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不再羨慕那個狀態了，但是我羨慕那個時代。
這些人中除了畫畫的，還有我們所知道的竇唯朴樹他們那些搞搖滾的，還有詩人，有每天拿著一沓子照片去北電、片廠等著靠著要跑龍套做群眾演員的，有無所事事留了長髮或者剃了光頭去混個“正當”“前衛”身份的，還有妓女，還有對中國這個“紅薯”機體上有且還有這樣一群“無常”狀態的蒼蠅部落驚訝不停的老外，還有純真的女大學生和文學青年們……那個時侯唯一沒有的是像現在798或者宋莊、昌平畫家村的大批遊客，因為那個時侯這些穿棉褲棉襖的人還沒搭夥建網站，還沒成為一個“現象”集體上央視，也沒被那些整天唧唧歪歪意淫人民的大小雜誌報紙採訪傳訛，所以那個時候沒現在這麼多人去東瞧西看，他們料不到這些村子還具備要成五·一、十·一黃金週景點的潛質。
每到陽光明媚的初春，他們在牆根兒穿著棉襖棉褲揣著袖子一溜蹲著曬太陽，我覺得這是極其美好的事情，甚至是寥寥僅僅的美好之一，至於說的有飯大家吃，在誰家窗外聞到酒味大家就排著隊去敲門，據我所知還是比較少，還不是通常理解的所謂烏托邦的境地，但是已經很不錯了，儘管像老慄、方力鈞等人類似的河北邯鄲人，還有云南、福建來的某某兄弟們，大家都基本在小圈子裡還有更小的圈子，何況大家流派紛呈，觀點參差，他說他喜歡莫蘭迪，我說我喜歡莫迪裡阿尼，畫的卻是巴爾丟斯或是俄羅斯風景之類，基本是自畫自說狀態，因為沒有形成市場，也沒有官辦美學的審視介入，基本都認為只有自己是自己的評估標準，但是，大家的目的基本都是一樣的——渴望被承認，先解決溫飽，再順便出名。
旺盛的時候有幾百人，現在流散了。散了以後幹什麼的都有，畫水墨的開了餐館，還留著像韭菜一樣的山羊鬍子，做雕塑的帶著幾個民工搞了裝修，還有人出國在街頭也試著支了畫架子，有的去拍片，當了先鋒導演（“先鋒”在中國的解釋是“地下”） ，還有人現在被成為什麼“教父”，有的依舊還會在各個大使館的大小活動上獐頭鼠目地出沒，欲混個臉熟好兜售一下自己的觀點找些口子把自己賣出去，不過，像嶽敏君、張大力一樣的確實有幾個，現在一幅能賣幾千萬了，在紐約和香港的蘇富比拍賣行上也能此起彼伏了，看著也讓人欣慰和心酸。欣慰的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好在真有人拔出來的，心酸的是畢竟幸運的能跳騰的腦瓜活絡的又確實有想法見地的屬極少數。
聽過一個段子，說的是一個替補演員，也住在畫家村，他長的像不像毛澤東主席不好說，起碼長得挺像古月先生，在古月先生染病或有事的時候去做做幾個鏡頭的替補，據說他睡覺都穿著中山裝，整日整夜衣冠楚楚的大背頭，而且架勢做派也是一番領袖風骨。他在這些破衣爛衫長髮禿子裡面自然是鮮豔明目的，所以每次大家一起上街，破衣爛衫長髮禿子們攔不下出租的時候都會推“主席”上去，他就會擺個全世界人民幾乎都熟識的姿勢，站在路邊，出租司機一般都是急剎車停下，驚羨且狐疑地看著他，這時很必然地，他退後一步，一招手，破衣爛衫長髮禿子再蜂擁而上。
現在的宋莊和798工廠商業氛圍太濃了，當然，這未嘗不是好事，而且藝術市場比90年代也稍好一些，出現了一些有閒錢並且眼睛好使的又懂路子的收藏家，還有幾個在國際藝術刊報上能說上話的藝術評論家，但是唯一沒改觀的是藝術的中間層——畫商階層沒有完全形成，這個階層往往是塑造藝人和整合市場的最佳樞紐，他們懂藝術家，也懂經營之道，還能在有資本的人堆裡喝杯威士忌侃侃而談噹噹座上客，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他們又得是材質很好的雞屁股眼兒，還得是質感很好的雞蛋筐，如果這兩個物件兒不好，再好的母雞下出來的基本也都是糞，除非跳過這個國際慣例去殺雞取卵。
所以說，在中國很長一段當代美術史上和美術市場上，基本都是“殺雞取卵”的輸出模式。收藏家直接聞著味道撞在某個畫家的身上，突然覺得鼻翼大開心曠神怡，就成交了，再朋友介紹朋友，朋友再介紹朋友，然後被邀請去某某館子做個個展，作品和畫家就被抬起來了。對於幸運的個別畫家這是燒香磕頭可遇不可求的，對於整體畫家群體來說，這是嫦娥水袖裡不小心掉下來的餡餅，幾乎都是佳話，但是換個角度說，對於被撞上的人來說又是不幸的，因為畫畫的人一心專在創作上，整日雲裡來霧裡去的形而上，不能讓他又當母雞下雞蛋又要去賣雞蛋，談生意不是畫家的強項，更何況賣的都是自己嘔心瀝血萃取的精神骨肉，所以結果基本都是很便宜就首肯了，因為靈魂在堅持，胃先妥協了。
