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趙氏源流及趙國初創
一、立國之前的趙氏
趙秦共祖 關於趙氏的族源，《史記》卷43《趙世家》說“趙氏之先，與秦共祖”。對趙氏和秦氏源於共同的祖先，史籍的記載和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並無矛盾，但兩族出於何氏，前人的見解並不相同，《史記》卷5《秦本紀》稱秦氏的祖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的子孫，至舜時“賜姓嬴氏”。司馬遷認為趙秦二氏出於顓頊氏。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則說“按《左傳》郯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1]司馬貞認為趙秦二氏出於少昊氏。顓頊和少昊，舊史傳為人名，是黃帝的傳人，近代以來，學者多趨向於認為是族名或部落首領。並認為顓頊、少昊分屬不同的氏族。據研究，顓頊族是一個較大的部落，它起源於西方的若水（今雅礱江）流域，其後逐漸分化遷徙。在堯舜之時，一部分支族可能向東遷至今山東、安徽和河南東部，與東夷部落融合；少昊氏起自東方，以鳥為圖騰，與後世史家編排的黃帝世系無關，是獨立發展的氏族。[2]由此可見，《史記》所謂“帝顓頊之苗裔”，反映了趙秦兩族的遠源，《索隱》所謂“秦、趙宜祖少昊氏”，則反映了趙秦兩氏遷徙至東方及其與東夷部落的融合關係。
女修吞玄鳥隕卵而生子，說明趙秦最初是以玄鳥為圖騰崇拜的氏族，而《史記》卷3《殷本紀》及有關史籍記述殷人之先時也有類似的記載，孟世凱先生因而又將趙氏和商族相聯繫，認為“秦（嬴）之先世實與商同為一族，在母系氏族時期，皆為玄鳥之處，同以鳥為圖騰，實出自東夷部落，溯其源應是出自少昊氏。趙、秦之先共祖，趙氏實是商之後裔”。[3]
史籍所記的趙秦共祖，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證實。考古工作者曾將趙國和秦國的墓葬進行比較，發現秦國的墓葬具有如下特點：死者多是屈肢葬；墓室帶壁龕：有早中晚三期的洞室墓：墓向呈東西。而邯鄲一帶發現的趙國墓葬，除第三個特點外，其餘葬制葬俗均同秦墓，趙秦墓葬的相同點，尤其是東西向的墓向，與當時通行的南北向墓向迥然不同。證實了兩國葬制葬俗存在共性，趙秦共祖確非虛語。[4]
趙秦與東夷部落的族源關係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證明。目前在魯中南及魯西南丘陵地帶、膠東半島、淮北、皖北等地發現大汶口文化遺址近百處，發掘墓葬2000餘座，墓向基本都是東西向，墓葬中也發現了一定數量的屈肢葬。在這個地域內，晚於大汶口文化的龍山文化和東周夷族諸侯國的墓葬，也都保持了東西的墓向。趙秦葬制葬俗與東夷之地先民的習尚相同，可以佐證他們的先祖原是東夷諸部的一支。（同上）
得姓之由 趙秦共祖，二者的共姓據《史記·秦本紀》，大業娶少典的女兒為妻，生子大費，大費因佐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賜姓嬴氏”。趙氏何時自嬴姓分宗？綜合《史記·秦本紀》和《史記·趙世家》所述，大費以下與趙氏有關的系譜是：大費有子2人，分別是大廉、若木。大廉玄孫有孟戲、中衍；若木有玄孫費昌。中衍的後世有蜚康和季勝。季勝生孟增（又名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至造父時，周繆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 上述有關趙氏的世序並不完整，且多神話傳說的色彩，例如所謂孟戲、中衍“鳥身人言”等即是，但趙姓始祖造父應實有其人。
為何稱名趙氏？《史記·趙世家》說“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是有趙城（今山西洪洞縣）在先，造父因城名而得姓呢。還是趙城在作為造父封邑時始名趙城，趙氏與趙城同時得姓、得名呢？史籍語焉不詳。這或許可以從趙氏的“趙”字含義以及趙氏得姓前後的世代執業中得到解釋。張午時《趙國史》分析“趙”字的含義說：[5]
“趙”的繁體字寫作“趙”，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其義：“趨趙也，從走，肖聲”。“趙，趨也，從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屬，皆從走”。肖？“骨肉相似也，從肉，小聲”。“走”與“肖”二字結合魏“趙”字，趙的含義即是親近的隨從僕人。
上述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秦本紀》說若木的玄孫費昌曾“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史記·趙世家》說中衍為“帝大戊御”。又說造父的六世孫奄父，“周宣王時伐戎，為御”。所謂御就是駕車伕。可見趙氏以世代駕車執業為特點。駕車與馬匹有關，熟悉駕車必然與善於調教馬匹相聯繫，造父之所以能夠獲得賜邑，就與駕車和調教馬匹密不可分。《史記·趙世家》稱造父得幸於周繆王。並向周繆王獻上了驊騮、綠耳等良馬，“繆王使造父御，西巡守，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造父因此而獲得賜邑。所言西巡見西王母、日馳千里攻徐偃王，都不免神話色彩，但造父善於駕車和調教良馬應是事實。造父得姓趙氏可能與此有關。張午時先生釋”趙“的含義是親近的隨從僕人，而《說文解字》釋”趙“又有“趨也”的含義。“趨”有疾走和急速的意思。“急速”也可用以形容馬匹和駕車的速度。又，《穆天子傳二》有“天子北征，趙行口舍”句，晉人郭璞注稱：“趙，猶超騰”。這顯然是形容車馬的疾速。造父祖先和後裔既善於御車，造父又因此而獲賜邑，且“趙”字也具有形容車馬疾速行進的含義，所以，造父得姓“趙”還應該與他善於調教馬匹和駕車的執業有關。趙氏之姓和趙城之名很可能是同時俱得。[6]
