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媒体上连续看到两个寒门上北大的故事，却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第一个故事来自云南的崔庆涛，小伙子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正在工地上打工。新闻很短，有个细节印象深刻：崔庆涛的父亲崔茂荣不识字，叫妻子念通知书的内容给自己听。许树兰就一字一顿念起来……然后就是他的中学老师，来帮助他联系办理助学贷款等等。
第二个故事来自河北的王心仪，考上北大后，她的贫困生活为人所知，更多是通过她自己写的一篇谈论“感谢贫穷”的文章，以及很多媒体对苦难的渲染，以及对“正能量”的颂扬。
前一个故事大多是图片，记录了崔庆涛在工地上接收录取通知书的场景，满是灰尘的工地没有那么多关于苦难和贫穷的渲染，小伙子在大桶里洗手、在衣服上蹭干净，与母亲合力拆开信封，以及给父亲念通知书，这些白描式的记录和他脸上的笑容，无不触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王心仪的故事，在媒体传播中有不同的方式。同一家媒体公众平台，前者的标题是《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小伙当时在拌砂浆》，后者则是《感谢贫穷！707分考入北大，她的这篇文章看哭所有人》，一个是场景描述，另一个则强调分数与情绪。文章的开头引用了王心仪的文章，“
贫穷带来的远不止痛苦、挣扎与迷茫。尽管它狭窄了我的视野，刺伤了我的自尊，甚至间接带走了至亲的生命，但我仍想说，谢谢你，贫穷。”感谢贫穷，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你让我和玩具、零食和游戏彻底绝缘，却同时让我拥抱了更美好的世界……谢谢你，贫穷，你让我能够零距离地接触自然的美丽与奇妙，享受这上天的恩惠与祝福。我是土地的儿女，也深深地爱恋着脚下坚实而质朴的黄土地；我从卑微处走来，亦从卑微之处汲取生命的养分。
感谢贫穷，你让我坚信教育与知识的力量。物质的匮乏带来的不外是两种结果：一个是精神的极度贫瘠，另一个是精神的极度充盈。而我，选择后者。
感谢贫穷，你赋予我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永不低头的气量。 农人们都知道，播种的时候将种子埋在土里后要重重地踩上一脚。第一次去撒种，我也很奇怪，踩得这么实，苗怎么还能破土而出？可母亲告诉我，土松，苗反而长不出来，破土之前遇到坚实的土壤，才能让苗更茁壮地成长。长大后，当我再次回忆起这些话，才知道自己也正是如此了。当我们从一开始便遇到阻碍与坎坷，当命运看似在刁难自己，不要怀疑，她只是想让你茁壮成长。
我感动于王心仪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勇气和力量。有人纠正她不应该感谢贫穷，应该感谢自己与贫穷对抗的勇气和乐观。在我看来，毕竟那是属于她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真心希望在她记忆深处，那段岁月是美好的，贫穷给她的砥砺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陷入贫穷生活的自怨自艾。虽然我不喜欢正能量，但青春热血是必经之路。18岁那年，全市成人宣誓仪式上，我代表同龄人表决心，当时觉得文采斐然抑扬顿挫，忆往昔看今朝，现在觉得不过是声嘶力竭地干嚎而已。当然，王心仪在文字上比我那是强太多，但我们中学时受到的就是正能量教育，“坚实的土壤才能让苗更茁壮的成长”，这是此时最好的自我激励，也许北大的教育，会让这个女孩重新思考，贫困有哪些制度性和社会原因，进而探究公平和正义等更加深入的命题。届时，她可能会觉得这篇文字单纯甚至幼稚，但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个刚刚结束中学教育的女孩。
然而，当媒体引用这些文字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细节作为注脚，再用“看哭所有人”这样的标题党，就演化成一场大型刻奇。当我们热情地转发、感动、落泪，不仅再次完成了一次对苦难的消费，更暴露出我们民族对于炫耀苦难的偏好。
“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这段文字，几乎到了全民背诵的熟悉程度，且不说是否误读，大多数国人遇到苦难，恐怕都会用这段话来自我安慰，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就成为国人互相舔舐伤口的金句。
古代进学的榜样，往往都是悬梁刺股式的自虐，抑或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式的贫苦励志，先抑后扬的大团圆故事，必须有一个苦难作为成功的衬托，方才构成对比和张力。由此，我们在完成个人甚至国家叙事的时候，从苦难到成功，就变成了一种惯性。譬如谈到今日国家成就，必然以旧中国的积贫积弱为叙述起点；我们父辈谈到今天的生活，也往往要大谈一番当年上山下乡时吃的苦，才有今天的成就云云，必要时还要用忆苦思甜的方式对我们训诫一番，全然忘了当年吃忆苦饭上吐下泻；及至今天的“成功者”，也动不动就追忆自己当年住地下室啃方便面，也不知是为了方便激励还是剥削年轻人。
