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死殉節的女人們
“夫死殉節”在一般意義上代表著中國封建時代的一種惡習，具體表現為一旦丈夫早逝，妻子就立刻自盡，為亡夫殉葬，以示自己對夫君的忠貞不渝。在新社會看來，此等行為純屬宣揚綱常禮教、三從四德的封建糟粕，絕無可取之處。
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就像正確和錯誤往往只在一念之間一樣。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殉夫而去未必是封建糟粕，反而會得出和主流觀念大相徑庭的評價。
電視劇《神醫喜來樂》中有這麼一個鏡頭，北洋海軍提督夫人得知其夫殉國後隨之自縊，喜來樂聞訊出診將之救活並不取分文，以示對殉國海軍提督的敬仰之情。
以上情節當然出自“藝術加工”，但是“北洋海軍提督夫人”為夫自盡可是確有其事的。
現代新修的丁汝昌之墓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之妻魏氏，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太學生魏湘清之三女，生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九日。魏氏出身於書香門第，聰穎賢惠，嫁與丁汝昌時年方15歲。雖為繼配（丁汝昌原配錢氏卒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葬於安徽無為州小雞山梅花地，終年34歲），但魏氏婚後深得丁汝昌喜愛；雖兩人年紀差別大，可夫妻感情卻很深厚。在丁汝昌的靈柩運回原籍後，魏氏於甲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吞金殉夫，時年45歲，與丁汝昌合葬在安徽無為小雞山。在1959年的困難時期，丁汝昌墓被當地人掘開，丁汝昌和魏夫人的遺體被移出棺材點火燒燬後草草掩埋，隨葬品被變賣給當地人民銀行，賣得錢款買得自行車一輛；棺材被拆開，以其木料打造了八條長條凳。一對深情的伉儷，即便是焚屍燒骨最終還是同葬一處，生既不棄死亦不離。筆者每每想到這點，唏噓之餘不由有一種不是滋味的難受。
在這種不是滋味的難受中，筆者想起了20 08年的安徽巢湖之行。當時，筆者在好友、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悅先生處瞭解到丁汝昌的族裔昌字輩丁昌仁目前住在巢湖高林鎮汪郎中村，遂趁著丁汝昌殉國113週年之際，帶上自印的丁汝昌大幅照片，隻身一人從上海趕往巢湖。筆者一路顛簸終於抵達了汪郎中村村口，但萬分遺憾—— 村民告知筆者：丁昌仁已去肥東其女家過年了。熱心的村民見筆者失望的表情似乎也不想讓筆者白跑這一趟，為筆者指出了汪郎中村中北洋海軍墓地的方位。
丁汝昌
經過一段難行的羊腸小路，筆者有幸目睹了這片遠離大海的海軍墓地。這片墓地埋葬著在甲午海戰中殉國的汪郎中村藉的北洋海軍下級官兵，總數約十多座。墓地雜草叢生，荒草已經將下半塊的墓碑埋沒。奇怪的是，所有的墓都是夫妻合葬墓，丈夫們都死在同一天：1894年9月17日，而且是“血戰而亡”；妻子們則全都死於同年10月。這些墓碑共同講述著一個辛酸的故事：1894年10月，當汪郎中村迎回在大東溝海戰中殉國的本村男兒們的靈柩後，他們的妻子做出了與丁汝昌妻子魏氏相同的選擇—— 自殺殉夫。
有關同時期的記憶也留在了著名作家冰心的腦海中，她差一點就成了孤兒。甲午戰爭後，海軍軍官的大量傷亡導致有“中國近代海軍軍官搖籃”之稱的福州幾乎每家都成了烈屬。整個福州城內披麻戴孝者比比皆是，哭聲震天。而冰心的母親一直隨身備著鴉片，一旦得到其夫—— 時任北洋海軍裝甲巡洋艦“來遠”號大副謝葆璋陣亡的消息就立刻自盡。幸虧謝葆璋歷經大東溝海戰和威海衛保衛戰都僥倖生還（大東溝海戰中躲過了“來遠”艦中彈後引發的大火，威海衛保衛戰中躲過了“來遠”艦中魚雷傾覆的滅頂之災），否則冰心女士的人生軌跡可能就此改寫了。
雜草中掩飾的夫妻合葬墓
此時此刻，任何人內心裡沒有半點對“夫死殉節”的蔑視，只要他還有良心。
如何看待海軍的夫妻合葬墓
也許還會有人不理解，都什麼時代了，畢竟夫死殉節是封建社會的糟粕，如果對夫死殉節表示敬重，豈不是要逆潮流而動，開歷史的倒車？
