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草村位於城南5公里。圓村、鳳凰崗、店頭、赤草等四社由北往南依次分佈於赤草村4.5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帶。北邊的圓村舊村隔廣從路對面有一座百米高的大崗嶺，山下是圓村新村；中部是雞腎嶺，山下是店頭； 南邊的赤草隔廣從路對面有一座數十米高的松山。大崗嶺盛產石灰，村民解放前就到山腳挖石灰謀生。解放後，開挖權收歸國有。山腳挖出洞，挖出的石灰岩就地燒成石灰。當地人形容石灰洞有“九把梯”那麼深，那有幾十米深不見底了。
聚居赤草村的各姓都是外來人。來自珠璣巷、廣州或從化各地。圓村只有一個劉姓由廣州石井崗亭村遷入從化上香家再遷此地；鳳凰崗的黃姓由廣州的石井、大朗遷居此地，徐姓由珠璣巷遷廣州再遷此地；店頭的黃姓由珠璣巷遷廣州棠溪再遷此地，鄺姓源於大江埔；赤草的黃姓由南海遷至從化上香家、錦三再遷此地，李姓由珠璣巷遷梅縣、再遷從化錦二、三百洞後遷此地。數百年後的事實證明，各姓先祖遷居的這塊狹窄土地是一塊文峰斐然之地——這裡的圓村是差點“出過狀元”的地方！
我在圓村舊圍見到82歲的劉炳坤老人時，他正和老伴坐在自家小樓前破竹篾。隔著龍眼樹和竹林，門前是一個大魚塘，它是圓村有河流流經的遺證。一百多年前，從東邊流來的錦峒河在圓村繞了一個圈出了西邊的流溪河，這成了圓村村名的來歷。後來錦峒河被人為鑿山拉直，河流直通小海河匯入流溪河，但圓村也留下了三個大魚塘。劉伯說，解放前這些魚塘就養魚了，他還分過魚。每年開春，魚塘就發包給村裡的能人承包。養的是鯇魚鱅魚，喂的是豬屎牛屎。八月開秋，肥魚上水。承包人結了自己那份，剩下的全村人按人頭分享，叫“食魚額”。
從劉伯家走過幾十米，一座“學士宗祠”赫然入目。學士，古代的三品大員，相當於現在的部級幹部。以官職命名的從化祠堂很少有，說明後人皆以祖上出過大官而自傲。全村老少都知道他們村有個“學士公”。學士宗祠原為三進，中堂屋脊兩端還有恢宏的大鰲魚，可惜現在除了門臉，三進的祠堂早沒蹤影。門臉被不倫不類地改造成兩層的蘇式紅磚建築，曾為五、六十年代的大隊部。穿過翻版的拱形紅磚門，裡面還有一個正版青磚門。門楣用大紅紙寫了“學士宗祠”四個大字，左右落一副大紅對聯“調風吹祿閣，春雨潤彭城”。門邊散落兩個明代建築風格的紅砂岩柱礎。這裡紀念的“學士公”，就是圓村始祖劉褎然。
劉褎然（1232——1279）是廣州府番禺慕德里司庵羅人（今廣州石井崗亭村），生於宋理宗實慶八年（1232年），於宋度宗鹹淳四年（1268年）37歲進士及第，官至太常丞兼翰林院權直學士。據載，劉褎然少年英穎已見端倪，以至同邑大戶梁惟中早洞察其是支“潛力股”，稱其“是必以學行顯”，於是把女兒也嫁給他。外父的眼光果然獨到，女婿劉褎然日後真的出人頭地。1270年前後，蒙古入關，南宋瀕亡，朝官四散逃命，而劉褎然死抵不降。皇帝稱讚其“思所以抵厥振起，惟爾庀職穀下與我共守”。1276年，南宋臨都臨安（今杭州）陷落。1279年，47歲的劉褎然“卒於行在（臨安）”。劉褎然死後，被皇帝賜葬於從化水東堡分乳嶺（今上城灣畔）。現存有明正德五年（1510年）重修的“宋翰林學士劉公墓”。近年由於城市建設，學士墓遷葬於大崗嶺腳並重新立碑。劉褎然生前籍貫是石井崗亭村，只是死後因葬於從化，其後世子孫每年都來拜祭。而真正遷居圓村的是六世祖劉顯宗，圓村的劉氏也尊劉褎然為始祖。
