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師父領進門，修行靠個人。
文｜約克瑭
提到甲午戰爭，關心軍事歷史的中國人幾乎無人不曉黃海大戰，在那場事關戰爭全局的揭幕戰中，北洋水師大敗虧輸，以 0:5 不敵日本聯合艦隊。
▍日軍水兵臨死問清艦尚存否。黃海大戰中，清軍被擊沉艦艇五艘，傷三艘，陣亡官兵850人。日軍陣亡僅180人，重傷艦艇4艘。
不過，相比海軍的苦戰失利，大清陸軍的表現在當時明顯更為搶眼。
陸上首戰是發生在 1894 年 7 月底的成歡之戰，雙方兵力相當，結果清軍敗逃。不久，朝鮮半島決戰——平壤戰役打響，日軍以陣亡102人，負傷433人的輕微代價攻克平壤，清軍大敗，死傷7000多人，六天狂奔500裡，戰火由此燒到中國境內。
在日本戰地攝影師眼中，清國陸軍日常表現是這樣：
每當白刃戰時，他們都把子彈上了膛的槍支扔下一溜煙的逃跑」；「（日軍）開炮，他們嚇得立即逃竄」。
——龜井茲明《甲午戰爭親歷記》
西方媒體報道中的清軍又是這樣：
「清國人如此怯懦，實在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龜井茲明《甲午戰爭親歷記》
清朝人自己的奏摺和詩歌裡，陸軍的形象更加不濟：
「望賊即潰」、「三十六計莫如走，人馬奔騰相踐蹂……一夕狂馳三百里，敵軍便渡鴨綠水」。
長達九個月的戰爭期間，清軍傷亡高達 35000 人；日軍戰死戰傷僅 5175 人，病死人數卻有 11894 人，病魔顯然要遠比清軍致命得多。
大清陸軍為何如此不堪？日本陸軍又到底強在哪？
「孔子不會打洋槍」，淮軍會
與兩次鴉片戰爭時的清軍不同，十九世紀末的大清陸軍並不是一支前近代軍隊。迫於西方列強的軍事壓力及國內動亂，中日兩國陸軍不約而同發起了近代化改革，時間都在 19 世紀五六十年代左右。
清朝陸軍的近代化改革，始於為鎮壓太平天國之亂，由晚清名臣李鴻章於 1862 年創立的私人勇營武裝：淮軍。
創軍之初，淮軍在軍制、戰術和訓練上主要效仿另一支勇營武裝湘軍，日常演練明末戚繼光研發的「鴛鴦陣、三才陣」和經過湘軍改良的「一字陣」、「方城陣」，講究「結硬寨，打呆仗」，在面對敢於猛衝猛打的太平天國李秀成部時頗顯吃力。
▍湘軍一營基礎戰鬥隊形。作戰時擅長以遠程劈山炮、中程抬槍和近程小槍形成多層次火力網，通過所謂的「以主待客」，用土木工事和層疊火力阻滯殺傷敵軍，再「反客為主」，打防守反擊，寓進攻於防守之中。
不過，相比主要在西線內陸作戰、沒見過世面的湘軍，位於東線的淮軍還是幸運的，它在上海戰場上邂逅了中外合資創建的僱傭武裝「常勝軍」。該軍軍費主要來自於中國官紳的捐獻，各級軍官由西方人充任，基層士兵則多為呂宋人和華人，戰鬥力遠在同時期的中國軍隊之上。
當時，常勝軍的戰術主要仿自英國，以英軍通用步兵操典來指導訓練。戰鬥中，常勝軍通常部署縱深為兩人的滑膛槍手組成線式隊形作為作戰核心，同時配置大量裝備來復槍的散兵掩護線列部隊，與拿破崙戰爭時的英軍戰術隊形頗為類似。太平軍與常勝軍幾百人的小部隊作戰，就將遭遇「排山倒海的炮火和一陣陣的排槍」，哪怕投入數千兵力，也常凶多吉少。
▍19 世紀前期英軍步兵營戰鬥隊形
常勝軍過人的戰力，除了依託先進的武器裝備，主要來源於數個世紀以來西方軍事科學體系的不斷突飛猛進。同樣大量裝備洋槍的清軍何春、張國樑部，軍隊規模遠超常勝軍，卻與太平軍一戰而全軍覆沒。
16 - 17 世紀，荷蘭軍事家莫里斯從古羅馬軍團戰術中受到啟發，對當時流行的西班牙方陣戰術做了重要革新，創造出莫里斯橫隊。相比西班牙方陣，莫里斯橫隊的優點在於，通過戰術單位的小型化和較多的自主性，讓更多士兵得以投入到戰鬥中去，充分發揚火力，而這需要在軍隊中配置較高比例受過教育的軍官和專業軍士才能實現。
