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壇四僧在繪畫上的藝術追求,深刻的影響了後來的畫家

畫壇四僧在繪畫上的藝術追求,深刻的影響了後來的畫家

畫壇四僧

畫壇四僧,是指明末清初時期的四位僧侶畫家,即朱耷、石濤、弘仁、髡殘四人。在藝術上,畫壇四僧主張以生活為基礎,重視生活感受,直白的抒發自己內心的感情。他們的藝術主張對清朝初年的畫壇產生巨大影響。

畫壇四僧中,朱耷的畫,墨點無多淚點多;石濤之畫,寓奇思於奇筆;弘仁之畫,歸黃山而益;髡殘之畫,借畫談禪,因禪說畫。他們各自的畫作都別具風格,但都有一點相似之處:貼近生活。

髡[kūn]殘(1612~1692)明末清初畫家。清初四僧之一。俗姓劉,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居南京。幼年喪母,遂出家為僧。法名髡殘,字石溪,一字介丘,號白禿,一號殘道者、電住道人、石道人。他削髮後雲遊各地,43歲時定居南京大報恩寺,後遷居牛首山幽棲寺,度過後半生。性寡默,身染痼疾,潛心藝事,與程正揆(程正揆,號青溪道人)交善,時稱二溪,藝術上與石濤並稱二石,善畫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畫主要繼承元四家傳統,尤其得力於王蒙、黃公望。構圖繁複重疊,境界幽深壯闊,筆墨沉酣蒼勁,以及山石的披麻皴、解索皴等表現技法,多從王蒙變化而來;而荒率蒼渾的山石結構,清淡沉著的淺絳設色,又近黃公望之法。他還遠宗五代董源、巨然,近習明代董其昌、文徵明等,兼收幷蓄,博採眾長。在學習傳統基礎上,重視師法自然,自謂“論畫精髓者,必多覽書史。登山寡源,方能造意”。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山水中度過,經常駐足於名山大川,流連往返。他“僻性耽丘壑”、“泉石在膏肓”,主觀的情感、性靈與客觀的景物、意境相感應、交融,使其山水畫景真情切,狀物與抒情成為一體。所作山水,在平淡中求奇險,重山覆水,開合有序,繁密而不迫塞,結構嚴密,穩妥又富於變化,創造出一種奇闢幽深,引人入勝之境,生動地傳達出江南山川空□茂密、渾厚華滋的情調。他喜用渴筆、禿毫,蒼勁凝重,幹而不枯,並以濃淡墨色渲染,使得筆墨交融,形成鬱茂蒼渾、酣暢淋漓的情趣,使畫面產生雄渾壯闊、縱橫蓬勃的氣勢。存世代表作有《報恩寺圖》,繪南京聚寶門外報恩寺,通過概括提煉,表現了金陵名勝的磅礴、奇異氣象。《雲洞流泉圖》、《層巖疊壑圖》和《雨洗山根圖》(均藏故宮博物院),以繁密的佈局、蒼勁的用筆、鬱茂的景緻、幽深的境界,顯現出石溪鮮明的藝術特色。

畫壇四僧在繪畫上的藝術追求,深刻的影響了後來的畫家

弘仁,少年孤貧性癖,事母以孝聞。自小就喜歡文學,繪畫一生從不間斷。他是明末秀才,明亡後,有志抗清,離歙赴閩,入武夷山為僧,師從古航禪師。雲遊各地後回歙縣,住西郊太平興國寺和五明寺,經常往來於黃山、白嶽之間。弘仁是“新安畫派”的奠基人。他和查士標、孫逸、汪立瑞等四人被稱為清初“新安四大家”,也稱“海陽四大家”。張庚在《國朝畫徵錄》中說:“新安畫多宗清(倪瓚)者,蓋漸師道先路也,”畫史上稱弘仁、髡殘、石濤、八大為畫壇“四僧”。代表革新的一派。清順治十三年(1656)由閩返歙,往西幹五明寺。畫從宋元各家入手,萬崇倪瓚畫法,為新安畫派奠基人。畫師古人。更師造化。返歙後每 歲必遊黃山,以“江南真山水為稿本”,曾作黃山真景50幅,筆墨蒼勁整潔。富有秀逸之氣 ,給人以清新之感。其《黃山松石圖》亦偉俊有致,不落陳規。所作《曉江風便圖》寫浦口 景色,筆墨賀勁,兼用側鋒,是其晚年代表作。行書法顏真卿,楷書學倪雲林, 得其神韻,亦工詩,後人輯成《畫偈集》148首。

畫壇四僧在繪畫上的藝術追求,深刻的影響了後來的畫家

石濤是明靖江王朱贊儀的十世孫,朱亨嘉的長子。清初,其父朱亨嘉企圖稱監國失敗被唐王處死,若極由桂林逃到全州,在湘山寺削髮為僧,改名石濤。

石濤一生浪跡天涯,雲遊四方,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及黃山住了10年左右,結交畫家,後來到了江寧(南京)。晚年棄僧還俗,成為職業畫家。清聖祖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兩次南巡時,他在南京、揚州兩次接駕,獻詩畫,自稱“臣僧”。後又北上京師,結交達官貴人,為他們作畫。但終不得仕進,返回南京。最後定居揚州,以賣畫為生,並總結與整理他多年來繪畫實踐的經驗與理論,使他晚年的作品更加成熟和豐富多采。石濤著有《畫語錄》十八章。

石濤擅長山水,常體察自然景物,主張“筆墨當隨時代”,畫山水者應“脫胎于山川”,“搜盡奇峰打草稿”,進而“法自我立”。所畫的山水、蘭竹、花果、人物,講求新格,構圖善於變化,筆墨筆墨恣肆,意境蒼莽新奇,一反當時仿古之風。

朱耷, (zhū dā)清初畫壇“四僧”之一。譜名朱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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