從《史記·秦本紀》記趙秦的祖先大廉為鳥俗氏，孟戲、中衍是“鳥身人言”。若木的玄孫費昌曾“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史記·趙世家》說中衍為“帝大戊御”。造父善於駕車和調教良馬，造父的六世孫奄父為周宣王御車，“惡來有力，蜚廉善走”，[7]具有獵人的特點等來看，可以推測出趙氏先祖是以狩獵、牧畜為主的遊牧氏族。如伯益能“調馴鳥獸”等，都是趙氏祖先從事遊牧生活的證明。
在晉國的沉浮 造父下傳六世而至奄父，時當週宣王之世，千畝（今山西介休縣南）之戰，他曾經幫助周宣王脫險。奄父之後，其子叔帶初事周幽王，後鑑於幽王昏庸無道，遂“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8]從此趙氏勢力進入晉國，登上了春秋時期晉國的政治舞臺。
自叔帶入晉至趙簡子實際建立趙國，趙氏在晉國的活動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叔帶至趙夙之前，趙氏歷事晉文侯、晉昭侯、晉孝侯、晉鄂侯、晉哀侯、晉侯小子、晉侯，右為上“民”下日）、晉武公等，時間約自公元前780年至公元前677年。這一時期有關趙氏的具體情況不詳，大概沒有什麼顯著的業績和地位，趙氏甚至連完整的世系都沒有留下，《史記·趙世家》只說“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至趙夙”。這可以視為趙氏在晉國積聚力量伺機發展的時期。
第二個階段是趙夙至趙朔時期，趙氏歷事晉獻公、晉惠公、晉文公、晉襄公、晉靈公、晉成公等，時間約自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597年。這一時期趙氏的第一個代表人物是趙夙，他主要生活在晉獻公時期，於晉獻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為將，從徵霍（今山西霍縣西南）、魏（今山西芮城北）、耿（今山西河津東南）三個姬姓小國，因戰功受封為大夫，獲得賜邑耿。這是趙氏在晉國首次獲得賜邑和爵位。
趙衰是繼趙夙之後趙氏勢力的又一位強有力的代表人物。（關於趙夙和趙衰的關係，《趙世家》稱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認為趙衰是趙夙之孫。然《史記索隱》稱“《世本》雲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雲衰，趙夙弟。而此係家雲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誤耳”。《世本》認為是父子關係，《左傳》認為是兄弟關係。）但他卻有一番坎坷的經歷。晉獻公在世時，先後育有八子，其中申生、重耳和夷吾三子才能出眾，最負人望，趙夙為選擇投身服事的對象，曾頗費一番周折，不得已而求助於占卜：“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最後選擇了服事重耳。後來晉國發生“驪姬之亂”。驪姬是晉獻公的寵姬，驪姬為了達到讓自己兒子繼承晉君之位的目的，誣告太子申生圖謀弒父，並說重耳、夷吾也參預其事。晉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欲殺三子，申生自殺身亡，夷吾交還封地，重耳被迫亡命他鄉。
重耳流亡在外凡19年，遍歷衛、齊、楚、秦諸國，艱辛備嘗，趙衰始終跟隨，不曾絲毫懈怠，其間，趙衰還參預了許多重要的政治謀劃和政治活動，提高重耳的政治地位，擴大重耳在諸侯中的影響，終於獲得了秦穆公的支持。公元前636年，在秦軍的護送下，重耳返回晉國執政，是為晉文公，晉文公為了表彰趙衰的業績，“（以）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9]後來，晉文公於城濮之戰擊敗楚國軍隊（趙衰統率新上軍參戰），成為“春秋五霸”之一，趙衰為晉文公的返國執政和建立霸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史稱“文公所以反（返）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趙氏也從此躋身晉國最高統治集團，成為晉國政壇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
晉文公死後，趙衰復事晉襄公。襄公六年（公元前622年），趙衰死，嫡子趙盾代父執掌國政。趙盾初事晉襄公，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他鑑於晉國多難，起初欲立襄公之弟姬雍為君，可是在太子生母的苦苦哀求下，又改變了主意，仍立太子即位，是為晉靈公。靈公在位14年，趙盾“益專國政”。但靈公晚年荒淫殘暴，趙盾屢次進諫，靈公對此非常不滿，接連謀殺趙盾，趙盾被迫出逃。這時，趙盾的族弟趙穿挺身而出，殺死靈公，立成公之弟黑臀為君，是為晉成公。趙盾重新執掌了晉國國政。直至晉景公初年。自趙夙至趙盾，趙氏由平民而躋身貴族，由大夫而躋身正卿，並進入晉國的權力中樞，這是趙氏勢力在晉國發展和勃興的時期。
第三個階段是晉景公時期。這一時期，趙氏一度嚴重受挫，主要政治代表人物遭到誅殺，史稱“下宮之難”。關於這一事件，《史記·趙世家》所記大意是：晉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司寇屠岸賈藉口追究晉靈公被殺案，將矛頭指向趙盾之子趙朔，擅自糾集諸將攻殺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這時趙朔之妻產下遺腹子，屠岸賈一心要斬草除根，趙朔的食客公孫杵臼和程嬰為了保存趙朔僅存的骨血，設計合謀保護遺腹子。公孫杵臼不惜殺身成仁，以自己的生命和假嬰兒騙過了屠岸賈，程嬰則把遺腹子藏入深山，撫養成人。最後在韓厥的幫助下，晉景公召回了遺腹子趙武，恢復了趙氏田邑爵位。
