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宋論》中解析了宋朝敗亡的原因，指出禍源在於開國宰相趙普希太祖忌憚武將之意而定下抑武重文的基本國策，導致宋在疆場上時常面臨無人可用的窘況；萌芽於仁宗急於求治而命大臣條陳政事，啟反覆無常的改革之風。其後任用小人推行變法從而使得朝堂上黨派交爭的王安石固然難辭其咎，但反對變革的
“蘇軾兄弟之惡”也頗為昭著——這話該從何說起呢？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強辨有力者莫能也。則為之倡者誰邪？揆厥所由，而蘇軾兄弟之惡，惡於向魋（tuí）久矣。
其實作為一個蘇黑，王夫之對蘇軾的厭惡是全方面的。
都說黑林志玲不能黑林志玲的身材，黑劉亦菲不能黑劉亦菲的長相。王夫之黑蘇軾，竟能從蘇軾的文才黑起，真乃黑得出人意表，黑得讓人猝不及防。
他在《姜齋詩話》中寫道：“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為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為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胸次侷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
李太白以汪洋恣肆之才盡現漢人高格，他是能駕馭漢人境界的底線。一失而為白居易，再失而為蘇東坡——因胸懷侷促而亂節狂興，其作如枯花敗葉，不足稱道……單以詩歌而言，蘇軾的成就固不能與李杜比肩，但若連他的詩作都被視為不入流的話，那論詩壇英秀，五代以後還有人嗎？
除了詩寫得不行，王夫之覺得蘇軾的生活作風也很有問題。
《宋論》：“……東坡巾，東坡肉，爭庖人縫人之長，辱人賤行之至此極乎！”
蘇軾的確對烹飪小有研究，在與其弟蘇轍異地為官的數年間，他總不時在家書中提到自己的烹飪心得。雖然有時候他釀的酒會把自己喝壞肚子，但一道名菜“東坡肉”畢竟流傳至今，算是為中國的飲食文化做出了貢獻。這點個人愛好聽起來無傷大雅，何況許多烹飪技術的發明還是戴罪貶官期間的苦中作樂，然而王夫之就是看不慣。
其實王夫之鄙視蘇軾親自下廚的生活情趣，跟批評他詩歌中“亂節狂興”的浪漫風格，是出於同一個原因，那就是蘇軾太過“率性”。
（蘇軾兄弟）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偽也。”偽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為是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
群起以攻君子如仇讎，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為矣。（《宋論》）
王夫子是主張君子必須嚴於律己的，且這種自律幾乎要達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絕也，詼諧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流連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客、嬉談面諛之必不受也。"
遠聲色，拒賄賂，這沒什麼可說。酗酒傷身亂志，戒之也未嘗不可。但詼諧調笑都得禁絕，跟道士僧人談談人生都不行，想來就算東坡再世，也難以被王夫之的這套標準說服。
不過王夫之的譴責也並非全無道理。蘇軾是當朝大公知，一言一行都有人效仿，然而他似乎沒有那種為成為合格的士人模範而有所收斂的自覺。年輕時、貶官時還自罷了，元祐年間回朝為官時年歲已經不小了，還因細枝末節的事與程頤交惡，從而加劇了蜀黨洛黨之爭，這不能不說是他的過愆。
程頤死板的性格自然沒有蘇軾討人喜歡，但正如牟宗三在《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中引姚漢源先生的觀點所說的那樣，周敦頤、張載、二程等人的生命形態是“體經而用經”，雖不善變通，無法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們可以承擔起立教的重任。……“立人道之常，立人道之極，他們的責任就是如此。”
蘇軾嘲諷程頤，以自己率性任情的人生態度為“誠”，以對方認死理的精神信仰為“偽”，這樣的言論恐怕確有欠妥之處，但一般人大概覺得蘇軾只是愛開玩笑而不是真有嫉恨君子的惡意。王夫之則譴責蘇軾間接導致了後世（南宋孝宗、高宗時期）以程氏之學為“偽學”而明令禁止，如此傷化敗俗，他真恨不得將三蘇著述焚燒殆盡而後快。
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慝，火其書以救僅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屆哉！（《宋論》）
另外，王夫之可能討厭一切宋朝的言官。
宋朝的言官制度與唐朝有一重大區別，那就是唐朝的言官是宰相的手下，理論上只繩糾天子而不彈劾宰相。宋仁宗則將言官（臺諫官）體系獨立出來，使其與宰相對立。從此宰執與臺諫勢成水火，議論沓興——交相為戰的後果往往是兩敗俱傷，但雙雙貶官之後往往又會被再度啟用，於是朝臣榮辱進退無常，貶官者不以為恥，任事者難終其志，是為仁宗政亂之由。
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沓興，而政紊於廷，民勞於野，境蹙於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
國是不可遽定，秉政需有長謀，所以宰執大臣尤需久任。然而“宋自雍熙以後，為平章、為參知、為密院、總百揆掌六師者，乍登乍降”。且不說君子去位後由小人繼位，即便是以君子替君子，蕭規曹隨者能有幾人？多半會把前任未竟的事業葬送。新上位者亦不能自安，心知宰執之位難以久留，只能急不可耐地推行新政，結果是欲速而不達。
根據輿論進退大臣的後果如此嚴重，宋主依然喜歡看到言官與宰執大臣的紛爭，何故？王夫之認為這跟猜忌武將是一個道理，不過是以此敲打宰執，使之無法對君權構成威脅罷了。
蘇軾兄弟曾參加制科考試，應的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看科名就知道人主對這些考生的期望何在了。發議論本是文人的擅長，蘇軾兄弟更因文采過人而成為當中領袖，這是王夫之最為厭惡的。他認為文人上書陳利病之言不僅無足聽取，而且聽之有害。他們或以一己之聞見想當然地指天畫地，或承風希旨以兜售奸謀邪說，其結果必然是病國毒民，使得本就因官無定守而紊亂不堪的宋朝政局雪上加霜。
李沆有名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可以報國。”無視一切公知的紙上談兵，不以廷臣的議論黜陟大臣，處高位獨任自決而不抱團結黨，臨天下乾綱獨斷而不耽於受諫之虛名，這是王夫之推崇的宰臣與天子風度。
至此，王夫之可說是從詩歌水平、個人修養和政治作為三方面全盤否定了蘇軾兄弟。
他說得都對嗎？蘇軾天真率性的性格是沒法洗的，但蘇轍卻是恬然無慾、沉靜忠厚的典型，被一併斥為浮薄謔浪之徒純屬躺槍。另，身為言官自然要盡言官之職，眼見新法之弊難道要默然於心而不陳其病？君子所見略同是否就要三緘其口以避朋黨之嫌？船山也是太苛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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