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深圳是第一個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生歷史性鉅變的生動縮影。7月24日，黨的十九大後首次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在此地召開。
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是政法機關面臨的一場“大考”。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政法機關鍥而不捨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做成了一批想了很多年、講了很多年但沒有做成的大事難事。
各地政法機關洋溢著改革的熱情、到處是政法工作改革創新的火種，探索創造了很多好經驗、好做法，推動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披荊斬棘、破浪前行，司法質量效率和公信力穩步提升。如何破解案多人少難題?有序放權的同時怎樣實現有效監督……答案一一揭曉。
借力改革緩解案多人少
人民群眾感受到的公平正義，要體現在每一次訴訟、每一起案件中。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案多人少”成為各級法院、檢察院普遍面臨的突出矛盾。
河南登封市法院也曾受困於日漸繁重的辦案壓力，但在2017年，收案量連年攀升後開始下降，今年上半年同比減少10%左右。受案拐點的出現源於登封法院近兩年來推進的一整套訴訟制度改革。
“這個事本來想要打官司，沒想到在家門口把事解決了。”不久前，在登封市盧西村的一起糾紛調解現場，兩名村民因相鄰關係發生糾紛，民調員李保安調解不成，打電話向法官吳瑩求助。
吳瑩隨即指派法官助理馮凌霄到現場指導調解:“現在方便得很，視頻一打開，跟法官到現場一個樣。”
2017年以來，8000多起糾紛通過調解機制得以有效化解。對調解中心化解不了、當事人堅持到法院起訴的家事、相鄰關係、勞動爭議、交通事故賠償、醫療糾紛5類案件，登封法院探索設立前置程序，調解時間不超過一個月。如果問題依然無法解決，登封法院賦予了當事人選擇速裁或普通程序的權利。
怎樣提高當事人選擇適用速裁的積極性?登封法院在案件受理費預收時減半，老百姓直接得到實惠。同時，簡化庭審程序，簡化文書，做到裁判文書立等可取。
“簡”去的是簡單案件中的重複繁瑣，是民眾的司法訴累；“不減”的是對案件當事人合法權利的有力維護，是對公正高效權威的嚴格要求。
在進一步優化職能配置方面，一些地方檢察機關著眼於加強專業化建設，積極探索刑事檢察“捕訴合一”的辦案新機制。
2018年3月，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檢察院從檢20多年的張玉梅，遇到一起令人扼腕的案件。在一家個體美容院，滕某某為艾某某注射了一針美容針劑，這一針下去，被害人艾某某頓時疼痛難忍，眼前一片模糊。等送到醫院，被害人眼晴已經失明。
通過仔細審閱公安機關的報捕材料，張玉梅發現，滕某某沒有從業資格，為非法行醫，但卷宗中並無醫療事故鑑定意見。經偵查員說明，被害人傷情應當在輕傷以上，由於張玉梅同時也負責此案的公訴，她很有信心地對此案進行了批捕，並從公訴的角度提出了繼續取證的意見。
由於“捕訴合一”，張玉梅已經對此案的各個環節進行過細緻研究，並及時指導收集了證據。案件受理後不到一個月就起訴了，這比正常辦案至少縮短了一個月。主審法官認為，辦案檢察官從批捕、起訴兩個階段緊盯證據，保證了庭審的順利進行，提高了案件的當庭宣判率。
破解不敢管不願管問題
隨著司法責任制改革推進放權給法官、檢察官，“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如何建立新型監督管理體系，在有序放權的同時實現有效監督，是深化司法責任制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
針對司法責任制改革後，院庭長對監督管理案件心存顧慮，存在不敢管、不願管的問題，河北滄州市中級法院將最高法規定需要監督的“四類案件”進一步細分為更具辨識度的26種情形。
今年3月，滄州中院法官王萍在審理一起故意殺人案的過程中遇到了麻煩，被告人劉某在收押期間被檢查出異位妊娠，即官外孕。合議庭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適用刑法第49條對審判時懷孕婦女生命權利的保護。但是，另一種意見認為，宮外孕屬於婦科疾病，而非人們通常認知上的懷孕，因此產生分歧。
“這個案子比較少見，我們查閱了相關的法律規定和案例，發現是一個空白。”王萍說，按照“四類案件”陽光監督機制，此案屬於必須提交監督的26種情形範圍。
王萍在陽光監督平臺上，將劉某故意殺人案標註為疑難複雜案件，提請院庭長監督。通過陽光監督平臺，主管院長必須對王萍的提請予以批註。這一機制既避免了改革前院庭長不願管或隨意管的情況，也解決了改革後不敢管的問題。
解決了不敢管、不願管的問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管什麼、怎麼管?上海市檢察院積極探索、大膽實踐，構建了動態化全流程監控考核體系，既不干擾辦案，又能全程全域管理、靜默化監管。
“檢察官執法辦案全程監控考核系統”將最高檢規定的11大項重點監控內容細化為包括對辦案期限是否超期、重大涉檢信訪評估、法律文書製作使用規範等112項進行全面監控。客觀監督檢察官在辦理每個案件過程中存在的案件質量和程序瑕疵問題。
“基層院的監督管理方式正發生著深刻性、根本性變革。作為入額院領導，我感到自己已從一個‘行政式’的業務領導，轉變為‘親歷式’的業務監管者。”這是改革帶給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檢察長孫靜的直觀感受。
以審判為中心用證據說話