指揮這樣的軍隊作戰，在戰場上講究「高度的控制力，控制行為，控制火力，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這又對軍隊操練水平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
▍1638 年的荷蘭軍隊理論佈陣圖。莫里斯橫隊取消了步兵方陣，代以由 550 人組成的營，50 名長矛兵部署在正面，每側部署三隊火槍手，每隊正面 4 人，縱深 10 人。這些營部署成羅馬軍團那樣的前後交錯三條陣列，是歐式線形列隊的雛形
為此，莫斯利著力編制了一部操典，對軍隊操練走向系統化與標準化做了初步嘗試，比如將火槍的發射動作分解為 42 個連續、固定的標準動作，規定了每個動作的名稱和口令。士兵還要按照規定的步法和節奏不斷進行轉向和變換隊形的練習。通過這種操練，以期將士兵在戰場上的失誤降到最低。
反覆標準化的訓練還可以灌輸紀律和服從觀念，士兵「即使在大炮咆哮、火槍呼嘯、濃煙滾滾、周圍戰友紛紛倒下的情況下，部隊仍能像機械一般地前進和齊射。」（馬丁 · 範克勒維爾德《戰爭的文化》）
▍拿破崙戰爭時期英軍騎兵操典中，關於一個騎兵團的四個中隊改變方向大約45度的隊列變換操作規定。整個操作需要大約 30 個單獨的語言指令
被這種訓練模式帶出來的軍隊，作戰單位整體高效率的操作規範取代了單兵個人的靈活身手，弓馬嫻熟、豪氣沖天的中世紀武士做派不再受待見了。
顯而易見，上述做法與二十世紀「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的現代管理理念有相通之處。泰勒認為，在現代大規模工業生產中，只有將經過計算和實驗得出的最佳方法和工具定為標準，嚴格規定每個人的動作，以取代固有的本能習慣，才能發揮出最佳生產效率。
莫里斯之後的西方陸軍戰術，由此走上了積極講求合理組織和理性管理之路，崇尚在對戰爭經驗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構建邏輯嚴密、精確表述的戰術知識和軍事思想體系，「用精密分析系統的綜合來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則」。西方軍事實力得以在理性分析和計算為基礎上不斷取得進步。
▍莫里斯操典。戰術（tactics）一詞來源於希臘文，原意是組織軍隊與佈列戰鬥隊形的方法，到 18 世紀後半葉，上升到了軍事理論核心的地位。是戰爭藝術的最重要部分。
淮軍在與常勝軍並肩作戰的過程中，被常勝軍迸發的超強戰力所震撼。與懼怕西洋奇技淫巧毒害心術，寧可「守拙」也決不買洋槍的湘軍頭目曾國藩不同，奉行實用主義的李鴻章在見識到西方軍隊的實力後，對西方武器和戰術推崇得五體投地，乃至大逆不道得發表了「孔子不會打洋槍，今不足貴也」的感嘆。
在李鴻章的主持下，淮軍大量採購西洋先進武器裝備，先後創建六個炮兵營，並積極利用西洋戰術革新學自湘軍的傳統戰術。早期的作戰陣型還是中西混搭，嚐到了甜頭後，逐步發展起步兵、炮兵的協同作戰體系。戰爭後期，淮軍無論裝備還是戰術都已與常勝軍相去不遠。
▍淮軍盛字營的戰鬥隊形。李秀成被俘後在其自述中對淮軍頗不服氣，認為淮軍打仗全賴洋鬼。實際上，淮軍在沒有常勝軍幫助的情況下，先後攻克江陰、無錫、嘉興等地；常州、太倉之戰中，淮軍也充當了戰鬥主力。其通常戰術是：由二到三人縱深的橫隊組成主力戰鬥隊形，在持洋槍的散兵小隊掩護下快速躍進，接著排槍齊射，最後刺刀衝鋒結束戰鬥，與英軍的作戰風格頗為類似
