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生於重慶巴縣木洞鎮的中國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1918—2011）誕辰100週年。我們採訪了其女兒鄭小提並根據相關回憶史料，打望這位重慶女兒波瀾壯闊的傳奇生涯。雪松出身寒門，在重慶苦讀、考進銀行當小職員，抗日救亡時期，給報紙寫火力兇猛的時評，1937年入黨，被派往延安讀抗大，任女生隊隊長，和朝鮮人——一代名歌《延安頌》以及後來中朝兩國軍歌的作者鄭律成結為夫婦，1945年隨夫赴朝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僑務委員會秘書長。1950年經周恩來批准，經金日成同意，夫婦回國；1979年任中國駐荷蘭王國特命全權大使，是中國第一位女大使。
木洞
跟父母的名字相比，鄭小提的名字有點非傳統。她說：“我出生時，我爸正在太行山區執行任務。我媽沒有奶水養活我，就賣掉了父親千辛萬苦背到延安來的那把小提琴，買了一隻羊，用羊奶餵我，所以就給我起名小提。”
1943年生於延安的鄭小提是真資格的延河女兒。跟同代人都有三五個兄弟姐妹不同，她是父母的獨生女，兩歲時還隨他們一起到朝鮮，5歲在平壤師從蘇聯專家學習鋼琴。她1956年考上中音附中學鋼琴，畢業後考上中音作曲系學作曲；1970年任總政歌舞團創作室創作員，1987年轉業到中國旅遊出版社音像部任音樂編輯，推出了崔健第一盒個人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現在，鄭小提以一個巴羅克室內合唱團團長的身份，活躍在首都音樂舞臺上，還多次組織鄭律成作品音樂會，也是韓國每年一屆的“光州鄭律成國際音樂節”組委會成員。
採訪中，鄭小提兩次提到媽媽的老家——木洞鎮。她說：“當年我媽媽就生在木洞一間臨江老屋裡，離重慶有90多里遠，出生時取名丁孝芝，上學時改名丁正蘭。她一出世，我外公丁開科已經患療瘡去世了。外公是個小商人，家裡沒什麼積蓄，只留下年老體弱的祖母和妻兒老小五口之家，祖母成天捧著一個裝著木炭的竹簍小瓦罐，驅除江邊的潮氣和寒冷。每天拂曉時分，都能聽見江邊傳來縴夫們拉船喊川江號子的聲音，我媽媽就是在霧濛濛的江邊陰暗小屋裡，伴隨著川江號子度過童年的。”
全家靠丁雪松的母親擺一個雜貨攤和給人做點針線活來維持家用。“我媽媽從小就背上揹簍帶上皂角，跑到江邊去幫母親洗衣服。輪船開過來，浪花湧來，她抱起衣服就跑；浪子過了，又回去跪在石頭上，一件一件搓洗。外婆看見她去洗衣服，就說：‘么兒喲，莫再下水了，等么嬸忙完再去洗吧。’我外婆在她那一輩人中排行最末，按老家那邊的稱呼，我媽媽就叫她么嬸，而不是喊媽媽；我外婆喊我媽媽么兒，這也是重慶那邊的習慣，不管女兒、兒子，都是寶貝疙瘩，統稱么兒。”
河邊兒女最愉快的遊戲就是跑到江邊去爬“梁山寨”。鄭小提介紹，“那是一塊橫臥河灘的大石頭，從一邊爬上去，再從另一邊光滑的斜坡上滑下，就像幼兒園的滑梯。在大石頭上看著江邊船來船往，大一點的船，我媽媽她們稱呼其為洋船，心頭老是在想：它們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想坐上洋船到外面去看看。想不到多年以後，媽媽真的實現了她小時候的念想，漂洋過海，當大使去了。”
1936年，丁雪松18歲時在重慶。
求學
丁雪松初中讀的是自費的重慶文德女中。鄭小提說：“我媽媽第一學期成績很好，但因貧困遭到奚落和白眼。文德女中的學費和伙食費都很貴，同學都是有錢人家的小姐；女庶務也相當勢利，見了富家女笑臉相迎，遇到窮學生，冷眼相看。由於媽媽的姐姐患結核去世，可能受到傳染，我媽媽脖子上長了兩個腫結，民間叫做瘰癘，醫學上叫淋巴結核。因為營養不良，又慪了悶氣，她脖子上的腫結越長越大，脹痛難忍。文德女中嫌貧愛富的風氣，使她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放寒假了，我媽媽從朝天門碼頭坐船順流而下回到家裡，就發誓再也不上自費學校了。在家裡待了一陣，打聽到重慶有個免交伙食費的女子職校，她就在洪水期間，又坐小木船到朝天門上岸，去考了個名列前茅。”
