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儀祉1922年任陝西省水利局局長時，就把渭北水利工程勘測設計完工，後因戰亂頻仍無力興修，幾任省長都答應過，但都因不夠重視而落空。
民國十九年，楊虎城任綏靖主席，這次楊主席已決定先撥50萬大洋興修這項工程，並說必要時再派一師軍隊去做工。李儀祉得到楊虎城的邀請心情十分激動，放棄高官厚祿，帶著從前的調查資料，出任陝西建設廳廳長，負責引涇工程，並在涇陽縣王橋鎮的社樹村設立工程指揮部，積極開展人員調集、經費籌措等開工前的準備工作。
渠首樞紐工程,項目包括谷口以上土石渠、攔河壩、引水閘等。建設廳負責谷口及總幹以下全灌區輸水系統乾渠與建築物的施工所需資金的籌措任務。引涇工程處設在社樹村,工程主任是美國人塔德,北人常駐北平,很少來這裡,一切實權操在挪威籍的工程師安立森。
在國窮民困，軍閥混戰年代，要幹成這樣一件大事非常艱難，最直接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為保證順利開工，楊虎城深明大義，毅然從軍費中擠出了40萬元給予支持，並明確表示必要時動用軍隊參與修渠，同時從各方面大開綠燈，全力支持引涇工程。為了籌措剩餘款項，李儀祉將工程做成模型，輾轉西安、灌區各縣等地展覽，宣傳引涇工程益處，爭取社會各界支持。他還利用與國民黨上層關係爭取資金，也曾遭一些達官顯貴嘲笑譏諷，但引涇大業使他把個人的榮辱置之度外。
在他的奔走呼號和不懈努力下，特別是在他水利為民精神的感召下，籌款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北京華洋義賑會承諾捐款40萬元、美國華僑捐款15萬元，再加上國民政府撥款10萬元、朱子橋先生捐水泥2萬袋，引涇工程順利開工。
省政府主席楊虎城、陸軍十七師師長孫蔚如、華北慈善聯會委員長朱子橋等參加開工典禮，這項歷經曲折、利國利民的重大水利工程終於付諸實施，老百姓為之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1930年1月，渠首工程開工了。
這一年是歷史上罕見的關中年饉的第二年。人常說:“不怕年饉頭,但怕年瑾尾。”
涇陽受餓的老百姓都在眼巴巴的盼望著渠首工程開工。工程選擇在此時開工，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勞力可在工地幹活,掙些錢和糧,餬口度荒。對於荒廢多年的水利工程進行疏浚，儘早完成工程,放水澆地，以解決關中的旱情。
王橋鎮西部村莊，是民國涇惠渠的工地。 工頭罵偷懶的民工“一泡屎屙了三鐘點”。華洋義賑會工地大約分為十個工段，且多是以地域或 村落去劃分的，如有船頭村專門負責的工地，有武功、扶風一帶民工負責的工地。這些村民和外地難民由固定包工頭帶領，進行挖掘、疏浚等土方作業，使用較為簡單的機械工具進行操作，如多用土筐等物將土從渠底提起，較深時或採用肩扛背背的方式，當然也有以支架使用導鏈利用滑輪組原理提土的方式，是否從全部工段採用不得而知。這些民工由專門的工頭組織，工頭的身份多是外地人，如河南有楊姓民工頭在船頭村；個別為本地人。
工錢結算有兩種，一種是實物結算，即以錢換成糧食進行；另外一種則直接以貨幣結算。實物結算是用玉米等糧。工錢最初有日結的情形，畢竟是災年，家無餘糧，等不得過長的時間。後來多采用數天一結，由於錢數不少，遂引來土匪搶劫。
苗家祥的游擊隊員,多數都是西北塬上的人,一般都在引涇渠首做過工,特別對安立森剋扣民工工資(將日工資二角伍分降為二角)非常氣憤,罵不絕絕口。但是,為了早日竣工,儘早澆地受益,也只得忍痛遷就,委曲求全。
第一期工程1932年6月完成。開閘放水，楊虎城進行視察。
一期工程完成後，西北塬的群眾實指望引水灌溉以解決乾旱問題。結果卻發現，安立森以資金困難為由, 堅持要改變設計方案;將壩址向下移,縮短隧洞372米,還取消了澱沙池。這樣渠口降低了,灌溉面積由原設計的100萬畝,減少到50-60萬畝。這樣,西北塬上廣大區域,按原設計可以灌溉的地,就澆不上了。群情激憤，認為外國人欺騙了自己。
另外，在當地人的傳統認識中，“龍不行直道”，河流或是渠道彎曲人們可以理解，但直行則犯了風水大忌。
