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我們送走“鄉愁詩人”余光中，今年七月，我們又送走女詩人伊蕾。鋪天蓋地的信息很快佔滿整個網絡，手機刷屏了。只是，伊蕾是誰，她有什麼樣的詩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壇的詩歌可以說到了一個鼎盛時期，而朦朧詩在那時更是風靡全國，舒婷、顧城、北島、食指、海子、傅天琳等名字如浩瀚星辰閃耀在天空中。
而伊蕾正是和這批朦朧詩人一同耀眼的同齡人。這一代詩人都被稱為五零後，他們的人生經歷幾乎都有相同之處，都有過上山下鄉，戰天鬥地的火紅的青春時代，或者當工人，在機器轟隆聲中度過自己的歲月，同時，也與文學女神結緣。甚至詩歌女神結緣。
伊蕾原名孫桂貞，這是一個接地氣的名字，這樣的名字寫出的詩歌肯定與大地，與莊稼，與泥土有緣，而且應該是陽光一般明媚，春風一般溫柔，花朵一般甜美。因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也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只是，詩歌的青春卻是朦朧的。 當然，那時的朦朧詩雖然脫胎於二三十年代徐志摩那樣的朦朧詩，但卻又充滿時代氣息，也充滿地氣，更充滿詩人個性魅力。我沒有讀過伊蕾的詩歌，今天看到她去世的噩耗，才百度她的詩歌。
她是以詩集《一個單身女人的臥室》被讀者熟悉的，可是，年輕的我不能接受這類詩歌，因為傳統教育我們，詩歌要抒發人民的心聲，大眾的心聲，要表達生活，要表達博大的愛。即使舒婷，她的詩歌最火的還是《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以及《致橡樹》。而伊蕾，自然被我屏蔽了。
我再次百度，只是百度的不是伊蕾，而是孫桂貞，得知她的生平事蹟。她是天津人，喝著海河水長大，身上自然有著北方女性的豪情。她是中共黨員，在1969年赴海興縣務農，後歷任鐵道兵鋼鐵廠宣傳幹事，廊坊地區愛委會文聯幹部。
她發作品是1974年，正是文革後期，政治風雲變幻時代。
和舒婷的詩歌創作時代一樣，舒婷在謳歌火熱的生活中也加入了自己的想法，也屏蔽了鋼花飛舞的工業化，概念化。只是，不知那時的孫桂貞的詩歌是不是帶著那個時代的痕跡。
但從早期著的詩集《黃皮膚的旗幟》以及另外在《人民日報》、《詩刊》、《解放軍文藝》、《河北文藝》、《長城》等報刊上發表《鋼花集》、《孔雀石》、《貧賤者的旗幟》、《泰山情》、《我將放下一切前去》、《海嶺的自拔》、《晾》、《大海的兒子》、《浪花致大海》、《火焰》、《野芭蕉》、《迎春花開了》等詩歌、散文、評論近百篇來看，作為孫桂貞的詩人用她的獨特目光關注生活，關注人生，接地氣，但沒有那個時代的烙印。應該走的是艾青田間郭小川的路子，只是，那個時代的詩歌很難找到了，也許作為文學愛好者都讀過孫桂貞的詩歌。
當孫桂貞成為伊蕾，她開始更多關注女性的心靈世界，更加內化。就像當年評論家對她的詩歌《一個獨生女人的臥室》的評論。臥室是一個私密空間，而獨身女人的臥室更是一個特定女人的私密空間。
其實，古時候的閨怨詩，宮怨詩就是獨身女人的臥室詩。只是，那些詩歌哀怨顧影自憐。但伊蕾的詩歌卻超脫了古代的閨怨詩，臥室裡邊的女人自我欣賞，雖然孤獨寂寞，但卻如同一首歌，寂寞讓她如此美麗。在那個年代，她的詩歌出現女人肌肉的健美，出現同居等與主流社會不符合的意象。
畢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不久，人們的意識普遍還處於計劃經濟時代僵化的語境中，詩人卻大聲地、大膽地說出了一個女人生命的願望，這在當時不能不是驚世駭俗的。
“你不來與我同居”，似乎語言俚俗不雅，其實，詩人用一句大白話，毫無顧忌、義無反顧地說出了一個女人愛的本能，對愛情、對生命、對人與人之間良好的關係的強烈渴求。
如果舒婷的愛情詩是心靈傾訴，她更大膽另類。更放飛自己的靈魂，作為女詩人，連筆名都如此女性化的伊蕾卻不願強調這個帶有性別標籤的身份。
在有一年的中國女性文化論壇前鋒論壇上，伊蕾曾說：“我認為，我不僅是一個女人，我首先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健康的人，而不應該把我作為一箇中國人約束，把我作為一個女人約束。”
於是，她果然不再約束自己，她喜歡旅行，而且是國外旅行，目標是100個國家。
可是，她不是三毛，三毛滿世界流浪時還是青春年華。而伊蕾卻已經近七十高齡。這個年齡是當奶奶的年齡，是跳廣場舞的年齡，即使旅行都是家人陪伴，或者跟團。但她卻是獨自旅行的。
作為一個著名詩人，她肯定多次出訪各國，只是，那不是詩人想要的旅行，那是一項工作，一項任務。只是，現在許多詩人熱衷於這樣的出訪，這樣的工作，來去有人安排，有接待，迎來送往，好吃好喝伺候著，走時還帶著土特產。當然也有獨自旅行，只是，那時年輕。
伊蕾卻要在年近古稀獨自旅行，甚至帶著心臟病的身體去旅行。於是，她最後的生命定格在冰島這個有著海盜與冒險的寒冷的國度，而不是病床上，更不是被病痛折磨得失去尊嚴，或者身上插滿管子苟延殘喘。
當年，三毛用一根絲襪結束自己沒有質量的生命，而伊蕾卻讓自己的生命在旅行的路上變成最美，最絢爛的華章。詩歌在路上，詩人在路上，詩人沒有離去，她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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