女子職校雖然還是清苦，但她心情十分舒暢。“因為同學大多是窮苦人家的女孩，再也不見富家小姐和庶務的勢利眼。她脖子上兩處腫結，被我外婆逼著找江湖郎中開了刀以後，一直沒有癒合，需要定期換藥，所以只有穿著沒有領子的上衣，一直穿了兩年。稍一用力，傷口就繃得很痛。所以上體育課，同學打球、跑步，我媽媽只能眼巴巴地待在操場邊上看。在兩年時間裡，她幾乎沒離開過校門，從不到熱鬧場所去耍。”
銀行
女子職校分農、工、商三科，學期三年，丁雪松讀的是商科。鄭小提說：“1934年夏天，媽媽讀到二年級，聽同學們說重慶平民銀行招收練習生，她在班上成績相當好，經不住同學們勸，她去一考就中，才16歲。當時職校的學生能考進銀行，大家都津津樂道；家裡也高興得不得了，外婆還特地派舅舅到重慶來看我媽。”
1934年秋天，丁雪松進了重慶最繁華的都郵街平民銀行上班。“我媽覺得以前的名字太女兒氣，就改成了雪松。銀行的待遇比較好，見習生每月薪俸18元，年終還有獎金和分紅，伙食也大大好於女職校。一旦營養加強，精神舒暢，我媽媽的身體很快好轉，傷口逐漸癒合，一年後徹底復原。她當時能打網球、打乒乓，到郊外騎馬，還跟年輕同事們學了幾段京劇和川劇。”
丁雪松和金融界一幫熱血青年都很關心時政，組織了球隊、劇團和歌詠隊，傳看進步書刊，宣傳抗日救亡。她還給本地重慶商會主辦的報紙《商務日報》和《新蜀報》投稿。據丁雪松回憶錄記載：1936年6月9日，華北危急，她在《商務日報·公共園地》副刊，用筆名雪萍發表了《在民族解放前什麼美夢都會成為泡影》：“非洲小國阿比西尼亞（即現在的埃塞俄比亞）尚能抵抗意大利法西斯七個月之久，我們作為泱泱大國，竟將被一個區區的日本所征服，多麼可恥！為什麼老是不抵抗？如果一開始即抵抗日寇，何至於今日？”她對一些人的麻木不仁甚至醉生夢死的生活感到憤慨：“在民族未獲得解放前，個人過安逸日子的想法只能成為幻想。”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還有讀者來信表示從睡夢中驚醒，要用肩頭擔負起救亡的工作。”
當時，穿一身陰丹士林布短袖旗袍的丁雪松給同代熱血青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戰友說：“在重慶這麼閉塞的地方，一個女孩子能找到銀行這樣的職業，竟然還積極地在報紙上對職業青年的前途進行討論，這有多麼不容易。”她的言論和表現，也進入了白象街88號那邊《新蜀報》主筆、地下黨員——江津人漆魯魚的視線裡。
入黨
漆魯魚本是江津世家子弟，曾留日學醫，1929年回國參加共產黨，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被捕，出獄後被黨派往江蘇蘇區任保健局局長。紅軍長征後，他留下來照顧受傷的陳毅，在戰鬥中被衝散，和組織失去聯繫，靠乞討逃回江津老家，後來通過投稿成為《新蜀報》主筆。
丁雪松女兒鄭小提說：“我媽媽曾經回憶，漆魯魚還常在白象街一個空店鋪的樓上，對他們講解黨的基本知識；有一次還辦過一個只有我媽媽和另一個同志參加的讀書班，講蘇維埃運動史，時間是凌晨三點；有時晚飯後，他叫上我媽媽，到小什字馬路上，裝作逛街的樣子，邊走邊對她進行黨的基本知識的教育；有時在郊外無人處或地下室舉行秘密集會，漆魯魚會壓低聲音教他們唱悲壯的《國際歌》，還唱其他革命歌曲。一聽到這些歌，我媽媽他們就渴望到紅軍中去，到延安去。漆魯魚認為我媽媽忠誠可靠，十分信任她，就交一些秘密任務讓她執行。1937年夏秋之交，一位老紅軍秘密路過重慶，我媽媽和另外一個同伴去文華街為他送車票和衣物，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1937年10月，漆魯魚找到了黨，恢復了關係和黨籍，擔任重慶市工委書記。鄭小提說：“他找到了我媽媽，非常高興地說重慶黨組織恢復了，四川省工委同意以他為首組成中共重慶市工委，他還把上級批覆的密信用碘酒顯現出來給我媽媽看。他對我媽媽說：一年多來，你接受了考驗，表現很突出，很優秀，現在組織上決定第一個發展你入黨。我媽媽就在一個同志家的貨棧樓上填寫了入黨申請書，又在另一個同志家裡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我媽媽入黨之日，也是她馬上就要離開重慶之時：組織上決定讓她和地下交通員溫厚華去延安學習。”