但是筆者對此的態度是堅決的，認為絕非開歷史倒車。因為筆者敬仰的絕不是夫死殉節這一行為本身，而是這種行為背後的動機。
在清朝初年，夫死妻殉風俗曾盛行一時。清皇室就有人殉制度：太祖努爾哈赤死後，大妃烏拉納喇氏、庶妃阿吉根和代因扎殉葬；太宗皇太極死後，妃章京敦達裡、安達裡殉葬；世祖福臨死後，妃楝鄂氏從殉。睿親王多爾袞死後，侍女吳爾庫尼從殉。各地官府也讚揚妻妾殉夫，稱她們為“烈女”、“節婦”，並修書、立牌坊。康熙時，漢將朱斐上疏請求停止這一習俗，後經朝廷明令禁止後這一殘酷陋習才逐漸結束。
從上段記載可知，即便是在封建社會枷鎖的束縛下，夫死殉節在民間也不是強制要求的行為，一般百姓人家死了丈夫，妻子隨夫殉節而去的例子比起為贍養年邁的公婆、撫養年幼的兒女而寧願守寡的例子來可謂是九牛一毛。事實上，除了有“誥命夫人”頭銜的女子有不可改嫁的強制外，對一般百姓並沒有“從一而終”的硬性規定。明初歷經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的內閣大臣楊士奇（官至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的母親當年就因為早年喪夫致家貧而改嫁名士羅姓為妾（注意，是妾）。即便在程朱理學大行其道的宋代，最多也只是提倡女子要守貞守節，從來沒有強制要求普通人家的女子從一而終。很明顯，將夫死殉節的行為硬說成是“封建禮教”的落後表現顯然有點牽強。
冰心的父親謝葆璋是清朝政府海軍練營營長
不過在族權以及輿論的壓力下，寡婦改嫁的例子卻也不是很多，更多的寡婦選擇繼續侍奉公婆、撫養子女，把對家庭和自身後半輩子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因此，即便在當時的“封建禮教環境下，這些女人們也大可不必夫死殉節，因為她們還有公婆，還有孩子，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她們去做，可到底是什麼促使她們義無反顧地丟掉人世間的一切，幾乎在同一時刻集體追隨夫君於地下呢？
但凡是自盡者（除去那些“被自殺的”），除了對塵世完全絕望之外，還需要莫大的勇氣，否則不會死得如此義無反顧、毅然決然。那麼她們勇氣的來源在哪裡呢？筆者大膽試著揣測一二。
在封建時代，成年男子無疑是家裡的頂樑柱，是經濟來源和精神支柱，雖然在“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大背景下軍人的地位並不高，參軍並非一件光榮的事情，但是作為工資待遇相對較高的海軍，家裡有一人參加海軍，即便是普通水兵的工資（根據《北洋海軍章程》規定，水兵按照等級不同月薪從十兩到二十兩不等，一年可以得到一、二百兩，在許多普通家庭看來絕對是一筆天文數字）也足夠一家人吃穿不愁、歲歲小康仍有富餘，當真是惹人羨慕。因此，海軍家屬平素裡的生活標準和品質遠遠高於周圍的農民鄰居。一村之中，族權大於一切，族長要求族中富戶接濟貧戶是很合理的事。再者說鄉里鄉親的抬頭不見低頭見，即便從人之常情的角度來看，富裕的海軍家屬平日裡接濟窮鄉親們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因此這些失去經濟來源和精神支柱的女人即使上有公婆下有子女，在宗族的關照和相親往日的情分下也自會有人代為贍養公婆撫育子女，沒有了這個牽掛，後顧之憂自是少了許多。
另外要注意的是，這些女人的男人們並非正常死亡，而是戰死殉國。自古以來丈夫陣亡其妻自盡者倒是屢見不鮮。亡夫是為國盡忠，視為光榮之舉，為了不讓亡夫在黃泉路上走得寂寞而以身相陪，筆者認為用“殉情”形容更加貼切些。雖然那個時代沒有什麼自由戀愛的意識和習慣，但是也講究夫唱婦隨、珠聯璧合之說。更何況，十九世紀人的平均壽命遠沒有今天這般高，生命遠比現在脆弱許多，遇到時疫甚至一場大病就可能讓一個健康之人在很短的時間裡撒手人寰，所以當時人看待自己的生命也遠沒有現在人看得這麼重要。因此，不能用如今人們對生命的態度去衡量這些女人對自己性命的處置是對是錯。
清朝一處的貞潔牌坊
女人們結束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
先前筆者說過，自盡只要不是被脅迫的（比如被逼殉葬者），都是需要極大決心的。夫妻伉儷情深而殉情可以算作“決心”，那麼是否還有“絕望”在裡面呢？只要看看她們的丈夫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幾何便可知曉。
