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文獻記載來說：我國很早就有史官。考古發現也支持這一點。
①甲骨文「史」作記事狀，「史」還是一個官職，有頗大的權力，幾乎與商朝宰相「尹」同列。
②《周禮》“五史”——大史、小史、外史、內史、御史的職能與地位都符合甲骨文的「史」，並且更加完善。
▲很明顯，西周的史官制度與殷商是有繼承關係的，正如繼承文字一樣。
那麼，我國的史官或記史傳統究竟始於何時？
答：應很早很早。
■老生常談一：甲骨文一出現就是相當完善的系統文字，之前肯定有文字和相關記載。
PS：但商代甲骨文只有安陽殷墟有，其時期大約為商中晚期，此前的商代遺址只有比殷墟早200年的鄭州小雙橋商代遺址出土過一板卜骨。除此以外，再無更早的。
■老生常談二：《尚書》引周公對殷商遺民說“惟爾知，殷先人，有《典》有《冊》”。
甲骨文「冊」（冊）就是編排的竹簡。
「典」，則是雙手獻上竹簡。
■考古發現一：卜辭有大量“作冊”，都是指冊封諸侯或妃嬪，可見殷商確實有竹簡文書。
■考古發現二：晚商與西周青銅器銘文都發現多例「作冊」，其中西周早期青銅器《作冊大鼎》銘文中有一對十分神秘的「作冊兄弟」——「作冊大」和「作作令」。
兩人究竟是父子，還是兄弟關係？不明。
?但可以肯定是西周早期史官。
▲而且極有可能就是原來殷商王朝的御用史官。因為秦漢之前，史官是世襲官職。
?證據：西周著名青銅器《牆盤》記載了殷商的「微史家族」在武王伐紂前投奔周武王。
這，毫無疑問就是指殷商的文官集團投周。
而這個「微史」家族，幾乎可以肯定就是著名的晚商名臣「微子」的後人。
?有證據表明，殷商文官集團，特別是掌握典冊與宗教禮儀和天文曆法的史官集團，對西周的“其命維新”起到了關鍵助推作用。
無疑，史官支持哪一邊，哪一邊就有「天命所歸」的身份和象徵意義。
★這為解決夏代史籍失蹤提供了新的思路。
『無獨有偶的史官叛逃事件』——夏終古投殷。
《古本竹書紀年·帝癸（夏桀）》：
“二十八年，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終古，是史上第一個留下名字的史官。
終古投商，與微史家族投奔周武王如出一轍。
終古事蹟，基本不見於先秦儒家典籍，倒是法家有——《呂氏春秋·先識覽第四》：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鹹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圖法》，當是指國家史冊或國法政策之書也——配合《竹書紀年》，「終古奔商」可信。
終古顯然帶走了對於夏朝來說屬於國家核心機密的資料/材料。
因此，殷商顯然是依賴著《夏書》？《夏史》？和終古的幫助，制訂了自己的制度與禮法。
也所以，殷墟遺址出土的諸多文物都與二里頭文化關係密切，大多數都能在二里頭找到源頭。
?這是史書記載與考古發現的兩相吻合，可惜的是，「無夏論」餘毒太重，不少專家非要假設二里頭為早商——若把二里頭也算成殷商，那麼殷商就是從3750年前到3000年前，是個經歷了近八百年的王朝。
▲這個提法不僅“膽大得出奇”——更重要的是它沒有任何文獻資料支持。
?說回“殷先人，有《典》有《冊》”——這段話明白就是指殷商人毀滅了史冊文書，全句為：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看，這不就是夏朝的文官集團帶上夏朝文書集體投靠殷商嗎？（夏迪簡，即夏書簡）。
▲所有的唯物主義史家，都認定殷商人會在骨頭上刻字，而不會在木頭上刻字——是不可能的。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查”——《易·繫辭下》。
契：刻也，從?木——《說文解字》。
①「筆」的甲骨文原字為「聿」，作手持竹管寫字。
②「書」的原字為「聿」+「者」兩字，而「者」又是「箸」（筷子）的省字。
▲都與“?”有關。
甲骨文是有毛筆字的，商代的出土玉器與陶器上也發現毛筆字，比如“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就發現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硯臺是4600年前。
婦好墓也出土了調色盤。
可見，毛筆早已有之，竹簡亦然。
?所以說：把卜骨刻辭當成唯一漢字起源與史書資料，是十分危險且不靠譜的事。
★★★『極有可能的大膽推測』
既然周公明確指明是「殷先人」，那就應該是商湯為首的早商一代製造了焚書事件——從終古的手中得到《夏典》《夏冊》後便毀滅之。
?完全有這種可能，在寫字與識字的人都極其稀少的年代，文書資料是非常稀缺且珍貴的——除了奴隸主外，其他人肯定無法擁有。
因此，商湯把《夏典》《夏冊》“一鍵清除”並非不可能，相反是非常容易辦得到。
★最後再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甲骨卜辭裡有春、有秋也有冬，從一月到十三月都有，偏偏就是四五六七月沒有季節名稱，詭異！（下回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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