溫厚華原是巴縣中學學生，當時在華通貿易公司當見習生，1949年後任新疆大學黨委書記。他曾回憶：“我還記得雪松來找我的情形，她從打銅街來到道門口，滿臉興奮找到我，悄悄地問：漆夫子讓我問你，有去延安的機會，你去不去？‘延安？’我欣喜若狂，嚮往已久了嘛！求之不得的機會，咋個不去？那時我和丁雪松很紅，在救國會組織的活動中，我們經常拋頭露面，走在前面，已經引起國民黨的注意。”
去延安
從重慶到延安，行走路線是先到成都轉幹部關係，再從西安到延安。鄭小提說：“轉關係的信是用泔水寫在一塊白綢手帕上的，我媽媽就一針一線縫到絲棉旗袍的夾邊裡。漆魯魚告訴她到延安之後，要交給羅邁（即李維漢）。早在江西蘇區時，漆魯魚和羅邁就很熟了。回到銀行，我媽媽裝著要回家探親，請了假；對家中卻是不辭而別，到延安後才寫信通知家中已平安到達。一別就是十幾年，離家時還不滿20歲。直到1951年春，我媽媽作為新華社記者參加第一屆赴朝慰問團回國後到各地宣講，當再次見到她時，我媽媽已經是三十幾歲的中年人了；她又見到了可敬的老領導漆魯魚，他當時任西南局宣傳部出版局副局長，不久又調到北京任衛生部部長助理，後來調回四川任成都市副市長。”
1937年12月一個隆冬的夜晚，丁雪松和溫厚華在兩路口車場會合，登上去成都的長途敞篷汽車。“他們在成都轉黨的關係轉了半個月後，找到車翻過秦嶺山脈，終於到了西安，找到位於七賢莊一號的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林伯渠，接上關係，再等到延安去的大卡車。一車裝了二三十個青年人，他們互不認識，但都遵守地下工作的規矩，彼此也不交談，所以車上氣氛相當沉悶。但車過了洛川，翻過一道道山樑後，司機下來打招呼說：同志們，邊區到了。這時大家才爆發了，唱啊、喊啊，到延安了！”
丁雪松
女生隊
1938年1月要過春節的時候，丁雪松找到延安招待所報到。鄭小提說：“我媽媽小心翼翼地把漆魯魚寫給她的介紹信，從絲棉旗袍的夾縫中拆出來，轉給了羅邁（李維漢），他當時是中央幹部教育部副部長。媽媽被通知進中國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給發了軍裝。她脫下呢子大衣、絲棉旗袍，穿上灰色棉軍裝，打上綁腿，繫上皮帶，轉眼間就成了一名她一直嚮往的八路軍女兵。”
丁雪松從重慶穿過去的絲棉旗袍，在延安就再也穿不出來了。“學校只發兩季衣裳，夏天一身單軍裝，冬天一身棉軍服，當中沒有換季的衣服，手巧的學員就把棉花取出來，變成夾衣。誰如果帶來多餘的衣服，會無私地送給缺衣的同學。一旦得知某位學員要奉命到大後方工作，來自大城市的女學員會立刻捧出來時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選。我媽媽的呢子大衣、絲棉旗袍，可能最後也就這樣派上用場了。女生的生活更苦，我媽媽說，延河就成了她們的盥洗室，冬天敲開冰窟窿洗，夏天跳進河裡衝。夏天的時候，幾個女生相約到河邊，先洗好下衣，晾到河灘上，人躲進河中泡著，等下衣乾透，穿好再洗上衣。沒有肥皂，就用石塊在河邊捶打衣服，或用草木灰過濾的鹼水來洗。”鄭小提說。