北洋海軍覆滅之後，陣亡官兵被日方給予很高的禮遇，伊東佑亨特地將解除武裝的“康濟”艦交還給清朝用以載運陣亡官兵的靈柩。可是，丁汝昌以及北洋兵將們的祖國對他們的態度卻令人心寒——清流文人把持的輿論對他們鞭撻不已，以致長期以來對他們的評價都趨於負面。這並不難理解。失敗的憤怒需要宣洩，因此需要有一個洩憤的對象。戰敗的北洋海軍正好符合這一“標準”。諷刺的是，國人雖然可以無視北洋海軍困守劉公島而無援的絕境，但是決然不能接受北洋海軍投降的事實，“國家可以無限地對不起你，而你絕不可以對不起國家分毫”，這就是他們心中的“正義”。
所以，一連串的打擊降臨到了這些為國家拼力死戰的將士頭上。
時至今日，恐怕只有這些護衛北洋海軍的大炮在訴說著當時的悲壯
當丁汝昌的靈柩抵達煙臺時，駐煙臺的各國領事紛紛前去弔唁並給予同情和惋惜，而北京的吏科掌印給事中餘聯沅卻上奏稱丁汝昌“死情可疑”，朝廷遂著山東巡撫李秉衡就近調查。與丁汝昌本來就不睦的李秉衡在沒有到煙臺見一眼丁汝昌靈柩的情況下就上奏朝廷，提出了兩個建議：因為丁汝昌罪孽深重，如果他真的死了，就不要給他撫卹（“惟丁汝昌以旅順失事，奉旨革職，拿交刑部，其歷次罪案已在聖明洞鑑之中。戰敗死綏，僅足相抵。倘日後有以請恤之說進者，朝廷必力斥其非，無俟臣下鰓鰓過慮”）；如果丁汝昌未死而叛逃日本，那就無法強求日方歸還，也沒有辦法加罪與他（“至降倭之說，臣愚以為事即不虛，而敵方構兵，既難責以歸還，即無從加之以罪”）。所以當丁汝昌的確切死訊傳到北京後，朝廷並未給予分毫的撫卹。在許多對北洋海軍不滿的人眼中，不罰已然是莫大的寬容，難道還要奢望什麼撫卹嗎？
上諭：“已革海軍提督丁汝昌，總統海軍始終僨事，前經降旨拿問，獲咎甚重，雖此次戰敗死綏，仍著毋庸議恤”。同時，丁汝昌之前所獲“罪名”卻一樣也沒有撤銷。
當魏夫人在悲痛之餘看到自己深愛的夫君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昭雪之日遙遙無期心中的絕望可想而知。
所以她在接回丁汝昌靈柩後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便是完全可以預見和理解的了。
阿利·伯克上將
丁汝昌的遭遇是北洋海軍已經死去和活著的人命運的縮影，在整個北洋海軍都處在輿論鞭撻對象這種大背景下，除了個別由皇帝欽定的英雄人物（比如鄧世昌）外，還會有多少北洋海軍的個體能逃脫負面評價？在1895年，外界對北洋海軍幾乎是舉國斥責（即便在國外也是如此，洋員馬吉芬在回到美國後四處演講為北洋海軍申辯卻被當做瘋子送進了醫院，並在兩年後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身亡），對於汪郎中村那些新喪夫君的寡婦們而言，即便是對北洋海軍的負面輿論沒有太多影響到村裡人的看法，可是又怎能抵擋住閒言碎語的侵蝕？要知道，大規模對北洋海軍遺孤進行照顧並招入海軍的行為是在民國北京政府海軍部成立，原北洋海軍舊將、原任“靖遠”艦大副的劉冠雄出任海軍部長之後才實現的。這前前後後差了將近二十年，而這二十年的屈辱和絕望又豈是尋常人能忍受的？七尺男兒（如馬吉芬）尚且無法忍受，更何況是失去精神支柱的弱女子。所以，筆者願意相信，促使這些軍人的妻子結束自己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洶洶的輿論，讓她們感到絕望、喪失了對未來生活的希望，剝奪了她們繼續活下去的勇氣。
安息吧，水手和水手之妻
筆者面對著散落在雜草和荊棘叢中的十多座墓碑，靜默，許久不發一言，雖然筆者心中有好多話想要對他們說，但卻不知怎麼說。在回程之路，筆者突然想到美國二戰驅逐艦隊名將、戰功卓著的原第23“小海狸”驅逐艦中隊隊長、官至海軍上將的阿利?伯克（Arleigh A Burke，美國海軍著名的宙斯盾驅逐艦以其名字命名）及其妻子羅伯塔? 伯克（Roberta G Burke）的墓誌銘。這個墓誌銘只有“吝嗇”的兩個詞，分別是“水手”（Sail or）和“水手之妻”（Sail or’sWife）。猛然間，筆者想到那些想要對逝去將士和殉夫的妻子們說卻不知怎麼說出口的“ 好多話”，原來只需短短的一句：“ 安息吧，水手和水手之妻”。（特約：顧偉欣）
閱讀更多 軍迷有話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