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媒體上連續看到兩個寒門上北大的故事，卻有兩種不同的感覺。
第一個故事來自雲南的崔慶濤，小夥子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正在工地上打工。新聞很短，有個細節印象深刻：崔慶濤的父親崔茂榮不識字，叫妻子念通知書的內容給自己聽。許樹蘭就一字一頓念起來……然後就是他的中學老師，來幫助他聯繫辦理助學貸款等等。
第二個故事來自河北的王心儀，考上北大後，她的貧困生活為人所知，更多是通過她自己寫的一篇談論“感謝貧窮”的文章，以及很多媒體對苦難的渲染，以及對“正能量”的頌揚。
前一個故事大多是圖片，記錄了崔慶濤在工地上接收錄取通知書的場景，滿是灰塵的工地沒有那麼多關於苦難和貧窮的渲染，小夥子在大桶裡洗手、在衣服上蹭乾淨，與母親合力拆開信封，以及給父親念通知書，這些白描式的記錄和他臉上的笑容，無不觸及心底最柔軟的部分。
王心儀的故事，在媒體傳播中有不同的方式。同一家媒體公眾平臺，前者的標題是《工地上收到北大錄取通知書，小夥當時在拌砂漿》，後者則是《感謝貧窮！707分考入北大，她的這篇文章看哭所有人》，一個是場景描述，另一個則強調分數與情緒。文章的開頭引用了王心儀的文章，“
貧窮帶來的遠不止痛苦、掙扎與迷茫。儘管它狹窄了我的視野，刺傷了我的自尊，甚至間接帶走了至親的生命，但我仍想說，謝謝你，貧窮。”感謝貧窮，讓我領悟到真正的快樂與滿足。你讓我和玩具、零食和遊戲徹底絕緣，卻同時讓我擁抱了更美好的世界……謝謝你，貧窮，你讓我能夠零距離地接觸自然的美麗與奇妙，享受這上天的恩惠與祝福。我是土地的兒女，也深深地愛戀著腳下堅實而質樸的黃土地；我從卑微處走來，亦從卑微之處汲取生命的養分。
感謝貧窮，你讓我堅信教育與知識的力量。物質的匱乏帶來的不外是兩種結果：一個是精神的極度貧瘠，另一個是精神的極度充盈。而我，選擇後者。
感謝貧窮，你賦予我生生不息的希望與永不低頭的氣量。 農人們都知道，播種的時候將種子埋在土裡後要重重地踩上一腳。第一次去撒種，我也很奇怪，踩得這麼實，苗怎麼還能破土而出？可母親告訴我，土松，苗反而長不出來，破土之前遇到堅實的土壤，才能讓苗更茁壯地成長。長大後，當我再次回憶起這些話，才知道自己也正是如此了。當我們從一開始便遇到阻礙與坎坷，當命運看似在刁難自己，不要懷疑，她只是想讓你茁壯成長。
我感動於王心儀從苦難中掙扎出來的勇氣和力量。有人糾正她不應該感謝貧窮，應該感謝自己與貧窮對抗的勇氣和樂觀。在我看來，畢竟那是屬於她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我真心希望在她記憶深處，那段歲月是美好的，貧窮給她的砥礪成為人生財富，而不是陷入貧窮生活的自怨自艾。雖然我不喜歡正能量，但青春熱血是必經之路。18歲那年，全市成人宣誓儀式上，我代表同齡人表決心，當時覺得文采斐然抑揚頓挫，憶往昔看今朝，現在覺得不過是聲嘶力竭地乾嚎而已。當然，王心儀在文字上比我那是強太多，但我們中學時受到的就是正能量教育，“堅實的土壤才能讓苗更茁壯的成長”，這是此時最好的自我激勵，也許北大的教育，會讓這個女孩重新思考，貧困有哪些制度性和社會原因，進而探究公平和正義等更加深入的命題。屆時，她可能會覺得這篇文字單純甚至幼稚，但我們沒有理由苛求一個剛剛結束中學教育的女孩。
然而，當媒體引用這些文字的時候，加入了很多細節作為註腳，再用“看哭所有人”這樣的標題黨，就演化成一場大型刻奇。當我們熱情地轉發、感動、落淚，不僅再次完成了一次對苦難的消費，更暴露出我們民族對於炫耀苦難的偏好。
“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這段文字，幾乎到了全民背誦的熟悉程度，且不說是否誤讀，大多數國人遇到苦難，恐怕都會用這段話來自我安慰，久而久之，這種思想就成為國人互相舔舐傷口的金句。
古代進學的榜樣，往往都是懸樑刺股式的自虐，抑或鑿壁偷光、囊螢映雪式的貧苦勵志，先抑後揚的大團圓故事，必須有一個苦難作為成功的襯托，方才構成對比和張力。由此，我們在完成個人甚至國家敘事的時候，從苦難到成功，就變成了一種慣性。譬如談到今日國家成就，必然以舊中國的積貧積弱為敘述起點；我們父輩談到今天的生活，也往往要大談一番當年上山下鄉時吃的苦，才有今天的成就云云，必要時還要用憶苦思甜的方式對我們訓誡一番，全然忘了當年吃憶苦飯上吐下瀉；及至今天的“成功者”，也動不動就追憶自己當年住地下室啃方便麵，也不知是為了方便激勵還是剝削年輕人。
久而久之，苦難彷彿成為勳章的另一面。