抗日軍政大學創辦於1936年6月1日，1937年第二期更名為抗大。前三期主要培訓對象是紅軍中的高中級幹部，每期人數都在1000人左右。從第三期開始，人數逐漸增多，平津革命青年大量湧入。鄭小提介紹，“我媽媽趕上抗大第三期的末尾，這一期共有三個大隊。第一、第二大隊全是紅軍幹部，第三大隊是知識青年。當時，女知識青年比較少，就和女紅軍幹部混合編成一個女生隊，附屬於第二大隊。媽媽在抗大先後經歷了第三期到第五期，為時一年半，直到抗大總校1939年夏天遷往前方，她又轉到女子大學學習。大批知識青年湧入延安，抗大急需幹部，從1938年4月第四期開始到1939年第五期，媽媽先後調任四大隊女生隊隊長、五大隊女生隊隊長、女生大隊一隊隊長、五大隊女生一隊隊長。”
同代人郭霽雲在《梅潔楓丹》一文中曾回憶這位著名的“女生隊長”：“在丁雪松帶領下，女兵大隊精神抖擻地進行著操練，丁雪松嗓音洪亮，口令乾淨利落。全體同志步伐整齊，進退有序，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看了我們的操練，都稱讚地說，‘娘子軍，真了不起啊！’丁雪松因此獲得了‘女大俠’的綽號。”
八年
在延安，首長和普通學員穿著一模一樣，男女沒有明顯的區別，一律穿著粗布軍裝。鄭小提說，“抗大名為大學，實際上並沒有像樣的禮堂、教室，人人都住在窯洞裡，好像回到了穴居時代，所以我媽媽他們聽見早幾期抗大同學開玩笑，彼此之間不稱‘同學’，而稱‘同洞’。有一次毛主席講課對他們說：你們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
抗大理論課的教師陣容很豪華，著名的學者艾思奇、何恩敬、任白戈、徐懋庸、張慶孚都是教員。其中任白戈在上世紀60年代還擔任過重慶市委書記。鄭小提介紹，“抗大的大報告更為有名，真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彭真、博古等中央領導同志，都來抗大給我媽媽他們作過大報告。在露天會場，學員們把揹包一放，席地而坐。”
2000年，丁雪松在回憶錄中回首延安歲月時說：“在延安，我度過了難忘、極有意義的八年，在抗大、女大，經黨的關懷、培養，我這個稚嫩的四川女孩增長了組織才幹，成長為一個有獨立工作能力的幹部；經過軍事生活和勞動的磨練，我的體格也健壯起來。在延安，我尋到了生死不渝的愛情，與鄭律成結為終身伴侶。延安那八年是我一生中的一個重要歷程，承先啟後，為我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丁雪松鄭律成和女兒鄭小提
大使
丁雪松1938年穿著絲棉旗袍從重慶出發，到延安抗大脫下旗袍穿上軍裝後，直到1979年，才重披旗袍。丁雪松女兒鄭小提說：“1979年4月11日，我媽媽派駐荷蘭任大使，在大使館舉行上任招待會那天，她穿著一襲銀灰色錦緞旗袍。西方敏感的新聞記者馬上就注意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外交人員服飾上的變化，在報道中特別註明一筆：老派的青藍二色的毛式服裝，被精細的中國絲綢代替了。”
△丁雪松在海邊。
1982年5月，丁雪松換任丹麥大使，乘北歐航空公司客機飛赴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瑪格麗特二世在宮中舉行隆重的宴會招待各國使節及配偶。各國男女使節攜著他們盛裝的夫人或大禮服的丈夫赴宴，我媽那天也是一身旗袍，是一襲銀灰色織錦旗袍，上面用金絲藍線織成龍鳳圖案，還配著白色高跟鞋，挎著綴有白珠的小提包。宴會結束的時候，侍從長在宮門送客的時候見到我媽就說：中國的服飾，雍容大方，今晚大使閣下的服裝最為華貴。”
丁雪松是怎樣出任大使的呢？“1978年夏天，她正要去青島度假，她的上級、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約她談話。他對我媽說：你的工作將有變動，組織上可能派你出國當大使，先和你打個招呼，希望你思想上有個準備，認真考慮考慮。消息來得很突然，我媽媽沒有思想準備，一時沒向他表態。她有點為難，跟很多科班出生的職業外交官比起來，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外語也不行。當時我爸剛剛去世不久，1949年上級任命她為新華社駐朝鮮特派員，讓她組建新華社平壤分社並任社長，1964年上級任命她為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最初她都有顧慮，我爸就給她打氣，說叫你幹你就幹嘛！你是很能幹的，準能幹好。一想到我爸原來對她的這些鼓勵，我媽媽心裡又有底了，1979年2月5日欣然飛往海牙赴任。”
