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提出建設“樞紐型網絡城市”的目標，並非只是著眼於城市本身發展的策略選擇， 而是一種基於全球經濟版圖變革，以及國家經濟結構性調整的前瞻性響應。
近年來，全球經濟界流行著一種說法，即世界經濟的推動力主要是兩臺發動機，一是美國的高科技，二是中國的城市化。當這兩臺發動機運轉順暢，世界經濟就一片向好。當它們出現問題，世界經濟便會疲弱。近年來的世界經濟實情基本上都印證了這種觀點。20世紀下半葉計算機發明之後，世界上真正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科技創新並未出現。儘管計算機操作系統、搜索引擎和社交網絡等新的軟件創新不斷推出，但它們還很難堪稱“革命性”三個字。
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裂後，美國人為了提振經濟的不斷降息以及對房地產泡沫的助推，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美國人目前正在力推“再工業化”，但這更是一種內向型的發展模式，對全球經濟的推動效應將遠遠小於原有的“美國消費、中國生產”模式。可以說，第一臺發動機動力的長期衰減，是一個必然趨勢。第二臺發動機同樣遇到了困境。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大陸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已超過55%，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比重上升6.20個百分點。這一數據意味著，中國過半的人口已經進入城市生活，儘管城市化依然有潛力，但下一步的城市化將更加艱辛。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房地產去庫存的浪潮中，三四線城市，甚至包括部分二線城市都出現了嚴重的去庫存難。去庫存難的背後，其實是城市化正在遇到瓶頸。簡單來說，就是這些小城鎮的就業機會並不多，提供給進城人員的工作機會不夠，他們無法養家餬口，更無法支付按揭，因此必然去庫存難。城市化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大城市化的過度。過度的大城市化帶來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城市病，交通、環境等問題嚴重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此外，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則是，在中國現有的財政稅收體制之下，過度的大城市化還可能帶來財富分配的扭曲。一線城市的樓市暴漲，不斷扭曲著財富分配，這是一個毫無疑問的事情。可以說，中國的城市化的確進入了一個瓶頸期。
一線城市和中小城市，他們都有著不小的困境，這種困境不但可能阻礙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且放在全球化的視野之下，對世界經濟而言，也是一種利空。近兩年來，廣州作為一座一線城市，通過加快推進經濟領域的結構性改革，有力地遏制了資本“脫實向虛”的趨勢，讓資本留在了實體經濟領域。與此同時，外部資本也不斷重新進入實體經濟。2016年全市直接融資餘額達1.35萬億元，佔全省（含深圳）的60.65%；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達52.3%，居全國大城市第一位。
實際上，很多城市為了調控房價紛紛推出限購，但限購本質上對控制房價的價值並沒有想象的大。它很可能只是在增大購房者的成本，調控房價根本之策還是在於讓資本留在實體經濟內部。在上一輪的上漲之中，廣州成為了全國一線城市中房價唯一沒有大幅上漲的城市。這並非因為廣州的經濟出了問題，剛好是因為廣州的“樞紐型網絡城市”的目標以及以其為指導的結構性改革步伐的加快，遏制了炒房資金的進入，實體經濟並未出現大幅的“脫實向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廣州這座城市越來越肩負起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重任，它為中國的城市化進一步深化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廣州這座城市的視野，正越來越廣闊，它不只是把自己侷限在珠三角，而是放置於中國結構性改革的宏大背景，去尋找一條城市發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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