這個故事在宋元之際被改變成劇本《趙氏孤兒》，曾經廣為流傳，幾乎婦孺皆知。但《趙世家》對此事記述的可信度極低，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提出疑問，今人楊秋梅《“趙氏孤兒”本事考》和拙文《“趙氏孤兒”考辨》更根據先秦成書的材料，進行了具體的考證。[10]綜合有關研究，可知所謂趙氏族誅發生於趙朔逝世之後，時間在晉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起因是趙盾之弟趙嬰齊與趙朔寡妻趙莊姬通姦，引起趙盾另外兩個弟弟趙括、趙同的不滿，趙嬰齊因此放逐致死。趙莊姬對此懷恨在心，向景公誣告趙同、趙括陰謀作亂，晉國內部的另外兩支勢力欒氏、卻氏也藉機排擠趙氏，促成了景公誅殺趙括、趙同，趙氏受到重大打擊；趙武不是趙朔之子，他是以庶子的身份繼承趙氏宗位的，時間可能是在景公十九年（公元前581年）。由此可見，趙氏受到打擊的時間前後不過兩三年。這是晉國內部卿大夫各集團之間矛盾的一次公開衝突，也是趙氏從權力頂峰跌落谷底的時期。
第四個階段是趙武復立至趙簡子之前，趙氏凡傳二代，趙武和趙景叔，他們歷事晉厲公、晉悼公、晉平公等。這一時期，趙武和趙景叔相繼執掌國政，趙氏勢力不僅得到了完全的恢復，而且有了新的發展。晉平公十三年（公元前545年），吳國的使者延陵季子出使晉國，他就預言：“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十九年（公元前539年），晉國的大臣叔向也感嘆：“晉國之政將歸六卿”。這裡的六卿就包括趙、韓、魏三家。至此，趙氏在晉國建立的基業已經不可動搖，趙氏走上獨立建國的道路也已為期不遠。
二、初創時期的趙國
趙景叔死後，子趙鞅繼承宗位，是為趙簡子。自趙簡子而歷趙襄子、趙獻侯共三代，恰值戰國初期，[11]是趙氏勢力大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雖然趙氏尚未取得諸侯的稱號，但“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趙氏子孫在追述祖先功業時，也往往以趙簡子作為立國始主，開國之君。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時就說“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趙武靈王的叔父公子成也說：“今吾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意”。可見無論事實上還是趙氏子孫心目中，趙氏立國都始自趙簡子。所以這一時期是趙國實際建國或曰雛形形成的時期。[12]
趙簡子的施政措施 趙簡子繼承宗位的時間，據《史記·趙世家》是晉頃公九年（公元前517年）。《史記》卷15《六國年表》記其在位60年，周定王十一年（公元前458年）卒。如果這個記載可靠，[13]那麼他就是趙國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趙簡子執政期間，採取了不少既適應當時社會需要，又對趙國以後發展有積極意義的措施。這些措施概括起來有如下：
第一，鑄造刑鼎，規範新的統治秩序。公元前550年晉國正卿範宣子制定了一部刑書，稱為“範宣子刑書”，這是晉國曆史上第一部從國家總法中分離出來的刑事法規,它廢除了自西周以來舊貴族所享受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權。但它制定以後一直藏於秘府，沒有公佈。公元前513年，在趙簡子的主持下，“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14]刑鼎通過刊佈法律，適應了新興貴族和私家地主維護自己利益的需要。這也是我國曆史上最早公佈的成文法之一。[15]
第二，擴大畝制，減輕賦稅，刺激小農的生產積極性。據1972年銀雀山出土的漢簡《孫子兵法·吳問》，在各家卿大夫之中，趙簡子的畝制最大，是240步為一畝。畝大稅輕，有利於生產的發展。《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趙簡子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子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止矣’”。這也體現了趙簡子輕稅薄賦的一貫思想。
第三，舉賢任能，善於納諫。史籍記載了不少趙簡子善於用賢和納諫的故事。例如他有大臣名周舍，以敢於犯顏直諫聞名當時，周舍死後，“簡子每臨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如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他也由此得到當時人擁護和史家的稱讚，史稱“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第四，獎勵軍功，推行縣郡制。公元前493年，簡子在與範、中行氏的鬥爭中，為了鼓勵將士英勇殺敵，於前線宣佈：“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16]通過殺敵立功，上、下大夫可以獲賞縣、郡，士可以獲賞田地十萬畝，平民和工商者可以上升為士，奴隸可以獲得平民的身份。這種按軍功賜田宅的制度有利於封建制的形成和發展。同時，它也表明縣郡制開始成為趙氏統治區內主要的地方政區制度。
