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三次社會轉型與紅學批評範式的轉換
——趙文研究專題之二
許映明
算起來新紅學，也有近百年曆史了。回眸一世紀的紅壇，謂之天下滾滾“紅塵”一點也不過分！隨著歷史時序的搖擺，應運而生了若干紅學才子。然紅壇百年掠影，以王國維丶胡適丶蔡元培丶俞平伯第一代紅學大家而言，他們的學術影響時至今日，儘管他們的學術成就得不到百份之百的肯定，但他們對紅學開創性的特殊貢獻，誰都否定不了的！有人說，紅學是一個“引無數英雄竟折腰” 的學術領域。說此話之君，具洞察力也，筆者對此深信不疑！然而，具有真知卓識的趙先生，以無私，無謂的精神，用客觀態度，以實事求是分析，論述了以胡適考證派的的歷史貢獻與極限; 客觀地分析了被胡適譏為猜笨謎--即蔡元培索隱派的歷史作用。並對新中國掘起的--社會歷史批評派一枝獨秀亦作了客觀的分析，趙先生開篇論道:
“然而，紅學中的“死結”和難解疑謎太多了，以至於引起很多學者包括一流學術大師去猜謎解夢，有的甚至為此耗費了畢生精力，心香燃盡，其治紅成果亦並未在學界達成共識。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諸家研究的操作方式不同，學術思路迥異，這就在實際上形成了紅學史上能成一家之言的不同研究流派。此前，由於受主流意識形態和單一思維模式的影響，一些紅學研究者對某些缺陷明顯的紅學流派如索隱派等進行了簡單否定，對考證派亦大加撻伐，儘管碩果僅存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得以“一花獨放”，但實踐證明，它並不能解決好也不可能包辦紅學研究中的所有問題。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進行學術反思，才深刻醒悟到: 只有多元的紅學研究格局互補，且不斷拓展創新，才有可能使紅學研究產生新的學術增長點。”
趙先生此篇文論，是2013年撰寫的的。而上面短短三百來字，基本上概括了紅學之難與新紅學百年學術流派現狀，並提岀今後紅學的發展方向。儘管上述趙先生用比較含蓄的語意，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歷史批評派在紅學獨佔紅壇話事權作了批評，但我們在反思二十世紀的紅學歷，特別是對1954年紅學爭論那段歷史，倒是值得人們的深刻反思！筆者曾經寫道:
1954年，李希凡丶藍翎: 在批駁俞平伯的<>一文中，引發了紅學史上一段插曲。有關這段“插曲”，我們不可用簡單，孤立地去評判是非曲直，而是應該從歷史與政治這兩個題旨，用事實求是的客觀態度去前推，才能圓說其時那“事件”不可逆轉態勢與造成連鎖反應，從而使文化領域一些人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李，藍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去批判胡適所謂“夢”是“自傳說”，“唯心論”與俞平伯的<>。若如作為正常的學術百家爭鳴則無可厚非，但由於帶上其時極左的政治傾向，加上“事件”在“上層”的決斷之下，從而引發了一場文化領域的政治運動。這個恐怕李，藍本身也是意想不到的。筆者曾經稱當年“事件”是劃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無法迴避的。但是，<>呈現的一些思想內涵及故事情節，內容，確實是需要用階級鬥爭學說去解剖，批判才能讓人們釋懷，而不是在“夢外”用階級鬥爭學說去批判他人的文章，造成了當事人受到衝擊！這是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警戒，才免於“紅人”瞬間変“黑人”！
行文至此，突發感慨與奇想--若如當初李希凡，藍翎兩位先生，他們單純就<>文本的思想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去分析，批判其封建社會制度與貴族階層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將俞平伯的<>拿岀來批判，其結果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即李希凡與藍翎兩位先生為代表的社會歷史批評派，他們倆站在階級鬥爭的最前沿，將<>作為一冊階級鬥爭的教材而進行批判，那麼他們在紅學史上肯定留下光輝的一頁！同時，紅學界也不至於通常用“五四年”這個有所代指的特別事件。但歷史的記印又無法洗掉，此確實是新紅學發展過程中的一件憾事。但從客觀來說，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是舊中國與新中國兩種政治制度轉變的產物。說真的，筆者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便從報刊讀介紹李希凡先生的文章，並對他後來在紅學的建樹極其欣賞，佩服。上面往事略提，只是行文需要罷，絲毫沒有對李希凡先生的惡意攻擊或其他動機，此蒼天可鑑！
有關社會歷史批評派對紅學的貢獻與不足，趙先生作了極其客觀詳見論述如下:
“將“時代背景”的考察引入《紅樓夢》等文學作品研究領域，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的重要貢獻。可以說，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紅樓夢》研究的學術空間，怎麼能不算一場“紅學革命”呢？作為一種研究角度，它自有存在的理由。其實，“社會學”也並不外在於“紅學”的內在邏輯，恰恰是對考證派紅學的缺項的重要補充，對理解《紅樓夢》來說也是合理且必要的。當然，這種研究模式也不可能窮盡《紅樓夢》的全部。社會歷史批評派的問題在於對世界與作品之間的關係看得過重，這就不但矯枉過正，而且也勢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紅樓夢》藝術賞鑑的審美視線。⑤還要指出的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對考證派紅學獨霸紅壇局面雖然起到了扭轉乾坤的作用，但矯枉過正，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這一派以“煩瑣”來貶低考證的作用，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自動放棄了尋找對古典文學的闡釋與史料之間的天然聯繫的義務，從而使得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的理論在以後的發展中愈來愈顯示出後力不接。這個教訓值得吸取。紅學中的“文獻還原”與“思辨索原”缺一不可，我們應該追求的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的辯證統一。打破傳統紅學史模式，從紅學流派的新視角切人並結合文化淵源考察其源流演變，不失為實現紅學史模式轉型與構建的有效途徑。
紅學中無論是較為注重史料鉤沉的索隱派、考證派還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評派，就其根源上講，它們與中國傳統經學史上的三大流派“西漢今文學派”“東漢古文學派”“宋學派”一脈相承。如果我們再做些橫向比較，就不難發現，西方的“傳記式文學批評”與我們紅學中指向作品的索隱及指向作者的考證方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這也還只是線性描述，而人文科學中的某些現象往往呈現著非線性嬗變，學術流派的嬗變沿革還有其更為深刻的時代價值觀念、集體無意識的影響滲透。應該看到，紅學流派都是與特定時期的文化思潮相呼應的，各種流派的研究方式只不過是一些人文表徵，它們背後隱含著深厚的歷史底蘊。”
趙先生心有積軸，學理自然暢通，他這篇博而不雜的妙文，對紅學的考證，索隱，批評三大流派的論述，釋詮，並展開辨證論治。文論讀罷讓人暢快淋漓，佩服！紅學後繼有人，甚幸！
201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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