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喆
中美經貿摩擦從今年2月開始，隨著美國針對全球的貿易戰不斷升溫，反反覆覆。
許多人將特朗普的上臺當作中美經貿摩擦乃至“戰事”的發端，這並不是一種正確的認識。
貿易戰源自美國結構性轉型困境
必須說，當前美國發動貿易戰，是緣於一種結構性轉型的內生動因，是緩解國內矛盾、強化國際地位的需要。
從美國國內看，特朗普的上臺，與奧巴馬當選類似，都是民眾對傳統政客及政策不滿所進行的“非常規”選擇。而這種“不滿”主要來自於其經濟結構的深層次問題，尤其是貧富分化與階層固化問題。近幾十年來，美國國內不平等現象擴大日益突顯：最富有20%人群擁有總財富的84%，最窮20%人群只擁有財富總量的0.1%。這是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出現的系統性問題。當前，金融資本賺取回報的能力越來越強，GDP中資本報酬佔比上升，勞動力報酬佔比下降。美國經濟面臨著結構性轉型的困境。
從國際上看，二戰後建立的國際貿易體系等秩序與框架在逐漸發生變化。1964年到1967年的GATT肯尼迪回合談判，達到了戰後貿易自由化的最高潮；此後，WTO談判日益艱難。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集體壯大，其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在國際多邊貿易體系中的話語權也逐漸增強。美國對於自己絕對影響力的相對下降非常擔憂，“吃力還不討好”的自我感覺越來越強。從國際關係結構看，美國同樣面臨著結構性轉型的困擾。
這兩方面矛盾，都是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同時交互疊加，加劇了美國內部矛盾的激化，引發族群衝突、階層撕裂等等現象。這是自以為是的“精英主義”的傳統美國政客被拋棄，而反對傳統政治作風的特朗普被認可的重要原因。
但美國要實行變革並不容易。所以，人們看到的是大規模“減稅”的自由主義政策與“修邊境牆”的保守主義舉措並行的奇特景象。
與此同時，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在不斷髮展壯大，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不可避免地成為美國所忌憚的“對手”。對美國來說，製造中國這樣的“假想敵”，既有利於緩解其國內經濟矛盾，又有助於強化其“全球老大”的國際定位。
美國貿易政策一直在逐步倒退
其實，美國保護主義與遏制中國傾向一貫存在，只是隨著其國內外結構性矛盾愈加激烈，保護主義與遏制中國傾向愈加猛烈。
20世紀70年代以後，國際貿易格局開始發生變化。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貿易環境變化加快，2005年其經常項目赤字達到8049億美元的歷史高峰。由是，一些美國學者拋出了自由貿易是“別國在佔美國的便宜”“發展中國家的福利增長是以發達國家的福利損失為代價”等等論調。其實，類似的思維和政策可以追溯到更遠。
當前美國政府強調的“公平貿易”，在里根時期便被提出且得以貫徹；以美國龐大的市場為主體，誘使和迫使其他國家趨於同化，則是小布什時期的主張；至於把出口當作國家戰略來支持重點產業，是克林頓的構想和“政績”；奧巴馬任期中，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頻繁，平均約4天就會有一項貿易保護措施出臺。
從上述歷史軌跡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貿易政策的逐步倒退——從自由貿易主義退守到貿易保護主義，由全球主義退守到區域主義，由多邊主義退守到單邊主義，進而發展到危及現行世界自由貿易體制。
筆者以為，美國當前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不新鮮。美國重塑既有國際貿易體系的意圖由來已久，以自身利益為核心建立國際貿易新規則，是其在當下的新目標。就中美經貿摩擦而言，兩國過去一直處於“纏鬥不已”“鬥而不破”的往復過程中，而此次美國政府行事方式更加高調和獨特，格外引人矚目。
美國“蠻幹”只會製造新問題
美國政府恣意妄為，四面出擊，大打貿易戰。但是，能不能達到目的，則不是美國政府的一廂情願說了算。
現在引起人們關注的所謂“歐美”“歐日”貿易同盟等，其實就類似前些年美國積極推動而未果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從TTIP、TTP的談判反覆中，我們可以看到，歐美、日美的貿易結構存在著天然矛盾，雙方在農產品、能源等的進出口意向上很難完全達成一致。
從美國自身看，美國在失業率3.9%的歷史低位下，財政赤字不斷攀高。美股正在歷史高位，繼續加息後，保持繁榮將愈加困難。而搶奪一箇中國工人的工作所獲收益，相對於金融精英在資本市場剝奪無資產民眾的收益而言，實在微不足道。
