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推銷電話，相信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話要說。一會兒賣房子、一會兒辦貸款、一會兒又來個推薦股票，推銷電話擾民已經成了公害。
今年5月底，中國之聲報道了“寧波市急救中心接1600多個騷擾電話，嚴重影響正常工作”一事。隨著媒體的報道，當地相關部門採取了相應措施，有力打擊了騷擾電話的氣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稍有消停的騷擾電話又開始猖獗起來。對於這一社會頑疾，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檢察院行動了。檢察機關怎麼治理呢？
“推銷電話不要太多，又是什麼買房子的，又是什麼炒黃金炒股票的，我都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拿到我的電話號碼。像我們工作關係，手機每天都是不能關機的。看到陌生號碼，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一接我就氣得想把手機砸掉。”
寧波市民王女士的遭遇，相信大家都曾遇到過。這樣的騷擾電話還曾經嚴重影響了120急救中心。在今年5月份，寧波市120急救熱線在一個月內接到了1600個推銷電話，引發輿論持續關注。而隨著媒體的介入，當地通信管理局、住建委等部門開展了聯合行動。在一段時間內，有力打擊了推銷電話的囂張氣焰。
不過，在稍微清淨了一段時間後，最近，推銷電話又開始多了起來。那麼，這些推銷電話究竟能不能管？難道任由它擾民成為公害？2017年底，寧波市海曙區檢察院開始著手做一件事情。海曙區檢察院檢察長李鍾介紹說，他們打算就推銷電話擾民一事，提起公益訴訟。
“公益訴訟，它的立法原意就是當不特定的公眾利益受到侵害，但是受侵害的個體不適合做原告來求訴這個事情的時候，有一個國家派的公益訴訟的人來從事這個工作。”
在提起公益訴訟之前，海曙區檢察院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著手蒐集相關證據。李鍾介紹說，他們找到了江蘇的一家技術公司。
“因為我知道他們之前已經給其他的房產商搞過這個東西。我們找到他，就說假如我們想做房產的話，你這個號段能不能拿出來？你拿出來怎麼樣保證打到很多人哪裡去？他就把他的設備，原原本本拿出來給我們看。比如網線接進，8條線輸出，從號池裡拿出號段，就可以拿這個號段撥。”
檢察院隨後購買了該套系統。一共花費2800元，其中設備費800元，電話充值費2000元。電話充值費用於後續群呼使用，每條線路30元月租費，撥打電話每分鐘5分錢。檢察官在使用時，通過互聯網登錄該公司服務器。每次撥出電話時，主叫號碼都隨機顯示為電信“181”開頭的手機號，且都無法回撥。據瞭解，該公司服務器上存著約1萬個中國電信手機號碼。
那麼，要治理這些騷擾電話，從技術上能不能實現？寧波市海曙區檢察院檢察長李鍾認為，完全可以做到。
“你想現在是大數據的時代，一個公司在經營它的電信業務的當中，它的號碼它能夠不知道？拉開後臺一看：主叫在幾百次的，甚至以上的，肯定不正常。”
技術上完全可以做到的事，為何相關部門沒有行動？李鍾分析：一是利益驅使；二是主管部門不作為。
“所以說，我當時就氣憤了，我說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不惜犧牲大眾的利益。通信管理，一個通信代表了你的行業性質；管理代表了你的職能，你當然要管。”
通信管理局是電信業務的主管部門。他們對待騷擾電話的態度，記者早在今年5月份120被騷擾一事中有過領教。當時，很多媒體都向寧波市通信管理局提出了採訪要求。
“這個事情這樣，我們這邊不對外的，你們要了解要麼跟我們省通信管理局聯繫好吧？”
記者：“剛剛給寧波通信管理局打電話想採訪，他們說要你們這邊要走個流程，通過你們？”
“你那個要記者證採訪提綱發過來，包括你們單位名稱什麼都發過來。”
記者：“這個大概什麼時候有迴音？”
“這個不好說，這個要走流程看領導批了。”
不過，寧波市海曙區檢察院檢察長李鍾認為，寧波市通信管理局這種推脫的態度，正是不作為的表現。
7月12號當天，李鍾帶著兩名同事，來到寧波市通信管理局，鄭重向他們送達了檢察建議書。在這份建議書裡，檢察院建議通信管理部門積極履職，對當前“騷擾電話”擾民的現實情況，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改進和完善電信業務管理辦法，整改期限為2個月。李鐘錶示，如果通信管理局未能在限期內整改，最終可能要被正式起訴。
“公益訴訟裡面分檢察建議送達、完了還有訴前會議，還有個正式的起訴。”
寧波市通信管理局又是如何看待這份檢察建議書的？記者隨後撥打該局局長和辦公室的電話，但一直無人接聽。
記者瞭解到，這已經不是寧波檢察機關第一次提起公益訴訟。2015年，寧波市北侖區一拆遷戶因為拒不拆遷導致軌道交通建設擱淺，寧波市北侖區檢察院隨後對該拆遷戶提起公益訴訟。隨後，該拆遷戶主動到拆遷辦要求拆遷房屋。
這一次針對騷擾電話的公益訴訟，能否取得預期效果？寧波市海曙區檢察院檢察長李鍾說，他們會堅持到底。
“浙江精神就是要解放思想。我們想先行先試，我們打造出一個樣板來，浙江省推開，完了全國再推開，還手機用戶一個清淨的通訊空間。”
北京嶽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嶽屾山律師認為，檢察機關的介入對於打擊“騷擾電話”這一社會頑疾、倒逼行政機關履責會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電話擾民”折射出的個人信息洩露的問題，還需要多部門聯動，建立一個全國範圍內的統一的信息舉報平臺。
“我覺得檢察機關能做出這一步（公益訴訟）的準備或打算，至少被訴的行政機關可能會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在一定程度上會遏制或者會消減一部分騷擾電話。也會對其他地方的檢查機關、行政機關，甚至是我們目前對騷擾電話的認知和處理方面都會起到積極作用。
但是我們注意到，有一些騷擾電話是在本地呼出的，還有一些是在外地呼出或呼入的，這個時候可能就需要全國的聯動才能進行打擊。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接到的騷擾電話是很精準的，所以這還連帶著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問題，這可能需要多個部門處理才能有效制止。
我們應當有一個統一的平臺或者是接口，能夠接收到這些我認為是別人侵害到我權益的投訴舉報。這樣的話，我相信把這些數據統一起來之後呢，相應的這些公安機關、電信部門他們會找到信息洩露的源頭以及信息洩露的原因，這樣可能就會打擊到那些非法獲取他人信息的人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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