趙簡子經營晉陽 營建晉陽是趙簡子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他主政期間曾先後兩次營建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戰國策·趙策一·智伯率趙韓魏而伐範中行》說：“董閼安於，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董安於和尹鐸都是趙簡子的親信大臣，董安於是第一次營建的主持者，尹鐸是第二次營建的主持者。董安於營建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間。尹鐸營建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93年之間。晉陽城的具體情況不詳，佈局結構大體包括城郭、府庫、倉廩。後來的趙襄子曾“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並說：“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同上）可見晉陽建有完備的城郭防禦體系，城郭內建有一定面積的倉儲區，倉儲區分別建有府庫和倉廩，用以儲備糧食和各種物資。此外還有“公宮之室”，必然還有官署區和居民區。[17]
營建後的晉陽成為趙簡子堅固的軍事據點和設防城市，為趙氏的生存和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公元前497年，當簡子與範氏、中行氏發生衝突，受到二氏聯合進攻而情況危急時,他就是退保晉陽,憑藉晉陽才取得最後勝利的。後來的趙襄子受到智伯糾集韓、魏兩家的進攻，也是憑藉晉陽擊敗智氏的。
晉陽城營建還有一個政治意義，標誌著趙氏政治中心的又一次轉移。前已述及，趙氏先祖趙夙的封地是耿，地在今山西河津。至趙衰時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原的地望,諸家說法不一:司馬貞《索隱》引宋忠語,認為在"雁門原平縣"（今山西北部的原平縣）;裴×（左右結構，左為“馬”，右為“因”）《集解》引杜預語,認為在"河內沁水縣"{今河南西北部的濟源};張守節《正義》引《括地誌》及《左傳》也認為在靠近晉東南的濟源一帶。原究競在何地可以不論,而作為趙氏宗子的趙衰任原大夫,說明至遲晉文公初年趙氏勢力的中心已由耿地轉移至晉北或晉東南的原,這是第一次轉移。這次簡子營建晉陽，則標誌著趙氏勢力的中心在春秋末期又由晉北或晉東南的原轉移到了今太原一帶。趙簡子時期已經相當趙國的開國初期，因此晉陽實際上已經成為趙國的第一個都城。
趙簡子東進河北 東進河北，控制河北中南部是趙簡子對趙國曆史發展的最大貢獻。但是早在趙簡子之前，河北南部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地區處在趙氏的統治之下，只不過它不屬於以趙簡子為代表的趙氏正宗罷了。趙簡子是趙氏的嫡傳正宗，除此之外趙氏還有一支庶傳支族。孔潁達《五經正義》引《世族譜》稱：“趙衰，趙夙之弟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為趙氏。夙孫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為耿”。又說：“計衰至鞅、夙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別封邯鄲，世不絕祀”。[18]由此可見，趙氏有兩系：趙衰、趙盾、趙朔、趙武、趙成、趙鞅（即趙簡子）為一系，是嫡傳正宗；趙穿、趙旃、趙勝、趙午為一系，是庶傳支族。前者的封邑在趙簡子時已移至晉陽，後者的封邑則在邯鄲。
邯鄲何時作為趙氏的封邑？沒有明確的記載。按照上引《世族譜》所說，趙穿一系似乎起初“其家為耿”，以後才移至邯鄲，所以又稱“別封邯鄲，世不絕祀”。裴×（左右結構，左為“馬”，右為“因”）《史記集解》引杜預語也只說“（趙）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都很籠統。根據《國語》卷5《魯語下·子服惠伯從季平子如晉》，可以推定至遲前551年邯鄲已是趙氏封邑。《國語·魯語下·子服惠伯從季平子如晉》稱：“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 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渝，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宣子說，乃歸平子。”[19]晉人執平子在魯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見《春秋左傳》魯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條。）。子服惠伯（《左傳》作子服意伯）追憶的欒氏之亂指魯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1年）欒盈（《史記》作欒逞）之亂。[20]邯鄲勝即趙勝，封於邯鄲的趙氏又往往稱邯鄲氏，如趙午即習稱邯鄲午。在前551年的欒氏之亂中，邯鄲勝率軍擊齊軍左翼，說明此前邯鄲已是趙勝的封邑。這是趙氏領有邯鄲最早的一條資料。
邯鄲勝之後又有邯鄲午，他是邯鄲大夫，即是地方長官，又是封邑領主。他曾在邯鄲的附近抗擊過衛軍，以後又隨同趙簡子圍攻過衛國國都。《左傳》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500年）有記載：“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ａ（形聲字，左為“火”，右為繁體“潛”字的右半）。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為西門，殺之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所謂寒氏之役是指《左傳》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衛軍進攻寒氏（今邯鄲西南）之戰，這次戰役大概因邯鄲午吃虧不少，所以才有“請報寒氏之役”一說。