從全球經濟看，蘊含的危機仍然不少。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顯示，2018年1至3月，全球債務從2017年12月31日的238萬億美元，增長至歷史新高247萬億美元，且2018年第一季度的增幅創下近兩年來最大增幅度。全球債務已經佔全球GDP的318%。
從全球政治看，國際政治牽涉面非常廣，蝴蝶效應無處不在。能夠成功獲得平衡的政策，都不是直線思維能夠解決的因果關係。例如，特朗普揚言推翻伊核協定，想以此撬動解決美國的中東戰略、國內選舉等問題，卻有可能會引起無數的連鎖反應，從而把問題推向更加難以解決的泥潭，給整個世界留下一個遺患無窮的“大麻煩”。
當今世界，全球事務和世界經濟不能缺少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僅憑發達國家就能決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可以說，目前全世界及很多國家都處在結構性轉型期，大家的訴求都有不一致之處，各國都有自己必須面對的國內國外問題。即使在當前美國政府的強力壓制下，這些問題依然存在。美國想要突然強力改變現有格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蠻幹”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只會製造新的問題。
做好短中長期的應對
《孫子兵法》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看清美國對我貿易戰的背後實質，有助於我們建立配合得宜的短期戰術和長期戰略。
從短期看，我們不必亦步亦趨，隨美國“起舞”。本屆美國政府時常使出一些“非常規”路數，其最為“非常規”之處是獲取選舉支持的能力和方式。也因此，將中美關係“炒作”成大新聞，為美國社會找出“假想敵”，以及玩弄各西方大國於掌心，逼迫各國“就範”，都會成為本屆美國政府的“重頭戲”。其主要手段是不斷測試底線，爭取最優條件。我們在戰術上切忌亦步亦趨、患得患失，而應該清楚自己的底線和空間，拿出博弈的韌性和技巧，儘量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和最小損失。
從中期看，我們不必捲入美方的非理性競爭。從美國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可以看到，當前美國發起的這場博弈中，非理性競爭佔據了重要地位。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應充分認識到，不能讓自己的發展進程被外部環境變化擾亂。當美國因自身結構性轉型期陷入困擾，急需以冷戰思維等手段“樹敵”以轉移矛盾時，中國應巧妙規避，以自身在國際、國內事務中既定的定位和既有的發展目標為導向，保持戰略定力，盡力延長戰略機遇期，進一步擴展發展空間。
從長期看，則要做好必然競爭的打算。國家要發展，利益衝突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國際競爭勢成必然，增強國家競爭力是唯一路徑。一方面，我們必須要堅持對外開放、深化改革，加快結構性改革、市場化改革的速度、力度、深度、廣度。雖然目前部分領域確實面對著開放市場的風險問題，但我們要清楚認識到，這種癥結的形成，並不是因為不能開放，而是我們對市場化的理解和踐行不夠，市場監管水平不夠帶來的風險。找準市場化的精神和邏輯，積極進行改革，打開死結，就能讓市場化向高質量行進。另一方面，我們要認清國家競爭力之戰是企業、技術、人才的爭奪戰。美國施行減稅、發起貿易爭端，均是為了吸引企業、資金迴流，把技術、人才留在本土，因為這些才是國力、國運的基礎。美國能夠從蠻荒之地發展到世界頭號強國，長久穩定地吸引人才、激發技術創造力、給予企業充分空間，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能夠在近短短几十年裡創造發展“奇蹟”，也是與政策為企業和人才創造寬鬆環境、提供正向激勵密不可分。
現在，中國出現了一批世界著名企業，但總體而言，優秀企業數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能夠供企業與人才發揮的平臺和空間也不是太寬而是太窄。現在的改革不但需要強調放權，更要用“建制”來規範權力，讓市場更加公開透明，讓企業和所有人有更多的機會施展身手，在公平的機制下獲得最大的發展。這才是吸引企業與人才，同時促進技術發展的基石，也將一直是國家競爭力的一個基礎。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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