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顧一下這40年的歷程，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條軌跡：從越改越好到越改越差。為了避免爭論，為了避免說是抹黑，那就用這樣的表述吧：早期改革的正面效果幾乎是眾口一詞，而現在，我們不得不沮喪地承認，至少說是譭譽參半。
審核者請不要被這題目嚇住，這裡我說的只是教育。
如果從1977年恢復高考算起，可以說，教育體制改革實際上是整個中國改革的起點，迄今已有近40年的時間。
正視這種邏輯的變化，探討其背後的原因，對於更好地推進改革，是非常有意義的。
改革與常識
為什麼改革早期的那些改革效果好，受到人們的普遍的肯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時的改革帶有撥亂反正的性質，把不正常的事情改成正常的，這是靠常識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取消高考，取消大學正常不正常？不正常。恢復到正常就是變好了。
但是在走到今天的時候，情況不一樣了。一方面，來自常識的啟示越來越少，更多地需要自己的探索和創新；另一方面，一些常識由於不符合中國特色而只能棄置一邊。這說明什麼？說明在很多情況下，需要的根本不是改革，需要的只是迴歸常識。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在常識就在那裡擺著，而人們卻在緊皺眉頭、冥思苦想如何進行改革的時候，我常常為這樣的改革擔心。
理念與利益
我們可以想象一種情景：一個大學老師給另一個大學老師打電話：喂，你聽說了麼？咱們學校要進行改革了。你估計一下，接電話的那個老師心裡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和反應？可能馬上心裡會咯噔一聲：估計沒什麼好事。
當然我這裡不是說，所有的改革都應該為人們帶來利益。在正常的情況下，之所以要進行改革，更主要是出於理念，目的是改變制度安排，理順機制。但在教育理念嚴重缺乏，特別是行政化日益嚴重的今天，利益甚至變態的利益就很容易成為一匹脫韁的野馬。
大約在十年前，我就和朋友們說，你看著吧，他們改來改去，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把他們自己改成終身制。因為從那時起，學校行政化、學閥化的傾向就開始越來越嚴重。而這兩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這種學閥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化的：你當了頭，就表明你的學術水平是高的。然後就可以壟斷和控制大量的資源，最後是利用權力固化這些資源。所以我經常說，大學裡誰最忙？那些學官掌握大量的資源，而他們自己又沒有時間來做這些研究，就只能讓自己的學生來做。
利益問題的凸顯，還與一個特定的背景有關。現在掌握學術權力的基本是50後和60後，他們共同的特徵是出生和生長在艱難的年代，生活的經歷固然會使其中的一些人更具有理想主義的特點，但也使得其中的另一些人吃相更為難看，他們覺得歷史虧欠了他們，因而有著更強的找補心理，特別是面臨退休的年齡時，更是恨不得把一切都壟斷過來並儘可能保持下去。
務實與浮躁
前一段時間，我寫過一篇文章，《警惕一種驚天動地的工作方式：從海南限購說起》。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那裡說的並不僅僅是海南，並不僅僅是房地產限購，其中所分析的現象在其它的地方、在很多領域都是存在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寫道：現在很多政策的出臺，往往都具有這樣的特徵：突然出臺，驚天動地，大張旗鼓，截然脆斷。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趨勢？也許要的是一種視覺聽覺的效果。為什麼要這個效果？可能真的就是一種姿勢，就是為了吸引眼球，只不過吸引的是不是老百姓的眼球。驚天動地之後是什麼？往往就是一地雞毛。所以這些年我們常常看到，在驚天動地的政策出臺之後，接著就是一堆堆華麗的口號，一串串斬釘截鐵的語言。於是，生活就在口號的泡沫之上運行，口號幾乎就成了現實。但口號的泡沫之下，就是一團爛泥。
類似的現象是廣泛存在的。在特定的氛圍中,假大空的口號層出不窮,各種工程,各種計劃,令人眼花繚亂。實施的結果,基本是前半段是瞎折騰,後半段是一地雞毛。事情當中,人們忙於做局編故事;事情過後,留下的是一片虛誇浮躁的氛圍和未來不盡的笑話。
有時候我想: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轟轟烈烈的改革,而是踏踏實實按照常識和規律做事情。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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