劉褎然一脈經過平淡無奇的十代，到十世祖劉格（1519——1577）忽然才情爆發。他於明嘉靖庚子年（1540年）中舉，後授六合縣令（今江蘇南京六合區）。儘管為官在江南富庶之地，但劉格“清廉勤敏，百廢俱舉”。有徐家惡奴鎖禁良民，劉格杖罰他併發配邊疆；閭中丞抓獲水賊幾百人，上疏朝廷皆處死。劉格據理力爭，查明幾十人是被冤枉的。劉格因此被譽為“強項令”，意為剛直敢為的縣令。明隆慶辛未年（1571年），劉格的長子、十一世祖劉克正（1545——1581）中進士。當年他參加殿試，主考官“奇其文，擬魁天下”，不料後來不知何因被點第六名（一說“克正”的名字與當朝內閣首輔張居正“犯諱”）。這位從化歷史上“差點的”狀元就這樣陰差陽錯地被擠掉。奪魁失利並不妨礙劉克正的才情，他擔任了翰林院庶吉士，修編《兩朝實錄》。後因父喪辭官歸故守喪。明萬曆壬午年（1582年），劉格次子劉克修（1548——1611）中舉，官至海州知州（今連雲港市海州區）。史載劉克修是“廉介敏練”之人。有一年任上遭遇蝗蟲與冰雹災害，他抗稅減賦，讓百姓度過難關。劉克修還修編了連雲港文學史上最早的詩賦總集《胸海唱和集》。後來劉克修以母親年老為辭辭官歸故。劉格的三子劉克齊（1549——1591）、四子劉克治（1562——1606）、五子劉克平（1565——1601），也是才藝兼修之人。劉克齊考上廩生，劉克治彈得一手好琴，劉克平善畫花鳥。統觀劉格一家，皆是“為官克己奉公，對內悲孝為懷”的一家人。而劉格為五子具名，毫不掩飾地寄予了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
“一脈兩進士”的劉格家族與“一門三進士”的黎貫家族，都是古代從化家族舉仕的典範。雖然有家族為官的裙帶，但更多是古代讀書人的勤奮。劉格的兒子們雖然大多英年早逝，但卻讓我更懂得“生命的意義在於長度更在於深度”的道理，更懂得從化這塊差點出過“狀元”的一方水土不是嘴上說說的“人傑地靈”。認識赤草之前，我也曾膚淺地認為它只是得了附城之利，不能免俗地成為逐利場，但想不到它差點“魁天下”，它究竟還隱藏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在村官黃玥的熱心張羅下，我在赤草村委大樓的接待室見到了黃偉林老人。他頭戴一頂草帽，上身穿一件黑色休閒西裝，下身穿一件灰色運動秋褲，不能明狀的混搭風撲面吹來。隨性的老頭今年已94歲高齡，黑瘦，彷彿時間已在他身上風乾。黃老人當了幾十年老村長，熟知這裡的一草一木，從他嘴裡打聽赤草村的來歷最合適不過了。
黃老人說，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清晨，赤草村對面的松山忽然跑出一匹白馬，跑到村子的茂密草叢中吃草。赤，無從考究是吃（諧音）還是紅色的意思，但“草”一定是草——白馬沐雨，赤草的名字就在這夢幻般的場景中安上了。“我的老屋子還在呢”老人說，“那你帶我去看看”，我已迫不及待。
穿過曲曲折折的小巷，一片近千平米坐南向北的古民居群出現眼前。這是赤草村現存唯一的古民居群，已有百年曆史。這裡有兩列一巷6座青磚瓦房，每座體量都很大。北向第一座就是黃老人的祖屋，面闊十多米，正門是兩米高花崗岩門框。進門是一個天井，天井兩側各有一個廊房，各有側門進出。過了天井是正廳，是家庭成員聚會的地方。古民居群的西側，是赤草村李姓開基祖李楚岸的祠堂“楚岸李公祠”。與學士公祠一樣，只剩下門臉，後面三進沒了蹤影，只牆基依稀可見。正門花崗岩門柱與門廊之間砌了黃泥磚和河卵石牆。