也許再過幾年還能好點。這應該是肯定的，但卻肯定得不徹底，因為中國還在城市化進程上右打輪作轉型擴張，人們要從“農民”到“市民”然後到“公民”的意識形態和法制制衡的轉化，資本家的第一桶金已經打下，但是又隨著第二桶濺出去了，普世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在被時而拉長時而拍扁，資訊之乎信息者也在核爆炸地速度膨脹，時尚在炮製偽時尚，健康在塑造痿健康，“白貓黑貓”理論開始作為最後的讖語挑戰自然資源、挑戰仇富的不平衡心理、挑戰各種食品日用品耐用品製造商開發商的益利標準和道德底線，也在挑戰政府的執行力和平衡力……但是說一千道一萬，將來再少再少應該最少不會像照片裡的這些人一樣，結局是被政府派了幾輛卡車停在村口，來“幫助”“藝術家”們“搬家”，看著像秋後收割，搬出去一個就在紅皮子的小本子上用紅筆勾掉一個名字。
楊衛在一篇文章也提到過，他說“現在回想起來，還真覺得那時的福緣門村像個世外桃源，像個天堂和聖地。我後來甚至都不敢往下想，如果‘圓明園畫家村’不在1995年解散，按照當時的情形發展下去會是什麼樣子？也許一切都是必然，就像人的生理週期，青春期有騷動，而人到中年就會變得相對沉穩。福緣門村所留下的是我們這一批人青春走過的痕跡，也必然會把我們這一批人重新送向各自的征程。”
古人說有破方有立，那個年代大概正是“破”的時期，這種“破”是源於人性到身體的解放過程中某種衝動與理想的釋放。也正是因為市場經濟的來臨，將中國的歷史從過去禁錮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解放了出來，才真正使人們有了“某種”選擇與自由。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是不會出現圓明園畫家村的，當然，也就更不會出現現在的各種各樣的藝術村落。從這個意義上說，圓明園畫家村恰恰是一種承前啟後的轉折，它終結的是過去意識形態的桎梏，開啟的是未來經濟與人格上的自立，他們那時候和現在本質不同是，那時候的追尋和探求是從個體開始的，如今是一個集群效應，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悲劇，因為，任何組織和活動如果落實不到自由的生命個體身上，都只會成為某種利益集團的維護和附庸。
好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所以要緬懷他們，緬懷他們那個時代的群居相對於現在商業濃郁的“藝術產業”，其間充滿的原始、矇昧和江湖況味，像極了我們每個人的青春。
《圓明園的藝術家們》記錄片
導演: 胡杰
在1995年之前的幾年中，北京西郊靠圓明園附近的村落中陸續從全國各地來了一些追求自由創作的青年藝術家。這些人在村裡農民的出租房安頓下來，然後雄心勃勃買顏料繃畫布，進行藝術的探索與創作。農民對他們的畫不感興趣，但他們知道這些人是通情達理有學問的人。這裡有湖水、樹林和圓明園的廢墟。然而他們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湊齊每月要交給房東的房租，買畫並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甚至主要靠別的手藝來維持生活。因為他們的作品很另類，有反叛的精神，不太合乎傳統的美學，這引起了習慣看宣傳畫的官方的警惕。
1995年春天，先是有小道消息，後來還是感到有點突然，官方終於行動，毫不費力就把住在村落的近百名藝術家和他們的孩子們一起趕走了。
本片紀錄了這個春天，以及春天以後這些藝術家們在冬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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