長毛之亂結束後，淮軍留用了一大批常勝軍的軍官充當教練，並在此後剿滅捻軍等各路反賊的實戰歷練中強化了騎兵力量，步、騎、炮協同作戰的格局初步形成，成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強悍武裝，助力大清實現「同治中興」。
即使在和平年代，以淮軍為代表的清朝陸軍也沒有放鬆趕超世界潮流。李鴻章的心腹部隊之一，長期駐紮在天津的盛軍，投入巨資購置裝備，到 1880 年代，全軍已換裝哈治開斯連發槍，並擁有加特林機槍和仿德國炮兵營組建的克虜伯炮隊。戰術操練上，盛軍在普法戰爭後大量引進德國教官，改學德操，力求趕上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甲午戰爭中，參戰的清軍主力練軍和防軍，在軍隊組織形式、戰術和訓練上，大多效仿自淮軍。盛軍幾乎全程參與了朝鮮和遼東的戰事。
然而，盛軍這支大清最洋氣的軍隊，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卻不盡人意，從平壤一路狼狽敗退到滿洲，在多場戰役中「見賊即潰」，戰術素養讓人不敢恭維。盛軍另一支部衛汝成部，在旅順陷落後潰兵四散，分批遭到日軍的屠殺，下場悲慘。精銳尚且如此，其他軍隊的表現只能是更加不堪。
▍日軍眼中的清軍，雖採用散兵隊形，但缺乏基層指揮，戰術幼稚。來源：《甲午戰爭親歷記》
問題到底出在哪？
練兵不練將，練皮不練骨
從盛軍創始人周傳盛與德國教官的一次爭論中，可以略窺淮系軍隊的近代化到底有幾分成色。
如果把近代軍隊比作一座構成嚴密、分工細緻的戰鬥機器，那麼軍官則扮演各級管理操作者的角色。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合格的歐洲軍官、士官已需要掌握一定的數學知識，熟練運用計算尺，才能根據戰場形勢，相機變換陣型。到 18、19 世紀，歐美各國軍校的核心課程，無一例外都是戰術學，此外還需學習天文、地理、測繪、數學等輔助課程。
但 1870 年代的盛軍在選拔軍官上優先考慮的，卻還是個人戰鬥技能和勇氣，用古代武士的標準去選撥軍官。盛軍首領周盛傳認為，槍法精準、勇猛無畏就是良將之才，當德國教官對此提出異議，認為軍官應以熟悉戰術為主，不應與普通士兵同列打槍，而應持指揮刀和手槍協助指揮時，周的回答竟然是：軍官不學槍，何以表率，聽說貴國皇太子都能單手打槍，還有什麼可說的？
顯然，清軍將領們並不能透徹理解近代軍官的用途，大清基層軍官們只能學到操槍、步法等軍事皮毛，對真正重要的戰鬥隊形變換、戰術機動等基礎指揮知識一無所知。
▍清朝第一所軍校天津武備學堂於 1885 年成立。但清軍對學堂學生並不重視，也不將他們納入清軍將領的晉升體系之內，多數人多年後仍然是低級軍官。這種情況要到甲午戰爭後袁世凱小站練兵才有所改觀。
漠視至關重要的軍事教育，缺乏能幹的中下級軍官，普通士兵再怎麼受過西式操法的精緻操練，也難以化為戰場上的戰鬥力，甲午戰場上清軍戰術的極端幼稚也就毫無為怪。
清朝少數鑽研過西方操典的軍事理論家們，都往往懷抱某種迷之自信，乃至於得出在今人看來匪夷所思的結論。如翻譯西方操典《陸操新義》的洪棄生即認為，書中內容不出《尚書》中的道理，是中國人自己荒廢了，導致現在要步西方人的後塵。
很顯然，傳統中國式教育下的文化優越感和狹隘的知識體系，使大清的軍事精英們並不能準確理解西方軍事思維觀念，以實現知識結構的真正更新，他們所理解的「西式操法」，是根據既有經驗附會改造過的。