赤草村留存的老房子不多，留下的諸如祠堂的也毀壞殆盡。老人解釋說，老房子大多毀於八十年前的戰火。距此三公里就是當年獅嶺炮樓，日寇據此作為扼守廣州北上韶關的咽喉。房屋拆毀後的樑木磚石多用作修築碉堡、橋樑等工事。除了毀於兵禍，還有水淹。在一百多年前，流溪河在文峰塔三江匯聚後，變得更加洶湧，下游第一個到達點就是赤草一帶。這裡距流溪河直線距離不足500米，經常成為洪泛區。史載，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發生大水災，流溪河水位80米，兩岸成澤國；民國四年（1915年）5月，發生百年不遇的“乙卯大水災”，沿河地勢低的水淹簷，地勢高的水進屋，死亡上百人。一直到解放前的四十年間，1934年、1937年、1947年，流溪河又發生幾次較大水患。“楚岸李公祠”的臺階離地面有半米高，正門砌了黃泥河卵石牆；而在古民居群最南面的民宅青磚外牆，覆有30公分厚兩米高的河卵石外牆，這些都是當年加固外牆抵禦洪水的證據。而這裡有些老房子高得“異於常屋”，更是“活證據”。
李苗森老人現在就居住在6米高的老宅，這是他的太爺李靈雲留下的祖屋。李太爺在建宅時預知此地水患兇險，所以閣樓就建有三層，一旦水來時，作儲物避人之所。李靈雲是清咸豐年間舉人，曾帶兵剿匪。家實殷厚，一座大宅建有三座三廳12房。現今基本毀壞，只剩李苗森老人居住的一座。老人今年92歲高齡，鼻大耳厚，面目慈祥。走進他家燈光昏暗的老宅，見到一面牆壁掛了幾副木鋸、刨子和數不清的裝著藥材的小塑料袋。原來老人年輕時是個木匠，做木盤木桶蜂箱，精工便桶。舊時人們“放小”時在屋內解決，一來方便，二來留肥。便桶由木塊條拼接，外用鐵箍固定，精密到滴尿不滲，手藝可見一斑。每逢太平圩日，李苗森一挑十桶，走上十里路趕墟。後來他又自學成醫，專攻婦科和跌打，是附近有名的“土醫生”。
告別了李老人，黃老人特意領著我去了他們的祖祠——“日新書舍”，這是紀念他們黃姓開基祖黃日新的地方。一世祖宣德公從南海遷居城郊上香家村，至兩百多年前，十三世祖黃日新從江埔錦三香溪遷居赤草。日新公育有三子兆麟、兆儒、兆佩，唯有長子單傳槐燦。這支三代單傳的獨苗卻開枝散葉，迄今又傳十代數百人。黃氏祖祠嚴格意義上說並不像一座祠堂，要不是門楣有“日新書舍”四個字，它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座瓦房。書舍白灰刷牆，鐵門深鎖。門前拆剩一堆瓦礫，估計又有屋主準備拆舊建新。而書舍四周，早被居民樓淹沒包圍。當中有一幢三層的小橙樓，要不是門口掛了個“赤草老電影博物館”的牌子，它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幢居民樓。
掛牌的小橙樓顯示主人有過一段特殊的經歷。它的主人叫黃樹輝，是從化老一代電影放映員。老黃剛過花甲之年，精瘦，話快，喜歡戴一頂鴨舌帽。老黃戴帽的時候，像一個老藝術家；脫帽的時候，就是一個農村老頭。在上世紀90年代電視機普及之前，看電影是國人晚上不可多得的娛樂。尤其在農村，電影不是想看就看，有時要等春節、上丁、中秋這些重大節日才有的看。放電影那個晚上，全村老少出動，看一場電影如同過一個節。黃樹輝是當年的“節日”製造者之一，無數放映員當中的普通一員。他一直奔走放映路上，從未離開，他甚至成為電影的“化身”——全村老少都知道他們村有個“電影輝”。只要見到他扛著“傢伙”，小孩們都會奔走相告：“電影輝來啦，電影輝來啦，有電影看啦！”
