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7日,在“網約車新政”實施兩週年之際,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下稱“中國信通院政經所”)舉辦專題研討會,《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受邀參會。會上,專家學者們就完善“網約車新政”進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討論,並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
專家:網約車對出行、環保、就業等都是利好
中國信通院政經所副所長何偉表示,網約車已經成為我國共享經濟發展的典型代表,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一個新的動能,在提升信息消費、擴大就業空間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來,這兩年在北京,網約車的出現讓“黑車”的數量明顯變少了,搭乘網約車出行的安全係數相對變高了,出行方式多了一種選擇。同時,某些平臺提供兒童安全座椅等服務,也滿足了個性化出行需求。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環境戰略部主任俞海認為,共享出行意在改善出行,間接帶來了綠色環保效應,同時也是網約車發展的內生變量。他舉數據說:“2017年滴滴出行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減排量相當於70萬輛私家車一年總排量,相當於一箇中等城市。氮氧化物、顆粒物減排量相當於100萬輛私家車。按森林碳吸收核算,相當於去年一年碳減排種了1.2億棵樹。”
據中國新就業形態數據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發佈的報告,2016年至2017年,滴滴出行平臺的司機中,19%來自去產能行業,8%來自復員、轉業軍人,6%來自失業人員,7%來自零就業家庭。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共有3066萬車主和司機在滴滴平臺獲得收入,其中大部分為工作時間較短的兼職人員,整體平均月收入水平為1979元。
“全國超99%網約車司機不合規”
然而,網約車的發展在各地也面臨著合規進展慢、拿證率低、政策落地難等困難。
據中國信通院政經所研究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7月,全國共有210個城市(包括4個直轄市和206個地級市)出臺了網約車細則文件,覆蓋率為62.1%。
中國信通院政經所監管研究部副主任、高級工程師李強治給出了幾個數字:目前我國網約車司機人數超3120萬,是出租車司機人數的10倍以上,資質符合各地出臺的新規的總共有34萬,比例為1.1%,“總體來說,現在99%以上的司機都是不合規的。”
截至2018年7月份,共有78個網約車平臺公司在全國不同城市獲得經營許可證。我國現在主要幾家網約車公司,常見的滴滴出行、神州專車、首汽約車、易到用車,這4家主要市場份額佔據者,平均拿證數量在210家中佔到24%。78個平臺中,51%的平臺只在一個城市取得了許可證。
有專家介紹說,在合規流程方面,部分地方政策抬高准入門檻,異化合規流程,也加大了合規難度。屬地化的監管方式和協同機制不完善催生了多重標準,導致合規進程難上加難。部分城市分攤合規壓力,降低合規成本,將辦證職能下放到區縣,並讓平臺代為辦理。
對此,中國信通院政經所副總工程師何霞表示:“地方監管能力和監管成本不完全匹配,不同部門之間協同難度較大,責任劃分存在爭議,執法難,執法力量是否能跟得上目前政策要求有待考察。從平臺來看,涉及成本高,多地都要配備相應力量。”
如何解決打車難的問題?
“截至7月25日,近30天內,北京打車難百度指數環比增長420%。2018年37月,北京市網約車應答率下降22%,單均應答時長增加3.4倍。據媒體報道,有乘客排隊叫車排了上百號,猶如去醫院掛號。”李強治以北京為例詳述目前打車難現狀。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軍認為,解決“打車難”問題,建議未來放寬車輛准入標準,不能把差異化當作高檔化進行理解;消除不合理的戶籍限制;允許兼職司機,同時對專兼職進行分類監管。
屬地管理落地是網約車能夠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安徽省蕪湖市交通運輸局局長徐曉明坦言,“自2017年7月蕪湖市《網約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發佈實施近一年的時間裡,效果非常不好,高品質服務、差異化經營發展定位很難落地。”例如,滴滴出行無法在蕪湖進行註冊備案。
“之後我們不再要求車輛為市區註冊登記,改為本市牌照;不再要求駕駛員取得市區居住證,改為本市居住證;降低車輛軸距和排量要求等。”徐曉明介紹說,自2018年5月11日相關修訂發佈以來,滴滴平臺順利落地,7家網約車平臺取得經營許可證,滴滴完成了4500輛外地牌照車輛清理,250多臺網約車取得了道路運輸證,6900多名駕駛員取得網約車從業資格。
李強治建議,未來應推動出租車經營權等改革,給出租車鬆綁,讓出租車群體在改革和轉型中受益。延長網約車政策過渡期,為新老業態融合發展和各種協調與化解創造空間,改變市場各類主體的預期。另外,還要放鬆對網約車的管制,推動一批城市降低網約車准入門檻,取消轉變營運性質的強制性要求,同時增加對保險、司機背景審查、車輛安全檢查等細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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