這就不難解釋，為何軍隊領袖們還樂於讓軍隊插手地方事務，背離近代軍隊職業化、專業化的要求。盛軍在駐紮天津期間，不忘軍民魚水情，十分樂於造福當地民眾。一年中，開河、屯田、造橋、植樹等各類社會公益建設活動倒佔了半年，用於訓練的時間寥寥無幾。
▍淮軍士兵對除槍炮之外的軍用裝備極端無知
不過，說大清的帶兵者們實在學不會，倒也未必，或許只是不願學，壓力還不夠大，捱打還不夠疼。美國軍史學者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 J . Smith）指出：在清朝體制大環境下，軍隊局部的西式訓練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用於對付國內裝備簡陋、訓練水平低下的反賊流寇，以維持基本的統治。中國國內戰爭環境的落後，侷限了軍隊大佬們的視野，也阻礙了深入革新的動力。
參加過甲午戰爭的日軍將領野津道貫也有相似的觀點：
將校是軍隊的首腦、神經……要掌握現代最新的戰略戰術，我日本將校經歷過戊辰、丁丑之戰（倒幕戰爭和西南戰爭），通曉歐洲中德國、法國戰術要領甚多。然而支那，恰恰相反……他們的對手僅是賊匪，雖然有梁山泊式的賭徒頭目的勇氣，但是有關 19 世紀實用的維新戰術知識是極其缺乏甚至絕對沒有的。
倒幕戰爭、西南戰爭同樣是內戰，日本的國內戰爭環境比大清優越在哪？
日軍何以強？
日本軍事改革的先天條件，就遠比清朝優越。
從 18 世紀的江戶時代開始，日本雖奉行閉關鎖國政策，但社會上始終活躍著一批蘭學者（西方學術專家），與只受過傳統中國式教育、知識體系與世界觀在理解西方新知識上頗為困難的中國舊式知識分子大為不同。
日本民間蘭學人士探索西方軍事技戰術的時間也相當早。19 世紀初，日本蘭學者高島秋帆從荷蘭人手中學到西洋炮術和西洋槍陣的相關知識，自創了「高島炮術流」，併購買武器教授弟子。蘭學者主導下的西學初步普及，助力日本在包括軍事在內的近代化上較清朝處處佔得先機。
▍1841 年高島秋帆的私人武裝學生形象
西學傳入日本的時間並不比中國早，鎖國政策下的日本也不比大清更開放，為何日本在西方學術的早期普及方面卻要遠遠好於中國？日本歷史學家依田熹家認為，這與中日不同的政治體制，尤其是官員選拔機制有關。
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江戶日本，大致是一個世襲的身份制社會，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與被統治的農工商階層無法輕易流動，武士階級內部也等級分明，出身下級武士，就祖祖輩輩都是下級武士。此外，不能繼承世襲職位的次子、三子也缺乏出人頭地的機會。
從表面上看，世襲制度似乎遠不如中國的科舉制度來得合理。不過，科舉制雖然在調節社會階層流動上具備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導致中國受教育者的成長路徑單一化，知識結構高度同質化。中國士人的理想人生，無非是從熟讀經史，到科舉求官，直到走上人生巔峰。這無疑妨礙了人才向儒學之外的領域流動。
而日本由於是世襲制，客觀上促成了諸多階層躍升無望的日本人去研究新興學問，比如西學。西學家在幕府和各藩並沒有很高的地位，僅僅是技術工作者，但很受人尊重，也能獲得不錯的收入。到了明治時代，這些人無論在政府還是社會的各個領域，都佔據了核心。
▍1856 年幕府講武所學員軍服
世襲制雖然客觀上促成了西學的興盛，間接助力了日本未來軍事的近代化，但不宜過於拔高，實際上，對日本軍事近代化起更大推動作用的，或許是江戶幕藩體制本身。
