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只要念過書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魯迅的。他祖籍浙江紹興，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是他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用的筆名。
出身於封建沒落官僚家庭的他，1904年初去日本仙台醫科專門學校學醫，後來因課間觀看“日俄戰爭教育片”過程中，中國人體現出的麻木不仁令他深受刺激，他決意以改造國民精神為宗旨棄醫從文，最終成為中國近代首屈一指的文豪大家。
單憑印象，很多人可能認為魯迅年齡比秋瑾大。其實，秋瑾反而比魯迅年長約6歲，秋瑾初名閨瑾，乳名玉姑，後來改名瑾，字競雄，她是中國女權和女學思想的倡導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
別看秋瑾是女流之輩，憑著“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一腔熱血，她與徐錫麟、陶成章並稱“辛亥三傑”。秋瑾不僅提倡女權女學，為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而且是第一批為推翻滿清政權和數千年封建統治而犧牲的革命先驅、第一位女烈士，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所以後人把她與魯迅、周恩來並稱“紹興三傑”。
魯迅和秋瑾算是同代人，也是浙江紹興同鄉，都具有反對滿清帝制、追求民主的革命思想，而且兩人都抱著救國救民的宗旨東渡扶桑留學，只是年輕一些的魯迅比秋瑾大約早一年到達日本求學（魯迅1902年3月赴日；秋瑾1904年4、5月份赴日）。
魯迅和秋瑾在日留學期間，都積極參與中國留日學生大會和浙江、湖南同鄉會的一些集會活動，他們也都是“同盟會”成員。特別是性格外向、豪爽的秋瑾廣泛結交留學生中的周樹人（魯迅）、陶成章、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志士仁人。
這兩人因擁有眾多的共同點，起初自然而然地成為很好的朋友，這個一點也不奇怪。總體上看，自小就扛起家族重擔、嚴謹嚴肅的魯迅對秋瑾是比較欣賞和推崇的。這個從魯迅的一些著作和相關談話中可以得到證實。
如魯迅在其《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寫到：“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魯迅的《範愛農》一文中有：“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魯迅在《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等文中再次提到：“軒亭口離紹興中學並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卻了。”
曾擔任過浙江省文聯副主席、自稱為魯迅“私淑弟子”的現代學者許欽文曾經在自己文章中記述過一段魯迅先生同他的談話：“秋瑾姑娘很能幹，有話當面說，語氣很堅決，不轉彎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愛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飲，講話精闢，熱心公益，所以很多人喜歡和她接近。雖然秋瑾姑娘生的秀氣，但人品很高。”
一方面魯迅欽佩其性格、氣質、人品；另一方面多次流露出對秋瑾被害的憤怒和人們遺忘其事蹟的批評和譴責。可見，魯迅對秋瑾基本上是正面嘉許和肯定的，這也是他們一度能成為好友的更深層次的原因。若非如此，“深通世故而又偏不世故”的魯迅根本就沒必要和秋瑾敷衍。
但是後來魯迅和秋瑾在一些事情上有諸多分歧，漸行漸遠，甚至漸生齷齪也是事實，兩人的朋友關係也就基本終止了。這個主要是由於兩人不同的人生經歷，特別是兩人對中國舊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具體實施策略和路徑的分歧造成的。
魯迅童年時,由於祖父周介孚捲入科場作弊案久拖不決，父親周伯宜又長期抱病，久拖不決就要不斷的上下打點；長期抱病就要常年求醫抓藥，周家急劇衰敗、困頓。魯迅作為家中長子,很早就要扛起家庭重擔。家族內部和社會上的世態炎涼，讓幼小的魯迅飽嘗人情冷暖、經濟窘迫，在他的內心深處造成了極大的陰影。這些造就了魯迅很小就有家族責任感，克己自省，嚴肅、冷靜、務實等性格特點。
相對而言，秋瑾的成長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她祖父的福建雲霄廳（今漳州市）同知、父親的湘鄉縣督銷總辦都是有油水的實職官，夫家也是湘潭當地首屈一指的富商——曾國藩的表弟王殿丞家。
在滿清封建帝制的封閉時代，她算是一個另類的大家閨秀，自幼喜好詩文，尤慕劍俠，豪爽奔放；稍長，隨四表兄習棍棒拳術、騎馬擊劍；成年後也經常會聚三五好友，或撫琴下棋，或放飲賦詩；這樣造就了一個後來善騎射，揮刀舞劍、跨馬攜槍“鑑湖女俠”。
也就是說秋瑾是一個經濟優裕，自由豪放環境下長大，基本算是“散養放養”型，所以成年後的秋瑾蔑視封建禮法、外向奔放，快意恩仇。比如當時大宅門裡的名門閨秀都是在家中聽“堂會”，不會拋頭露面去戲園子，戲園子也不賣“女客”票。秋瑾隨著在戶部做主事的丈夫客居北京時，卻常常堂而皇之地坐著西式馬車去聽戲，開創了上流社會女性進園子的先河。
中國人常說“寧拆三座廟，不毀一樁婚”，想當初湖南豪紳陳範曾經攜帶兩名小妾遠赴日本紅袖添香讀洋書，秋瑾對陳範這種擁妾而驕、玷汙同胞的聲譽的行為十分反感，於是她極力促成這兩妾脫離陳範走向獨立；後來陳範貪圖財貨將女兒許配給廣東廖姓富商為妾，秋瑾又大舉鞭撻，撮散了婚事。
還有一次，秋瑾和好友同遊上海張園，其間暫歇品茶時，秋瑾看見一名日本留學生與一中國雛妓共乘馬車，舉止輕狂放浪至極，忍無可忍的秋瑾上前用日語狠狠地訓斥得那個日本人灰溜溜地逃走。