風水問題可以對有聲望的神職人員行賄，可以建造相應的風水建築（風水塔，據說在衙背後村面對的渠南位置）。但方案選擇，華洋義賑會解釋後，強行推進工程，確為工程師自己安全埋下隱患
渠道直行不被人們理解，個別士紳由於既得利益的損害而阻礙工程進行等問題。在士紳阻礙工程進行時，當時的陝西官方介入，由李儀祉等涇陽名流對於個別士紳進行斥責，並予以解決。但前面兩個問題，似乎陝西官方並沒有多少作為，高低壩方案決定誰受益，誰只能望田興嘆。最起碼在涇陽西部不能受益的村莊有西苗一帶的塬區，岳家坡村、木梳灣村、船頭村（當時屬於禮泉所轄）、陳家溝、東街等只有少部分受益。這嚴重與以前的宣傳不符合，致使以上村莊完全或大部分不能受益，可以想象，人們的對於修渠方案不理解，有牴觸也事出有因。
安立森走後,引涇渠即正式命名為“涇惠渠”,並於縣城內姚家巷設立了管理局。姚家為出行方便，在村北建橋，稱為姚家橋。次年5月6日安立森返涇陽,來到涇惠渠管理局,要去渠首察看。
管理局先行電話通知張家山管理站主任嶽建業,囑其準備接待事宜，嶽將此訊息洩漏給游擊隊大隊長苗家祥,苗即同有關領導商量決定將恨之入骨的安立森拘留起來。下午,安立森和翻譯全紹周,由涇惠渠工程師劉鍾瑞陪同乘小汽車到張家山管理站,即被苗家拘捕,帶到西苗村看管。
第二天,在小汽車上掛了白綢子用綠顏色寫了十二個大字'打倒剋扣民工工資的安立森”。安立森被戰士在西苗村、岳家坡一帶遊了一圈。群眾看見安立森,指著叫罵,無不咬牙切齒!拘留洋人是個涉外事件,引起國民政府和陝西省政府的關注。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來西安到涇陽縣涇惠渠視察,指示省政府和涇惠渠管理局,要保證安氏的安全,從速妥善處理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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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物色了一個當時在民政廳工作的涇陽人,回涇周旋這個事。此人是董玉祥，他提心吊膽地到了西苗村，見到了苗家祥。苗提出:“要釋放安立森,必須以步槍一千支、子彈五萬發、大洋一萬。”
為了安立森的生命安全,在談判期間省政府指示,決定先送給麵粉一萬斤,每天送20袋。董玉祥因與游擊隊打過交道，人比較熟，便毛遂自薦與游擊隊周旋。
第一次,董玉祥從縣城買回一車麵粉,帶上李科長交給的七百大洋去見游擊隊。科長叮嚀:“一定要回收據。”
當車行至木梳灣村時,從地裡出來兩個鋤地的農民，實際是游擊隊放哨的。他們叫董玉祥站住,問明情況後說:“你們在這兒等著,我把馬車吆進去,卸了面,然後把馬車給你們送出來!”
董玉祥考慮帶著銀元,便說:“不行!我要把錢當面交給苗隊長。”
董玉祥坐在車上死活不下來,游擊隊員沒辦法。一個年齡大點的隊員說:“叫娃坐在馬車上進去，量他也不敢耍花招。”他接過鞭子,把馬車吆到岳家坡一家房門前,叫出幾個小夥子來卸面。董玉祥和一個小夥子將裝錢的口袋抬在大廳內,掏出一百元一個包的七個包包,交給他們稱之為苗隊長的人,並說:“請你打個收條。”苗隊長讓旁邊的人打了收條,並蓋上“渭北遊擊第二大隊關防”字樣的印。
苗隊長親切的問:“你叫什麼名子?”
“董玉祥。”
苗又問:“麵粉是買的？天天送來。”
董玉祥說：“時間太緊,我想兩天一趟,一趟送兩車,你看行不行?”苗隊長點頭同意。
董玉祥再送了幾次,一次兩馬車。
安立森軟禁後,由尚忠娃做勤務員,負責安立森的生活。尚忠娃原是安立森在張家山修建工程時的勤務員,此時,被安立森收買了,背叛了游擊隊。在安立森囚了一個月之後,尚忠娃買回白酒,灌醉了看管安立森的游擊隊員,安、尚二人乘機由口鎮過雲陽到三原逃走了。
安立森逃走之後,陝西省綏靖公署派部隊進駐王橋圍剿游擊隊。七月十六日警備隊掌握了苗家祥在王橋鎮他乾爸陳悅喜肉鋪子裡的情報,便派兵包圍了陳家。在敵人闖入屋內後,苗單身抗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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