所謂的江戶幕藩體制，建立在最強大的大名德川氏對其它大名樹立霸權的基礎上。這種霸權讓德川幕府得以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幕府雖然能用朝覲、轉封等手段控制地方大名，但仍然必須承認各藩內部獨立的軍事組織和在領地內部的統治。
這就必然導致幕藩體制下的地方與中央存在競爭關係，在西方外來壓力的催化下，這種競爭更趨激烈。19 世紀中期以後，幕、藩雙方各自開展了軍事近代化改革，彼此處於你追我趕的競賽局面。雙方在「長州征伐」等多次兵戎相見中，彼此的改革成果得到了及時的檢驗。清朝那種因中央改革意願消極而拖累軍事近代化的局面，在日本不會出現。
早在 1855 年，西南強藩長州藩已設置了專門研究西方先進技術的西洋學所，向全體武士開放授課，內容除了理化生天文，以軍事為大頭。到 1865 年，長州藩又開設專門的步兵和炮兵學校，培養精通西洋戰術的軍官、士官，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倒幕戰爭的指揮官。
▍長州、薩摩兩藩的軍隊
與淮軍創立幾乎同時的 1860 年代初，德川幕府為應對西南強藩的軍事壓力，挽救統治危局，模仿西方軍事編制建立了第一支近代化部隊，包含了步、騎、炮三軍。1862 年，幕府出臺系統了的軍事改革方案，計劃編練新式陸軍 12000 多人，需軍官 1400 餘名，其中的炮兵、輕步兵士官原則上要求由掌握西方戰術知識的武士充任。
▍1866 年左右的德川幕府軍隊
1868 年爆發的戊辰戰爭（即倒幕戰爭），是幕藩雙方軍事改革成果的一次總檢驗。軍事改革不如西南強藩徹底、戰術水平落後的德川幕府就此倒臺，為明治年間的進一步軍事改革指明瞭方向。
倒幕戰爭尚未完結的 1868 年 8 月，日本第一所陸軍學校「兵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前身）在京都成立。1871 年，日本陸軍第一部步兵操典問世，幾乎照搬法國的 1869 年操典。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 1884 年，日本已擁有覆蓋全兵種、門類齊全的軍事教育體系，這之後的第二年，清朝第一所陸軍學校才姍姍來遲，晚了日本近 20 年。
隨著甲午戰敗，被打疼了的大清終於認清了形勢，開始以日為師，決心推進徹底的近代化軍事改革。以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建陸軍為例，該軍除了在編制、訓練及戰術上積極向列強看齊，也終於給軍校學生提供了晉升機會，「學堂幾等於終南捷徑」，新式軍官團呼之欲出。
不過，精細高效的戰爭機器，並非誰都能掌控，大清的皇帝、太后和攝政王們對控制新建陸軍明顯並不在行。1912 年，隨著武昌一聲炮響，正是湖北新軍和北洋新軍一南一北、一唱一和，聯手給大清王朝送了終。
這正是：不改革亡國，改革亡大清。
依田熹家，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1991
趙魯臻，危機下的變革-晚清陸軍戰術及訓練研究，2014
龜井茲明，甲午戰爭親歷記，1992
本文部分內容還參考了劉三解先生的相關研究，特此致謝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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