從邯鄲勝（甚至更早）至邯鄲午，這是邯鄲屬晉之後為趙氏領有，確實地說為庶傳支族的趙氏領有的時期。
晉陽趙氏與邯鄲趙氏雖屬同祖同宗，但二者地位不同。就宗法關係而言，晉陽趙氏是正宗，邯鄲趙氏是支族；趙簡子是宗主，趙午是小宗；邯鄲趙氏從屬於晉陽趙氏，趙午從簡子伐衛就是證明。起初，晉陽趙氏和邯鄲趙氏各居南北，分途發展，並行不悖。但晉陽趙簡子時期，由於採取了向北和向南發展的戰略，於是導致了晉陽趙氏同邯鄲趙氏的直接衝突。
公元前497年，即趙簡子、趙午伐衛不久之後的三年 ，二人便圍繞著邯鄲展開了一場激烈爭奪。影響所及，又誘發了晉國內部新貴族之間以及晉國向東方鄰國齊、衛之間的一系列錯綜複雜的矛盾衝突，結果演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直到公元前491年趙簡子佔據邯鄲才基本結束。
這場衝突的直接導火線是衛國進貢的500家。公元前500年，趙簡子、趙午的伐衛之役，最後以衛貢500家雙方言和而告結束。當時這500家安置於邯鄲。公元前497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師而某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21]趙簡子要把這500家遷至晉陽，趙午起初爽快答應，在遭到父兄反對後，趙午只得按照父兄的主意，先侵齊，然後送去了500家。結果簡子大怒，將趙午捕殺於晉陽，派人通知邯鄲趙氏另立大夫。趙午之子趙稷和趙午家臣涉賓遂舉兵反叛，簡子又命上軍司馬籍秦率軍包圍邯鄲。
趙簡子的舉動遭到另兩個新貴族範氏。和中行氏的反對。邯鄲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範氏、中行氏又是姻親，他們為了反對趙簡子結成了聯盟。這年七月，“範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22]中途生變，趙簡子驟然轉為劣勢，圍攻邯鄲的軍隊必然是不攻自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十一月，晉國新貴族韓簡子、魏襄子和智文子又聯合範氏內部的反對派，突然向範氏和中行氏發動進攻。戰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範氏和中行氏一敗塗地，逃到衛地朝歌。十二月，趙簡子重又返回晉都絳，韓、趙、魏智四家結成了反對範氏和中行氏的聯盟。
正當趙簡子化險為夷之際，聯盟內部卻橫生節枝。智氏不願意看到趙氏勢力過於強大，遂向趙簡子施加壓力，要他殺掉賢臣董安於。董安於為了保全趙氏，穩定四家聯盟，自殺而死，使趙氏又一次轉危為安。
公元前496年，以四家聯盟為基礎組成的晉軍開始向範氏和中行氏盤據的朝歌進攻。以後，衛、齊、宋、魯鄭等國為了援助範氏、中行氏也紛紛出兵，原來只限於晉國內部新貴族內部之間的鬥爭進一步演變成了晉國同東鄰諸國之間的戰爭。公元前494年，趙鞅移兵再圍守備薄弱的邯鄲，晉軍與增援邯鄲的齊、衛聯軍在五鹿發生激戰。此後不久，齊、衛、魯、鮮虞聯軍再次攻晉，佔領了棘蒲（今趙縣）。雙方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晉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八月，齊人輸粟於朝歌，鄭國發兵護送，範氏在朝歌接應。雙方決戰於戚（今河南濮陽）。趙鞅率軍數量很少，鄭軍、範氏軍力強盛，形勢非常危機，趙鞅臨戰誓師，大大鼓舞了將士們的鬥志，終於以少勝多，擊敗了範、中行氏，獲齊粟千車。
戚之戰後，範氏、中行氏軍隊被困朝歌，得不到給養。公元前492年10月，趙鞅率重兵包圍朝歌，中行寅突圍，出逃邯鄲。第二年九月，趙鞅第三次率兵包圍邯鄲。十一月，邯鄲守軍舉城投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23]中行寅投奔鮮虞，趙稷奔臨城。十二月，齊國夏為救援範、中行氏率兵伐晉，取邢（今邢臺市）、任（今任縣東南）、欒（今欒城縣）（今柏鄉縣東北）、逆（今順平縣）、陰人（今山西省靈石縣南關）、盂（今山西省黎城縣東北吾兒峪）、壺口（今山西省長治市東南），並聯合鮮虞將荀寅送至柏人（今隆堯縣西堯城鎮）。公元前490年，趙鞅率兵攻陷柏人，範吉射、中行寅逃往齊國，齊國所佔上述之地，旋為晉趙鞅所有。歷時八年之久的晉國內戰至此結束。
奪取邯鄲、柏人等地是趙簡子東進戰略的重大勝利。它有三個方面的意義：第一，趙氏同韓、魏、智氏聯合，消滅了範氏和中行氏兩股勢力，結束了晉國內部六卿專政、六卿並列的局面，在晉國新貴族內部鬥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第二，在邯鄲爭奪中，趙氏連取朝歌、邯鄲、中牟、柏人，迫使範氏和中行氏逃亡齊國，徹底根絕了後患，趙氏勢力迅速膨脹，成為所剩四卿貴族中較強的一支，雖無諸侯之名，已有諸侯之實。第三，趙氏奪取邯鄲、柏人等地，實現了對今冀南一帶直接而穩定的統治，也建立了向華北平原進一步發展的前進陣地和橋頭堡。趙襄子時期，四卿“盡分範、中行故地”。三卿滅智氏後，又“共分其地”。至此趙國在今冀南和豫北的疆域大致形成。
趙襄子滅代 晉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趙簡子死，趙襄子立。襄子剛處理完喪事，喪服尚未解除，便北登雁門的夏屋山，請姐丈代王前來赴宴。他精心佈置了一場政治謀殺，密令宰人於席間用銅勺“擊殺代王及其從官，遂興兵平代地”。趙氏的北部疆域從此又擴大到治水（今桑乾河）和雁門水（今洋河）一線。