防範錯案始終是刑事訴訟制度變革的永恆主題。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機關一面糾正冤錯案件，一面深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築起防範錯案的制度堤壩。
2018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徐匯分局法制科接到一起偵查部門流轉過來的案卷:犯罪嫌疑人孫某，在公安機關對上海某賓館套房例行檢查時被抓獲，現場起獲疑似冰毒10包。然而，辦案偵查員在送檢時未對10包疑似毒品分別封存並編號送檢，導致鑑定人員在檢驗時，將10包疑似毒品混合後一起稱重並檢測。
“以前不注意這些小問題，覺得10小包就是在你身上搜到的，合併在一起有什麼關係，事實上關係很大。”上海市公安局法制總隊總隊長範宏飛告訴記者，由於作為物證的10包毒品已經混合為一包，證據原始狀態已經消滅，最終導致嫌疑人非法持有毒品的證據不足被釋放。
在司法實踐中，這種案例並不鮮見。一些確實存在犯罪事實，但又伴隨各種證據問題的案件，讓執法部門陷於定放兩難的尷尬境地。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重點是嚴格規範偵查取證行為，加強審判活動的實質性審查把關作用。
一起類似的案件，結果卻截然不同。2018年5月4日，在接到群眾舉報後，上海市公安局徐匯分局天平路派出所民警吳佳煒和同事在某賓館房間內，現場抓獲了正在進行毒品交易的兩名犯罪嫌疑人。吳佳煒從警不足三年，對於這樣的毒品交易案，他是第一次獨自處理。
到達現場後，吳佳煒打開手機，手機裡裝有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輔助系統APP，裡面內嵌著在上海常見高發的24個罪名的詳盡證據標準，點開證據指引頁面，選擇毒品交易類別，裡面詳細列出了毒品交易這個罪名的證據標準，共需要找到6個證據鏈條、11個查證事實環節、52個相關證據材料。
“大家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這對我們的辦案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能夠避免公檢法之間因為認識不統一而產生的矛盾。”上海市徐彙區法院副院長徐世亮說。
有數據顯示，在上海公檢法司統一辦案平臺嵌入統一適用的證據規則標準後，法院審理時間減少了約30%至50%，審理質量大幅提高。
目前，浙江、安徽、江蘇、河北等地已將證據標準規則嵌入刑事案件一體化辦案平臺中，真正實現了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庭審以證據為中心，築牢了公平正義的底線。
公共服務邁上新臺階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政法機關承擔著大量公共服務職能，要從解決老百姓最難、最怨的事入手，深入推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優質、更高效、更貼心的服務。
今年5月2日上午10時，全國統一的公共法律服務平臺“中國法律服務網”正式上線，以創新驅動改革，這張法網為公眾提供了免費、專業、便捷的法律服務，“互聯網+法律公共服務”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中國法律服務網被老百姓形象地稱為“法律淘寶”。
“比如說老百姓想諮詢一個法律問題，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一些選項的勾選，這樣一步步系統會自動生成法律諮詢意見書。”中國法律服務網系統管理員張兵介紹說。
“本以為這個事情要來來回回跑很多趟，開很多的證明，沒想到在這個智能服務區就可以幫我把所有的問題和要辦的資料都處理好，還直接幫我匹配了專業的律師，真的是太感謝了。”6月25日上午，市民白先生來到江蘇省鎮江市公共法律服務中心，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的工傷保險糾紛該如何處理。
取號等候的過程中，工作人員看到了焦急的白先生，向她介紹了法律服務機器人“智慧小司”。通過和機器人的對話，短短几分鐘的時間，白先生就瞭解了工傷認定程序、工傷賠償標準、傷殘等級鑑定等一系列法律問題。隨即，通過無人律所，法律援助中心在互聯網端智能匹配指派了律師即時與白先生通過線上溝通，最終促使白先生成功拿到了13萬餘元的賠償款。
據瞭解，鎮江市公共法律服務中心的一站式的智能服務閉環，改變了以往的工作模式，把普通的法務工作從以往的7個工作日，縮短到了平均15分鐘。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就要在法治的軌道上推動便民利民改革。6月29日，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司法部通報了清理證明事項的通知。這是一次對奇葩證明、重複證明史無前例的大掃除，能直接取消的立即取消，直接取消有困難的2018年年底前必須取消。
清晰的目標路徑，指引著公安機關“放管服”改革不斷深入。公安交管部門在實施車檢、駕考、事故快處、快賠等改革舉措的基礎上，今年6月推出優化交管窗口服務，延伸下放交管業務等20項改革新舉措。治安部門集中推行實施6項優化營商環境便民利民措施。涉及企業許可備案、戶口身份證便民服務、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等多個方面。重慶推出服務民營經濟發展30條，營商環境更加優化；天津實行服務民生，服務企業雙十條，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福建80%以上省級公安行政審批事項集中審批，實現一站辦理。一項項改革舉措，有力回應了人民對改革的期待，也體現了政法機關改革的決心。（法制日報 劉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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