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希臘高等教育萌芽期的社會理想及其對知識觀的影響

在古希臘的理想是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夠參與城邦的運行與治理，這種理想就帶著樸素的民主、自由與平等觀念。

從古希臘時期荷馬著作中可以看到，當時希臘文化界中普遍認可一個核心價值理念——正義（dike）。荷馬對於正義這一概念的使用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宇宙存在著單一的基本秩序，這一基本秩序不僅使自然，也使社會有了一定的結構。支配這一基本秩序的是諸神之父和人類之父——宙斯，而管理這一基本秩序的則是“既善又美的人”——“王者”，這些“王者”對宙斯分配給他們的正義進行管理。正義女神忒彌斯是專門管理這一秩序的“王者”中的“王者”，如果某種特殊的正義符合女神的要求，就被視為可靠的、正直的；如果某位“王者”的決斷符合女神的要求，則這種決斷就是無私的、公正的。王位、宇宙秩序和神聖支配是緊密圍繞、密不可分的三個概念。宙斯與“王者”都是通過對違反神旨的人進行懲戒來維護並強化正義的。

其實，忒彌斯本身就是一種靠慣例與傳統來維繫的神聖秩序。Themis（忒彌斯）的字義本來就是“正義”、“法律”、“習俗”。忒彌斯女神在希臘神話中就是秩序、預言和法律之神，形象上也是手持天平，以布矇眼，以示公正。所以，忒彌斯實際上象徵著古希臘時代的習慣法。在那個時代，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存在著立法意義上的法（nomos），而正義（dike）就成為一種永恆的、絕對的普遍原則而存在。這種正義顯示了宙斯的意志，這種意志也體現為世界秩序，也就是習慣法。

所以，正義是習慣法或既成慣例的基礎與絕對原則，而習慣法又是永恆正義的外在體現。這種永恆正義又是在人們的關係上，甚至在諸神關係上的表現、存在與施行。根據這種既成慣例或永恆正義，每位神或普通人都在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在各自位置完成自己被賦予的使命。這既是一種權利與職責，也是被正義原則所賦予的“榮譽”。這種觀念被繼承並傳承下來，對古希臘的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柏拉圖就將雅典城邦中的公民分作三類：治國者、衛國者和生產者，這三類公民又分別由金、銀和銅鐵所構成。國家正義就孕育於這三類公民的和諧共處關係中，如果每類公民都能夠完成本階層應該完成的事情，且不影響到其他階層，就是正義的。雖然，這種“安分守己”的正義觀很保守，不過，我們可以從中明顯地看出荷馬時代“秩序觀”的影響。

正是基於這種理念，古希臘人在對知識的選擇上，在各個學科進行分類研究的重心上，都從這種秩序觀出發。這種普遍的社會理想提倡自然規律、自然法則，是一種“統一”的秩序觀，甚至是凌駕於諸神之上的絕對法則。而這種秩序觀又在古希臘社會中逐步擴散到各個領域。這種觀念充分體現出他們“萬物一體”的觀念以及他們對於隱蔽在表象背後的真理的確信，並希望能夠秉承這樣的觀念去改造世界。

（二）中國高等教育萌芽期的社會理想及其對知識觀的影響

在春秋戰國時代，“動盪”、“離亂”的社會使得“以前的良好規制消失了。社會變得無公理、無秩序、無制裁，人人爭相圖謀私利，由小康社會進入亂世。”亂世之亂主要表現為文化精神離散，社會失範失序，人心失去根脈。人們企盼亂世終結，治世重起。人民意識到“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文化，不能沒有規範，禮崩樂壞，其結果是社會混亂，人心無根。所以在經過了兩三百年的文化貧困期後，私學得以產生。”春秋時期戰亂頻仍，本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時代，不過，卻也是中國文化走向繁榮的起點。在這一時代產生了大量的文化碩果，這些在今天依然散發著光芒。

就如同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期理論那樣：在公元前800—公元前200間，中國、印度等東方思想家和西方思想家大都意識到“整體的存在和自身的限度”，在我國殷周時代，君與臣的關係、天與人的關係面臨著社會大變革都需要重新調整，特別是在春秋戰國之際，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已經成了大勢所趨，思想、觀念等問題也需要與時俱進。諸子百家作為“士”階層的代表，自然會對這些問題做出自己的回應。

“士”階層的崛起並在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是中國高等教育萌芽期的一個突出特徵。回顧那段歷史，可以發現當時“士”階層活躍在整個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對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的影響極為深遠。從這一角度來說，當時的“士”的社會理想也就可以當做整個社會理想的一種代表。

“士”原本在貴族階層中位於最低層級。他們曾經接受過一定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水平，通曉“六藝”，能文能武。在和平年代，士就是貴族的助手；在戰爭年代，士則可以充任下級軍官。士的位置可以世襲。不過，春秋時期社會動盪，經濟形態發生鉅變，很多奴隸主貴族本身也沒落了，士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依託，其中一部分人就憑藉原本所掌握的知識文化來謀生。他們將原來私藏在貴族奴隸主之手的禮器樂器和典籍文物帶到了下層民眾之中，導致出現了“學術文化下移”的現象。而文化的下移與變遷為文化創造者的出現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條件，作為文化載體和傳播者的“士”階層中湧現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

作為一個新興階層，“士”階層從誕生伊始就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各國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擴大自己統治的範圍，大量地招賢納士。而“士”在行動上自由度較大，各國統治者為了爭奪人才展開了爭奪，並逐漸形成了用士與養士的風氣。如齊桓公採取“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之”的政策，“養遊士八十人”，並通過對人才的延攬與善用成就了自己的霸業。到了春秋末期，公室與私門之間展開鬥爭，也都把對於“士”的爭奪視為重要競爭手段。如：魯國的執政大夫季昭子“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養士的目標“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就是說，季昭子和孔子的弟子談論話題的是如何削弱魯公室的勢力，擴大自己的勢力。再比如，齊國的陳成子“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同樣也是為了在與公室的鬥爭中獲得勝利。這種養士之風一直蔓延到戰國時代，並達到了頂峰，戰國時的國君如魏文侯、秦穆公、齊宣王、齊威王、燕昭王、梁惠王一度都把對“士”的爭奪視為爭霸的重要砝碼，而“士”階層也爭相歸附到他們的國家。特別是齊宣王和成王特意建成高門大屋的稷下學宮，而卿相如趙國的平原君（趙勝）、齊國的孟嘗君（田文）、魏國的信陵君（無忌）、楚國的春申君（黃歇）和秦國的呂不韋等，大量招攬“士”。那個時代，“士”的聚散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興衰的標誌之一。“士”作為一個階層，雖然無權無勢，但是，卻是一個新生的力量而為各方權貴所重視。“士”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力量，也作為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和師資群而出現在了中國的歷史舞臺上。

當“士”階層作為新興文化、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之際，正是中國社會的一段動盪時期，“士”階層以扶危定傾、挽救時弊的雄心壯志，以敢為天下先、勇於探索革新的氣概，以捨我其誰、臨危受命的超凡膽略、智慧以及入世情懷，擔當起開創治世、傳承未來的重任，並且推動了我國古代文化形態從“學在官府”過渡到“學在四夷”的深刻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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