在救國救民的革命實踐中，秋瑾善於結交，敢說敢幹，特別是行動力超強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她積極登臺演講，創辦報刊，發表文宣，並參加了當時幾乎所有的革命性熱門幫會，如“共愛會”、“秘密會”、洪門天地會（並受封為“白紙扇”，即軍師）、“三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還先後以“銳進學社”、“中國公學”、“紹興女學堂”、浙江南潯“潯溪女校”、 紹興“大通學堂”等為陣地，組織、培養和串聯革命力量，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實幹派”。
反觀魯迅，在救國救民的民主革命過程中，更多的是以筆和文學作品作為“匕首”和“投槍”做出貢獻，著力於革命理論的探討和“國民劣根性”的救治為主要著力點。他首先是一名（思想）革命家和文藝戰士，他所進行的是思想上的革命，旨在喚醒民眾自覺的民主和革命意思，也就是從最根本的思想上入手，即醫治人們的內心、思想，遠遠比肉體上的療傷來得重要。
再加上前文說的魯迅的家庭責任感和謹慎性等原因，他對舊民主主義革命早期採取的個人或小團體出擊的革命“暗殺”活動是抱著審慎態度的。魯迅親眼目睹一個反清團體的領導人，就在手下進行軍事襲擊，生死莫測之際，他自己坐在那裡仍然談笑風生，毫不在意，不禁“驚佩不至”。
所以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他表達了對“暗殺”的看法：“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
魯迅曾回憶：“我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曾經被命令去暗殺。但是我說，我可以去，也可能會死，死後丟下母親，我問母親怎麼處置。他們說擔心死後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正因為魯迅不願意像“黑社會”馬仔一樣，不顧一切地去搏命，否則就是孬種。所以受到主張激烈手段的秋瑾等人的誤解和攻擊！性命都託付給“組織”了，魯迅要求“組織”對老孃如何處置有個“說法”卻得不到，這個也太勉為其難了！大名鼎鼎的的戰國四大刺客之一——聶政不也是“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的疑慮解決了才行動的嗎？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應清政府要求出臺了《關於准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客觀地說，該規則的主要宗旨是讓留學生好好學習，約束和限制他們利用留學搞革命活動或者混文憑。
當時日本報社的“標題黨”將《關於准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斷章取義為《取締規則》進行報道。留學生們一聽“取締”二字，怒火中燒，立馬抗議！在抗議大會上，分成了兩派，以秋瑾等人為代表的自費生主張退學回國以示抗議，態度相當激進；以陳叔通、汪精衛、胡漢民、許壽裳、朱執信、魯迅等為代表的官派老生不主張退學，被稱為“維持派”。
兩派爭論異常激烈，“激進派”甚至組織了“糾察隊”，帶上棍棒武器滿東京巡視，看到清國留學生就威脅他們：“你回不回國？”說“不回國”的，立即遭到群起圍毆。
事實上，當時公認的革命領袖孫中山都擔心眾多具有革命意識的留日學生回國之後，會被清政府一網打盡，他讓汪精衛在東京創辦了“維持會”，規勸留學生不要跟風回國、儘快迴歸課堂、恢復學業。
據說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上，秋瑾宣佈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其實，這個廣為流傳的段子是日本人永田圭介在其著述中的誤傳。據秋瑾的學生徐雙韻在《記秋瑾》中說所述，在1905年到了12月底，秋瑾作為“退學派”的中堅決定退學回國，浙江留學生同鄉會為她召開送行會。在會上，秋瑾慷慨陳詞，並隨手從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講臺上立誓：“如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由此看來，不管孰是孰非，魯迅和秋瑾在革命的大目標上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些具體策略上分歧很大，所以漸生齷蹉也是可以想象得到，兩人最後形同陌路，不再往來。
1907年7月6日，秋瑾的紹興同鄉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他弟弟徐偉供出準備與徐錫麟一起率領“光復軍”在浙江響應的秋瑾。15日凌晨，秋瑾從容就義於紹興軒亭口，時年僅32歲。
秋瑾壯烈犧牲之後，魯迅出席了留學生浙江同鄉會舉行的追悼大會。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秋瑾逐漸為人遺忘，可魯迅卻一直沒有忘記她，並寫過許多文章追念她，緬懷之情溢於字裡行間。
魯迅著作《吶喊》中的名篇《藥》一文中，未正面現身的主人公夏瑜就是暗喻秋瑾（“夏”對“秋”，“瑜”寓“瑾”）。《藥》中兩個家庭——華（老栓）家和夏（瑜）家（“華”、“夏”合在一起即中華民族），華家兒子華小栓得了癆病，夏家則出了革命者夏瑜。華家的病需要吃人血饅頭，而夏瑜的血則通過劊子手轉移到華家。華小栓吃了蘸有夏瑜人血的饅頭，毫無作用，華家和夏家的人一起走進了墳墓。
魯迅讚揚了夏瑜為革命而獻身的精神，但同時也藝術地指出了他的鬥爭的悲劇性，既不為群眾所理解和支持，也沒有贏得群眾的同情，甚至夏瑜的母親也不理解反而感到“羞愧”，揭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脫離群眾的弱點。但是第二年清明時節墳頭出現的花環（“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著那尖圓的墳頂。”），正是對這“寂寞奔馳的猛士”的慰藉，說明革命者仍被懷念，革命的火種不會被撲滅，是黑暗中的希望。
總之，魯迅對秋瑾的態度是複雜的，在這篇小說裡得到集中體現。他肯定並敬仰秋瑾的革命行為，但是對秋瑾的某些激進舉動有所保留，認為有些近乎輕率和盲動。整天上看，魯迅和秋瑾的關係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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