1975年，20歲的小黃初出道，當上了神崗公社放映員。公社派任務記工分，除了免費下鄉放電影，還有收費照全家福。四十年前放電影，全副行頭都是自行車馱了去。一根擔竿穿了書尾架，一邊擱放映機，一邊擱影片盤子和廣播大喇叭，銀幕、電線裝一布袋擱中間——當年就是兩個輪子上的“流動電影院”。兩根長竹竿架起大白幕，電影機在十多米開外架起。沒等“傢伙”完全架好，村民已自帶椅凳進場——他們通常不會等到日落，這就是俗話說的“擔凳仔，霸頭位”。大人們的閒聊聲、磕瓜聲，小孩們的追逐聲、打鬧聲混成一片，待到電影機兩個大盤子“喀喀喀”的轉動起來，一束小飛蟲簇擁著的白光打在大白幕時，嘈吵的聲音神奇的一下肅靜了。人們所有的眼睛緊張的盯著白幕，除了老黃的——他的眼睛緊張的盯在電影機上。那時影片質量差，卡片、斷片是時有的事。假若到情節最激烈處，人們的噓聲、罵聲旋即響起。“還有調皮仔撒沙的呢！”老黃嘆氣苦笑。這時，老黃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片子接上。從戰爭片《地道戰》到紅色片《洪湖赤衛隊》到愛情片《劉三姐》到樣板片《智取威虎山》到外國片《橋》到武打片《少林寺》，這些陪伴當年的調皮仔如今都成為中青年的老電影，儘管拍得粗糙、看得毛糙，卻成為當年人們的“小確幸”。老黃們如同不倦的畫匠，為農村人黑白的精神世界塗上色彩。放電影，不但讓老黃糊了口，甚至因電影結緣。“我的老婆還是放電影討回來的啊！”老黃掩嘴一笑。
距赤草村3公里有個錦三村，當年老黃的老祖宗就是從這裡遷到赤草的。老黃還是小黃那時到錦三村放電影，生產隊長老何就招呼他到家裡吃飯。老何的閨女小何比小黃小兩歲，愛看電影。每到放電影，也不用“擔凳仔，霸頭位”，總能尋到最好的位置。後來，小黃在錦三村走電影走得最頻；再後來，小何成了小黃的媳婦。1983年，老黃成為從化最早搞單幹的放映員，放電影成為一門生意。小電影機換大機，兩輪的摩托換四輪的農夫車，還多了一個小15歲的搭檔何燦明。1994年，老黃生意做更大了。他在老家用石棉瓦蓋了一間90平米的“赤草放映院”，有120個座位。那時剛好碰上房地產開發，2元一張票，這裡成為精力旺盛收入低下的民工們最愛去的地方。“那時放性教育片是最賣座的！”老黃狡黠一笑。片子叫《結婚以後》，青年們以為是精力旺盛的一個“洩口”，不料是講述新婚學校的故事；還有朝鮮悲情催淚片《賣花姑娘》，5元一張票附送紙巾一包，老黃承諾“不哭不要錢”。結果青年們在這找到“洩口”哭得一塌糊塗，老黃小賣部的紙巾銷量直線上升。
6年後，老影院結業了。2年前，電影院徹底消失，老黃拆掉了它在原址新建小橙樓。但他幾十年積攢下來的“寶貝”——十多臺大大小小放映機、數百盤影片盤子、大喇叭、收音機卻有了更好的歸宿——如今它們靜靜躺在二層小樓，老黃偶爾也為參觀者放放老電影。今年春，在從化旅遊達人、同樣喜愛戴鴨舌帽的小賴哥的張羅下，小橙樓掛了牌，這裡成為“永不落幕”的老影院。
年輕一代再不會看老電影了，但並不代表它們從此消亡；如同赤草村頹敗的老房子不能再住人了，但並不代表它們從此消亡——老電影和老房子所失去的一切，變成了今天一種揮之不去、值得緬懷的舊時光。我在想，赤草村何嘗不是一場老電影？
赤草故地承載太多的歷史印記，就算這裡剩下一磚半瓦，也不會被開發商圈去。
文：含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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