襄子滅代雖然輕而易舉，然而卻是他和父親趙簡子兩代人長期努力的結果。趙簡子在世時，就已制定了北滅代國的計劃。《史記·趙世家》稱趙簡子早年曾經大病一場，連續七日不省人事，甦醒後自述夢境，其中有言：“我之帝所甚樂……帝甚喜，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他後來出行，遇見一位擋道人，驅之而不去，簡子於是向他討教道：“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擋道人回答說：“主君之子（趙襄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史記正義》解釋“二國”是“謂代及智氏也”。智氏即晉國六卿之一的智氏，而代即代國，二者均為子姓。這個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表明，趙簡子早年就已萌生了滅代的意圖。
趙簡子一生中還辦過一件大事，就是廢立太子。而廢立太子就與滅代計劃密切相關。趙簡子最初所立的太子是伯魯，當時毋恤（即後來的趙襄子）因是庶出而備受歧視。簡子曾讓賢人姑布子卿給諸子相面，姑布子卿認為他的兒子們“無為將軍者”，不會有什麼前途。簡子很失望，姑布子卿勸他不要洩氣，說曾經見過一人，好象是他的兒子。及至召來一看，是毋恤。後來，簡子為了考察兒子們的才能，“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為太子”。毋恤被立為太子的原因，相當大程度上是他洞察到了趙簡子吞併代國的意圖。由此可見滅代在趙簡子心目中和政治計劃中的位置。
趙簡子滅代並非僅僅停留在計劃上，他至少採取了一個實際步驟，就是把女兒嫁給代王為妻。史稱趙襄子滅代後，“其姊聞之，泣而號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漢代人劉向《古列女傳》卷5《節義》引述了代趙夫人（襄子之姐）的話說：“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餘年矣”。可見滅代之前10多年，趙簡子已經把女兒嫁給代王。襄子之姐自殺表明她不同意趙襄子所為，然而這並不影響簡子以嫁女聯姻作為籠絡、麻痺代王的手段，從而達到滅代的目的。趙襄子能夠誘使代王赴宴，與這層姻親關係不能說毫無關係。
趙襄子滅代，實現了兩代人北進代地、開拓北疆的夙願。但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此，它對趙國此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趙國時期的代地大致以代城（今蔚縣代王城）為中心，包括定襄、雲中、雁門、五原等地、在自然地理上屬於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經濟地理上屬於畜牧或農牧兼作的經濟區，民族地理上屬於以狄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區，這與趙國太行山以東平原地區的農耕經濟和華夏民族構成為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和必要的互補。襄子滅代使代地納入到了趙國的統治範圍，從而大大豐富了趙文化的深厚內涵，後來趙武靈王首先在代地推行胡服騎射並在全國獲得成功，就與這種文化內涵密切相關。襄子滅代還擴大了趙氏的北部疆域，奠定了以後進一步拓展趙國版圖的物質基礎，後來趙武靈王向西北進軍林胡、樓煩，滅亡中山，趙孝成王時期李牧滅a襤、破東胡、降林胡，都是以代地作為前進基地的。
晉陽之戰與三家滅智氏 春秋後期，晉國統治集團內部形成了智、韓、魏、趙、範、中行六卿專政的局面。六卿在與晉公室的鬥爭中雖能經常保持一致，但六卿內部也常常圍繞著權利的分配和再分配發生激烈的矛盾，以致互相火併。前已述及，趙簡子時就已擊敗了範氏和中行氏，趙襄子即位不久，又與智氏、韓氏、魏氏盡行瓜分了範氏、中行氏故地，[24]晉室內部形成了智、韓、魏、趙四卿專政的局面。
趙簡子時期，趙氏在六卿之中常居於主導地位，簡子死後，特別是四卿滅掉範氏和中行氏之後，這種局面發生了變化，智氏的首領智伯（即智瑤）通過擁立晉哀公，取代趙氏而把持了晉國朝政，成為晉卿中勢力最強的一家。智伯驕橫跋扈，剛愎自用，恃強欺弱，先後向韓、魏兩家索要土地，韓、魏兩家被迫各送一個萬戶之邑給他。但智伯貪心不足，又派人向趙襄子逼索藺（今山西省離石縣西）、皋狼（今山西省離石縣西北）之地。遭到趙襄子的斷然拒絕。
趙襄子拒絕的直接原因有兩個：一是趙襄子被立為太子後，智伯率晉軍伐鄭，襄子受命從徵。在前線，二人意見不合，智伯借酒侮辱襄子，回師後又竭力勸趙簡子廢去襄子，二人由此結下怨仇；二是藺、皋狼本是趙氏發源地，趙氏不肯輕易割讓。上述原因只是表面現象，說到底是兩家的利害衝突已經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當智伯得到趙襄子拒絕的消息後，便率韓、魏之兵向趙襄子發起進攻，襄子被迫退保晉陽，晉陽之戰爆發。
晉陽保衛戰打得很艱苦，智伯率三國聯軍圍攻晉陽長達一年之久，“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形勢異常危急。趙氏內部也呈現不穩，“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襄子看到城中糧食告罄，財力殆盡，士卒病弱，也一度喪失信心，打算出城投降。大臣張孟談不同意，他向襄子分析形勢，指出三國聯軍內部潛伏著危機，建議襄子分化敵軍，派人向韓、魏兩家曉以利害，爭取他們反戈一擊。襄子接受了這一建議，派張孟談出城遊說韓、魏二氏。韓、魏二氏本來就對智伯逼索土地不滿，他們進攻晉陽也是被智伯裹脅而來，當晉陽面臨陷落之際，他們也意識到智伯的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自己。因此，經過張孟談說以唇亡齒寒道理，韓、趙、魏三家一致同意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智氏，接著，“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軍而擒智伯”。[25]結果是“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
