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們CBA的外教現象之我見
郝洪山
說起來，我們CBA的外教進入CBA是要比我們球隊的外援晚了好多年的。記得早在當初CBA外援進來之時，圈裡圈外也是一時間的眾說紛紜和褒貶不一。不過，最終說總歸是說，做還是那樣做了。而且現在還是“越做越大”和“越做越強”了。在CBA外援的初來之時，我亦也是發表過自己關於CBA的外援一定要“洋為中用”和“土洋結合”、“切記不要讓我們自己的聯賽成為了外援的‘錢莊’和‘秀場’”之類的“慷慨陳詞”。
說話間，這麼多年過去了。可能迄今為止，關於CBA球隊的外援在我們的聯賽以及中國籃球發展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議論，依然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以我個人看法，我們CBA的外援到來，也確實是助推了我們的籃球市場或者說是帶火了我們的中國球市，比賽也是更精彩了和更好看了。但是，至於說到對中國自己本土籃球運動的發展與推動方面，可能多少還是有些事與願違的（起碼是截至到目前）。
當然，要說到現在我們CBA外教的這個話題上，顯然也是要比說外援的話題輕鬆的多。儘管我們外教中也不乏名帥大牌，但是就其在CBA比賽中的作用與地位來說，儼然與“系整個球隊安危於一身”的外援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我們今天的這個獨具特色的CBA聯賽裡，球隊的教練可能已經從當年傳統意義上球隊的“領航員”和“指揮官”成為了現在球隊的“維修工”和“保育員”。而且，在如今的CBA之中，無論是“內教”、還是外教，都已經成為了CBA聯賽裡的“高危行業”。“今天敲鑼打鼓迎客，明天捲起鋪蓋走人”，似乎在我們的CBA中已是司空見慣的了。記得好像是在2009-2010那個賽季中，也就只是在聯賽開打才一個多月時間裡，CBA中的五個外教就有四位打道回府。只剩下了一個上海隊的鄧華德還在頑強的堅持著（但最終他也還是成為了留在CBA中的一個最具爭議性的人物）。
其實，我一直認為，在我們CBA這個“獨一無二”的聯賽裡，僅僅憑著眼前的比賽成績來評判一個教練水平和能力的好壞，也是有失客觀與公允的。需知，我們CBA的所謂教練與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真正教練相比，可能也是有著完全的不同了。因為，在市場、成績和投資方的要求等諸多方面的壓力之下，教練在俱樂部或球隊的實際意義、作用、地位與權力，不僅很多已經是被淡化和稀釋了的，而且有時還可能會稍有風吹草動就會領到了逐客令。“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臺”也已成為了我們現在CBA的一景了（有時，一方還沒有‘唱罷’別人就已經‘登臺’了）。
記得當年躊躇滿志的臺灣知名教練邱大宗在新疆執教，幾乎是在還沒有來得及施展出了自己的全部本事之時，就帶著12勝13負的成績黯然下課了。事後有媒體問我對邱大宗指導的評價。我當時回答說，在這麼短的時間、這麼多的問題、這麼陌生的球隊和環境中，就去簡單地評判一個教練的是非功過顯然是不客觀和不公平的。如果給邱大宗足夠的時間去按照自己的設想來打造一支的隊伍，我相信他也是有這個能力與水平的。最最起碼的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可能我們才能有時間和依據來判斷一個教練的是非曲直。邱大宗如此，外教亦是如此。
說起來，現在還在我們CBA執教的外教貝西諾維奇、尤納斯也好、雅尼斯、凱撒、戈爾也罷，也包括那些曾經在我們CBA進進出出過的外教們亦都不是等閒之輩。否則，心高氣傲且財大氣粗的投資人也不會千挑萬選的將他們請來。我以為，其實外教中大部分人在CBA的執教之所以不盡如人意，可能都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不足而是因為他們的水土不服（包括沒有足夠的時間與信任）。在我看來，如果我們CBA的各個俱樂部的要求都一直是在一種“今天撒種子、明天就要摘果子”的急不可待之中，恐怕也是什麼這教、那教都無法勝任的。
在我看來，我們CBA的外教既不是“敲門磚”、也不是“絆腳石”。其實，他們與我們國內的教練相比，也一樣是沒有什麼高低上下之分的。更何況，再如何高大上的理論也必須是要與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在這一點上，可能我們的“內教”還要比外教更接地氣一些。當然，用外教可能的一個好處是，“外來的和尚”在圈裡“念起經”來，倒是沒有本土那一些“江湖恩怨”和“門派之爭”的束縛與限制。然而，如果沒有足夠的信任、足夠的時間和足夠的指揮權及人事權的話，可能也都最終會是一事無成的。而且，無論是內、是外，誰都也是概莫能外。
說到底，我們CBA聘請外教與聘請外援可能也都是存在著一樣“選外教只看大牌、請外援只看大腕”的普遍問題。。有時，我們的陣營中缺少的只是兵與卒，最後弄來的都是些個將和帥，結果當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實，“只有最適合的才是最有效”的，或許才是我們任何時候都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此時，我忽然又想起來那句我們大家可能都曾經耳熟能詳的歌詞，“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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