久而久之，苦难仿佛成为勋章的另一面。
苦难，有时会被成功者用于炫耀和疗愈。 因为有了苦难的加持，仿佛自己成了“天将降大任者”，无论贫穷、疾病、灾难各种不幸，无非是命运给我的考验，也从反面证明自己是强者：看我起点多低，经历的苦难比你们都多，说明我的能力更大。这种心理蔓延到普通人身上，我们渲染自己当初的不易，诸如家里多穷、父母经常打我，或者我经常给新记者炫耀，当年卧底软禁都、地震火灾泥石流、杀人放火抢银行，都经历过，而我依然坚强地挺过来，即使没有那么大的成就，但至今活得不错，也应该是生活的准强者。还有诸如我们父母或者更年长的人，往往把上世纪60年代初的苦日子，还有上山下乡遭的罪，都视为砥砺自己前行的人生财富，并以此来感叹“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能吃苦”，不过都是一种依靠想象的自我疗愈罢了。
苦难，有时之于大众又变成消费品（此处不包含那些真正有同情心并愿意施以援手的善心人士）。围观诸如祥林嫂的悲剧，那些满足离开的乡亲，并非致以真正的同情，不过是用他人的苦难来宽慰自己不幸的生活而已。而那些喜剧的苦难，诸如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唐僧、或者受胯下之辱的韩信、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寒窗十年终于高中状元的书生，东方人偏爱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分析，东方人因为因果报应、无限轮回的观念，偏爱以喜剧的态度对待苦难。是以在我们的悲剧中，总要有个喜剧的结尾，梁祝死后要化蝶、牛郎织女要鹊桥相会、窦娥父亲最后做官都要报仇，苦难往往成为喜剧的注脚，其本身带来的严肃思考就被消解，转而成为消费品的一部分。
更多是时候，是权力在利用苦难。
周国平说，“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而我们在媒体中，看到的往往是自带高光的逆袭，却忽略了这种催化剂，也可能放大恶的偏执。我想起动漫作品《全职猎人》里的幻影旅团，都出自边缘的流星街，童年的极度贫穷和苦难，塑造了最冷血的杀手团，这就是催化剂的作用。王心仪的文中也意识到，贫困可能带来的是“精神的极度匮乏”。因此，贫困和苦难这些磨刀石，只是一个放大器，最终的成就来自于个体本身、或者其他环境变量，而非苦难和贫穷。所以，我们敬佩的是王心仪，她可以感谢贫穷，而我们也感谢贫穷就是愚蠢，传媒在利用感谢贫穷来刻奇，则是对贫穷的利用。
贫困，往往会促使我们追问：王心仪所在的河北，京畿之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贫穷？经济水平在地域分布上的失衡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她的母亲崇尚知识，虽然身体不太好，但也绝非丧失劳动力（即使丧失劳动力，也应有相应保障措施），外公身体不好就能拖累一家人走向贫困，农村医保制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扶贫机制如何更加完善？报道中写到有助学金，她的生活费只有同学的一半，那么助学制度是否有漏洞？
就像有些父母常常说，“你看人家孩子，又能干活成绩又好。”这种“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屡试不爽的教育手段，只不过是推卸责任的方式而已。以此类比“感谢贫穷”的感动式宣传，最恰当不过。寒门难出贵子，这几乎是定论。社会阶层固化的时代，才最把逆袭当传奇，前边提到古代的励志典故，恰恰集中在两汉和魏晋时期，都是门阀士族的时代。宋以后科举建立的流动通道逐渐完备，贫寒的布衣也可以通过考试和升迁做到宰相，也就没那么值得歌颂了。《感谢贫穷》在宣传上的风行，恰恰迎合了需要，王心仪个人的成功，让人们不再追问贫穷的原因，不再追问社会阶层固化的现实，不再追问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仿佛一个成功案例，就遮蔽了所有关于制度的追问。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乐于颂扬逆袭，最缺什么，往往以树立偶像的方式，带来些许宽慰，以喜剧方式呈现的苦难文化，在叙述者自身、大众消费、权力利用三个层面，发挥了不同的功用，相似的是，也因此消解了我们直面苦难的严肃思考，虽然写过《妞妞》的周国平也在消费苦难，但他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的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的做作。”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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