晉陽之戰的勝利，結束了晉國內部四卿專政的局面，晉國只剩下了韓、趙、魏三家，為以後三家分晉奠定了基礎。同時，“趙北有代，南並智氏，強於韓、魏”。在三家之中取得了優勢地位，以後趙國的疆域也在此時基本形成。
趙襄子遷都於耿 趙襄子在位共33年,開始的10多年，他主要作了兩件大事:一是即位的當年（公元前457年）發兵滅代；二是於公元前453年與韓.魏兩家聯合擊敗智氏。此後20多年,有關他的情況史所不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這期間，他曾經將趙氏的政治中心從晉陽遷到了耿地。 《漢書·地理志上》河南郡中牟縣條說:"趙獻侯自耿徙此"。[26]《水經注·a（形聲字，左為“氵”，右為“曾”）水》也說:a水"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昔趙獻侯自耿都此"。[27]趙獻侯是趙襄子之子，趙獻侯既是自耿遷都於中牟，說明他即位之前，趙襄子已經在耿建都。趙襄子遷耿事，《史記·趙世家》沒有記載，具體時間也不詳，但考慮到公元前453年的滅智氏之戰,他是憑藉晉陽才反敗為勝的，推測遷都於耿是在晉陽之戰以後。
關於耿的地望，有不同的觀點，有的認為是今山西河津縣境的耿城，[28]有的從邢、耿古音相同出發，認為春秋時期之前的邢是今河南溫縣境的邢丘。[29]按：《史記》卷3《.殷本紀》有"祖乙遷於邢"句,司馬貞的《史記索隱》解釋道"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司馬貞大約是唐開元.天寶時期人,他認為河東皮氏耿鄉即祖乙所遷之邢未必鍀當，但其所稱"邢音耿"云云卻至關重要.這句話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邢.耿音同,可以通假:第二,當時有的《史記》傳本作"邢"為"耿"。這至少反映了唐代開元.天寶以前的狀況。今河北邢臺即西周以來的邢國所在地，這已為大量的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所證實。春秋後期到戰國時代，邢作為地名也一直存在。《左傳》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記載齊人“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逆、陰人、盂、.壺口”。此次伐晉連取邢、任、欒、等地.，楊伯峻綜合前人研究成果及自己看法，認為“邢即今河北邢臺市”。[30]戰國時期趙國的兵器有“十七年邢令”戈和“二年邢令”戈，[31]且後者出土於緊鄰邢臺的臨城。證實今邢臺之邢一直存續到戰國時代。邢、耿音同可通假，邢在春秋戰國時期又持續存在，那麼趙襄子遷都的耿應該就是邢，其地望在今邢臺市區。
又，邢臺一帶自古流傳有許多關於趙襄子的故事以及由此附會的古建築,據乾窿本《順德府志》所載有下列幾條:卷1《建置》稱府署“相傳即趙襄子殿址.”；同卷《橋樑》稱鴛水橋:"舊名豫讓橋".；卷5《壇祠》稱縣治西建有"趙襄子祠"..；卷6《古蹟》有"趙孤莊,在城西北二十五里,相傳程嬰匿趙武處".；同上又有"太嘗井,在城西三十五里,世傳趙襄子為太子時常獵於此,人馬俱渴,乏水,因禱於天,以矢卜之,遂得泉,深三十丈,襄子嘗之,故名".。上述流傳的故事及附會的建築，除“趙孤莊”一事屬趙氏先祖外，其餘都同趙襄子有關。趙國遷都於耿（邢）正是趙襄子時期，二者相吻合，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趙都之耿（邢）即今邢臺之邢。[32]
趙獻侯治中牟與趙桓子立於代 趙襄子在位33年，於公元前425年逝世。他死後不久，趙氏統治集團內部就爆發了一場危機。他指定的繼承人趙浣剛即位，就被襄子之弟趙桓子逐出，於是趙桓子“自立於代”，這場政變的發生與趙襄子對繼承人的選擇有關。《史記·趙世家》稱襄子在世時，因感於其長兄伯魯早年被廢去太子位，故指定伯魯之子趙浣為自己的繼承人。襄子死後，趙浣繼位，是為獻侯。但有關趙獻侯、趙桓子以及這場政變的記載很少，只說“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可知這次叔侄爭位的基本情況是：趙獻侯即位時年紀尚小，趙桓子憑藉自己的年齡優勢以及襄子之弟的身分，奪取了宗位。桓子在位僅一年，死後由其子繼位。趙氏集團可能不滿於桓子篡位，殺桓子之子而重新迎立趙獻侯。這場由繼位問題引發的危機至此結束。[33]
這場危機持續的時間並不算長，可是趙氏的都城在短時間內遷移了兩次：一是趙獻侯“治中牟”；二是趙桓子“自立於代”。二人選擇不同的地點建都，也多少反映了他們在確定趙氏發展戰略方向的差異。自趙簡子起，趙氏的發展基本上沿著兩個方向進行，西北和東南。趙襄子滅代就是向西北發展的第一步。以後趙武靈王首先在代地推行胡服騎射和李牧居代拓邊都是沿著這個方向進行的。趙簡子控制邯鄲，東進河北，爭霸中原則是向東南發展的具體措施，以後趙襄子遷都於耿，趙敬侯遷都於邯鄲也是沿著這個方向進行的。趙桓子所都的代城在今蔚縣境內，表明趙桓子確定的戰略發展方向的重點是西北方面的代地。趙獻侯立都的中牟在今何地？有四種觀點：一說是今河南中牟；[34]二說是在黃河之北；[35]三說是在河南湯陰縣（今河南鶴璧市）西牟山之側；[36]四說是在今邢臺、邯鄲之間。[37]其中以第三種說法最為流行。但張守節僅僅是根據湯陰縣西有牟山而推斷中牟邑在山側，並未說遺存有中牟舊址，《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和《太平寰宇記》及歷代《地理志》從未提到湯陰縣有中牟舊城，僅以牟山一名便確定中牟地望顯然不可靠。筆者曾撰文《戰國趙都中牟瑣見》，[38]經過對早期文獻有關趙都中牟材料的考察，認為趙中牟位於邯鄲東南直至東黃河西北岸這一地域（這一段黃河呈西南、東南向，自今大名縣城東側流過）。趙獻侯將都城遷至邯鄲附近中牟，表明他確定的戰略發展方向是南向爭霸中原。這代表了趙都城由晉陽而最終遷至邯鄲的歷史總趨勢。
[1] 《史記》卷5《秦本紀》。