2月23日，丁雪松在海牙附近始建於1674年的蘇斯代克王宮遞交了國書。“那天，我媽媽在摩托車隊的前後護衛下，乘著一輛古典式皇家轎車駛進王宮大門。下車後由一位身著軍裝的指揮官陪同，檢閱了皇家儀杖隊。隨後，在宮廷典禮官的引導下拾級而上，步入接見大廳，荷蘭女王朱麗安娜已經等在那裡，我媽媽鄭重地遞上了國書，國書裝在一隻特大信封裡，用蓋著鋼印的白色梅花邊宣紙片封口。”
致歉
丁雪松在荷蘭大使任上，促成了荷蘭首相範阿赫特訪華，這是近代史上荷蘭在任首相第一次訪問中國，訪問很成功。還簽署了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中荷雙方對此都表示相當滿意。
但國際風雲，瞬息萬變。丁雪松後來在回憶錄中談到：“送走了荷蘭首相，我留在國內休假，沒想到就在這期間，發生荷蘭向中國臺灣出售潛艇的事件，使中荷關係出現變故，導致兩國關係一度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
鄭小提說：“我媽媽希望籠罩在中荷關係上的烏雲儘快散去。1983年年底，荷蘭內閣及其領導人公開聲明：1981年批准出售兩艘潛艇只是一次性交易，下不為例，還做出了不再向中國臺灣出售武器的承諾，並重新確認1972年中荷建交所規定的各項原則。中荷兩國的外交關係，從1984年2月1日起，由代辦級再次恢復到大使級。1985年，荷蘭前首相範阿赫特，就當年出售潛艇的錯誤決策，多次主動向我新任駐荷大使表示歉意。”
啤酒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東北部的長堤海岸，有一尊以安徒生童話《海的女兒》美人魚為原型的青銅雕塑。1982年5月，丁雪松被任命為駐丹麥大使，飛赴哥本哈根，發現了這尊美人魚的一個“秘密”。
鄭小提說：“這事還得從北京當時的啤酒說起。原來當時國內啤酒產能不行，而且只有鮮啤，不便保存。街頭巷尾，經常可以看到北京人抱著熱水瓶、端著鍋盆，頂著烈日在飯館門前排長龍買鮮啤的場面。我媽就想，丹麥盛產啤酒，大家喝酒就像喝開水，我何不從中穿針引線，引進過來？她說幹就幹，終於促成中國和丹麥之間的啤酒合作項目，中國建成第一座年產10萬噸的現代化啤酒廠——華都啤酒廠，就是今天我們熟悉的燕京啤酒的前身。北京市啤酒奇缺的問題終於解決，為此，丹麥啤酒廠老總詼諧地稱我媽媽為’啤酒大使’”。
為引進丹麥啤酒的先進技術，丁雪松幾度進出嘉士伯啤酒公司。“我媽媽才得知這座雕像的創意原來出自嘉士伯啤酒公司創始人卡爾·雅可布森。有一天，他在皇家劇院觀看根據《海的女兒》改編的芭蕾舞，突發奇想：表達愛情和幸福的主題《海的女兒》，轉換為過油畫、舞蹈、音樂，唯獨缺少雕像。於是他請著名雕塑家艾立克森，塑成美人魚雕像，原件存放在嘉士伯啤酒公司，按原件放大一倍的複製品，贈給哥本哈根市，1913年正式安放在長堤的海邊，成了丹麥的象徵，全世界一個著名景點。”
在安徒生的童話中，海的女兒最後化為浪花和泡沫。重慶女兒丁雪松呢？2011年07月13日《人民日報》發消息：“原中國駐丹麥（兼冰島）大使丁雪松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丁雪松是重慶巴南人……”
文、圖片翻拍/上游新聞·重慶晨報記者 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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