苦難，有時會被成功者用於炫耀和療愈。 因為有了苦難的加持，彷彿自己成了“天將降大任者”，無論貧窮、疾病、災難各種不幸，無非是命運給我的考驗，也從反面證明自己是強者：看我起點多低，經歷的苦難比你們都多，說明我的能力更大。這種心理蔓延到普通人身上，我們渲染自己當初的不易，諸如家裡多窮、父母經常打我，或者我經常給新記者炫耀，當年臥底軟禁都、地震火災泥石流、殺人放火搶銀行，都經歷過，而我依然堅強地挺過來，即使沒有那麼大的成就，但至今活得不錯，也應該是生活的準強者。還有諸如我們父母或者更年長的人，往往把上世紀60年代初的苦日子，還有上山下鄉遭的罪，都視為砥礪自己前行的人生財富，並以此來感嘆“現在的年輕人都不能吃苦”，不過都是一種依靠想象的自我療愈罷了。
苦難，有時之於大眾又變成消費品（此處不包含那些真正有同情心並願意施以援手的善心人士）。圍觀諸如祥林嫂的悲劇，那些滿足離開的鄉親，並非致以真正的同情，不過是用他人的苦難來寬慰自己不幸的生活而已。而那些喜劇的苦難，諸如經歷九九八十一難的唐僧、或者受胯下之辱的韓信、苦守寒窯的王寶釧、寒窗十年終於高中狀元的書生，東方人偏愛大團圓式的喜劇結局，蘇珊·朗格在《情感與形式》中分析，東方人因為因果報應、無限輪迴的觀念，偏愛以喜劇的態度對待苦難。是以在我們的悲劇中，總要有個喜劇的結尾，梁祝死後要化蝶、牛郎織女要鵲橋相會、竇娥父親最後做官都要報仇，苦難往往成為喜劇的註腳，其本身帶來的嚴肅思考就被消解，轉而成為消費品的一部分。
更多是時候，是權力在利用苦難。
周國平說，“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劑，它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而我們在媒體中，看到的往往是自帶高光的逆襲，卻忽略了這種催化劑，也可能放大惡的偏執。我想起動漫作品《全職獵人》裡的幻影旅團，都出自邊緣的流星街，童年的極度貧窮和苦難，塑造了最冷血的殺手團，這就是催化劑的作用。王心儀的文中也意識到，貧困可能帶來的是“精神的極度匱乏”。因此，貧困和苦難這些磨刀石，只是一個放大器，最終的成就來自於個體本身、或者其他環境變量，而非苦難和貧窮。所以，我們敬佩的是王心儀，她可以感謝貧窮，而我們也感謝貧窮就是愚蠢，傳媒在利用感謝貧窮來刻奇，則是對貧窮的利用。
貧困，往往會促使我們追問：王心儀所在的河北，京畿之地，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嚴重的貧窮？經濟水平在地域分佈上的失衡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她的母親崇尚知識，雖然身體不太好，但也絕非喪失勞動力（即使喪失勞動力，也應有相應保障措施），外公身體不好就能拖累一家人走向貧困，農村醫保制度能否真正發揮作用？扶貧機制如何更加完善？報道中寫到有助學金，她的生活費只有同學的一半，那麼助學制度是否有漏洞？
就像有些父母常常說，“你看人家孩子，又能幹活成績又好。”這種“別人家的孩子”成為屢試不爽的教育手段，只不過是推卸責任的方式而已。以此類比“感謝貧窮”的感動式宣傳，最恰當不過。寒門難出貴子，這幾乎是定論。社會階層固化的時代，才最把逆襲當傳奇，前邊提到古代的勵志典故，恰恰集中在兩漢和魏晉時期，都是門閥士族的時代。宋以後科舉建立的流動通道逐漸完備，貧寒的布衣也可以通過考試和升遷做到宰相，也就沒那麼值得歌頌了。《感謝貧窮》在宣傳上的風行，恰恰迎合了需要，王心儀個人的成功，讓人們不再追問貧窮的原因，不再追問社會階層固化的現實，不再追問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彷彿一個成功案例，就遮蔽了所有關於制度的追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那麼樂於頌揚逆襲，最缺什麼，往往以樹立偶像的方式，帶來些許寬慰，以喜劇方式呈現的苦難文化，在敘述者自身、大眾消費、權力利用三個層面，發揮了不同的功用，相似的是，也因此消解了我們直面苦難的嚴肅思考，雖然寫過《妞妞》的周國平也在消費苦難，但他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一個人只要真正領略了平常苦難中的絕望，他就會明白：一切美化苦難的言辭是多麼的浮誇，一切炫耀苦難的姿態是多麼的做作。”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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