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正處於從物質型消費為主向以服務型消費為主的升級進程中。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帶來消費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這是居民根據自身實際需求作出的調整，也反映了全社會對美好生活嚮往的新追求。不能單純地看某個平臺或者傳統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判斷中國出現了“消費降級”。當然，在我國消費結構升級進程中，客觀上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最近一段時間，“消費降級”成了熱詞。不少人引用廉價購物平臺拼多多來證明年輕人的消費有降級趨勢，同時統計數據也顯示2018年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為8.5%，這讓“消費降級”的判斷似乎得到了進一步支持。
在當前複雜變化的經濟形勢下，對中國消費結構變化趨勢的判斷，是一個重大戰略判斷，涉及中國未來中長期發展態勢的預測。綜合多方面情況看，“消費降級”這個判斷不能成立。
第一，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中服務型消費支出佔比在不斷提升。比如，2013年至2017年，全國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在總支出中的佔比從10.57%提升到11.39%；醫療保健支出佔比從6.9%提升到7.92%。今年“五一”期間，全國接待國內遊客超過1.4億人次，同比增長9.3%，實現國內旅遊收入871.6億元，同比增長10.2%；“五一”票房同比增速約為19%。總體上看，2013年至2016年，全國居民服務型消費支出佔比從43.71%提高到45.2%，3年提升了1.48個百分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服務型消費支出佔比快速提升，是我國消費領域的一個突出亮點，反映出我國正在進入消費新階段。
第二，所謂“消費降級”更多地集中在物質型消費的調整上。其實，宏觀數據已經反映了這一點。2013年至2017年，全國居民生活用品及服務支出佔比僅從6.10%微增至6.12%，中間一年還經歷了一個下降的過程。對於物質型消費支出，這個現象是正常的。一般來說，在城鄉居民物質型消費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物質型消費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長。隨著人們消費理念更加強調節約、環保，物質型消費甚至有可能下降。有人把消費降級概括為“花最合理的價錢，買最合適的商品，理性地消費，過更聰明的生活”，其實質並不是所謂的消費降級，而是理性消費、環保消費等。
第三，當前衡量消費總量的指標無法客觀衡量消費結構升級趨勢。2013年至2017年，我國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分別為13.1%、12.0%、10.7%、10.4%和10.2%。有人提出，這不是反映了我國內需市場增長逐步降速的態勢嗎？不能這樣簡單判斷。截至目前，我國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統計更多地反映全社會物質產品銷售情況，並不包括服務型消費情況。尤其是一些發達地區，這一指標難以反映消費真實情況。比如，2018年1月份至5月份，北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僅為3.8%，這個數據與實際感觀相差甚大。因此，北京市提出了“市場總消費”的新指標來衡量包括物質型消費和服務型消費的總體情況。2018年1月份至5月份，北京的市場總消費增速為8.4%，其中服務型消費支出增速為12.1%。當服務型消費支出已經成為拉動北京消費支出的主力軍，再拘泥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個指標，就會出現誤判。
總的來看，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正處於從物質型消費為主向以服務型消費為主的升級進程中。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帶來消費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這是居民根據自身實際需求作出的調整，也反映了全社會對美好生活嚮往的新追求。所以，不能單純地看某個平臺或者傳統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判斷中國出現了“消費降級”。當然，在我國消費結構升級進程中，客觀上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如收入分配問題、中等收入群體進一步增長的問題等。把握消費升級的基本趨勢，進一步破除不利於消費升級的體制機制，釋放出巨大的需求潛力，不僅將為我國經濟增長注入強大動力，而且將成為我國應對某些國家貿易戰的最大底氣。最為關鍵的是，在消費升級的大判斷上，不能出現戰略誤判。
本文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匡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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