[2] 見孟世凱《趙、秦、商族初探》一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趙國曆史文化論叢》63－73頁
[3] 趙秦與商族的族源關係，羅平、孟繁峰《趙秦墓葬的“共祖”現象芻議》一文持不同看法。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趙國曆史文化論叢》75－85頁
[4] 見羅平、孟繁峰《趙秦墓葬的“共祖”現象芻議》一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趙國曆史文化論叢》75－85頁
[5]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1版1刷第2頁。
[6] 造父善於駕車御馬的傳說，還見於《列子·湯問》和《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7] 《史記》卷5《秦本紀》。
[8] 以下引文凡不出注者，均引自《史記·趙世家》。
[9] 《史記》卷43《趙世家》。原為地名，在今河南濟源西北。
[10] 楊文見《山西師大學報》1987年2期，拙文見《中國史研究》1991年2期。
[11] 關於春秋與戰國的分界線，有公元前476年和公元前403年兩說，本書採用前說。按照此說，趙簡子實跨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兩個階段。
[12] 1988年在太原金勝村發現的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的大墓，根據出土器物反映的禮制，墓主被認為是晉卿趙氏，在隨葬青銅禮器和棺槨結構上使用了列國諸侯的禮制，而車馬坑與隨葬兵器的規模，則大大超過一般諸侯。渠川福：《太原金勝村大墓年代的推定》認為墓主可能是趙簡子、趙襄子中的一個。見《文物》1989年9期。這也可以證實趙氏有了諸侯之實。
[13] 關於趙簡子和趙襄子在位的時間，文獻記載懸殊很大，需專文探討，今略。
[14]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條。
[15] 參見李孟存等《晉國史綱要》第23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16] 《左傳》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條。
[17] 關於晉陽城營建的問題，拙文有探討，待刊。
[18] 轉引自《春秋左傳注》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條，第4冊第1589頁。
[19] 上冊第199頁。
[20] 《春秋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1年）條。
[21] 《左傳》定公十三年條（公元前497年）條，第4冊第1589頁。
[22] 《左傳》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條，第4冊第1590頁。
[23] 《左傳》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條，第4冊第1628頁。
[24] 關於瓜分範氏、中行氏之地的時間，文獻記載的分歧較大，《史記·趙世家》系此事於趙襄子即位的第四年，據《史記》卷15《六國年表》，為周定王十五年，應為公元前454年。《史記》卷39《晉世家》，四家分範氏、中行氏地在晉出公十七年，據《六國年表》，周元王三年是晉出公元年，時當公元前474年，則晉出公十七年應是周定王十一年，為公元前458年，時當趙簡子六十年。
[25] 《韓非子·十過》，中華書局1960年第1版，1985年第4次印刷，上冊第76頁。
[26] 《漢書》卷28上《地理志上》，見中華書局校點本第6冊第1555頁。
[27] 王國維《水經注校》卷22《a水》，見上海人民出版社本第721頁。
[28] 如<>河東郡皮氏縣條稱:"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後十世獻侯徙中牟。"<>便沿襲此說,認為;"耿,古國名,本春秋小國,公元前661年晉滅之以賜趙夙,至趙獻侯自此遷中牟。故址在今山西河津縣南汾水南岸。"
[29] 《說文解字》稱：“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後漢書·郡國志一》河內郡平皋縣條：“有邢丘，故國名，周公子所封。”平皋縣在今河南溫縣境，懷縣與平皋縣相鄰，二書所指邢實際一地，屬今河南溫縣。
[3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冊第1628頁。
[31] 李學勤：《北京揀青銅器的幾件珍品》，《文物》1982年９期
[32] 關於耿的地望問題，詳見拙文《戰國趙都遷耿管見》，收入《邢臺歷史文化論叢》一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出版。
[33] 《史記索隱》所引《世本》稱趙桓子是趙襄子之子。《史記索隱》則認為桓子是襄子之弟，並認為趙獻侯是襄子之子。
[34] 《漢書·地理志上》河南郡中牟縣條。
[35] 《趙世家》所引《史記索隱》。
[36] 見《趙世家》所引張守節《史記正義》，6/1796/13《文物春秋》1993年4期所刊張新斌《河南鶴壁鹿樓古城為趙都中牟說》。
[37]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持這種觀點。
[38] 刊於《河北學刊》198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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