇糾結。只要英國能笑到最後，在刀光劍影中，獲得最美味的那份“蛋糕”，誰又會在意他們的首相是不是“女強人”、他們的“梅姨”是不是足夠風情萬種呢？也許，英國人在意的只是，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享有權利操著被引以為傲的“倫敦腔”，輕吟道：“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靜，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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