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亂，形勢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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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問題始終是中國領導人首要關心的議題為了應對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1971年7月的訪華，早在1971年5月26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對美關係問題。會後，他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告》回顧了自二戰以來中美關係演變的過程，估計了同基辛格的預備會談和尼克松的訪問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並擬出相應的對策，提出中美會談的八點原則。這些原則主要是：
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限期從中國臺灣省和臺灣海峽撤走。這是恢復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問題。這一條如不能事先有原則商定，尼克松的訪問就有可能推遲。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外人不容干預。要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在臺灣的活動。中方力爭和平解放臺灣，對臺工作要認真進行。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活動。如美利堅合眾國欲與中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如因前三條尚未完全實現，中美不建交，可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中方不主動提聯合國問題，如美方提到聯合國問題，我可明確告以我絕不能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安排。中方不主動提中美貿易問題，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軍從臺灣撤走的原則確定後，可進行商談。中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度支那三國、朝鮮半島、日本和東南亞各國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
5月29日，毛澤東批示同意《報告》。由此可見，臺灣問題始終是中國領導人關心的首要議題。
根據八點原則，周恩來在1971年7月9日下午與基辛格的第一次會談中，就提出雙方首先要討論臺灣問題，中國政府對美方的要求是：無條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已經歸還中國，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必須在一個有限的時間內，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出全部的軍事力量，拆除所有軍事設施。美臺“共同防禦條約”是非法的，中國不承認，應當廢除。
需要指出的是，時至今日，基辛格不僅在他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回憶錄《白宮歲月》中，更在他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一書中，仍然強調周恩來並沒有把解決臺灣問題作為談判的條件和重點。作為自毛澤東以來歷屆中國領導人的座上賓和在中國及全世界擁有廣泛影響的學者和政治家，這種隱瞞背後的動機令人警惕和深思。
在基辛格來華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制定了一整套談判策略。他們認為，中國改善對美關係是出於維護國家安全、抗衡蘇聯威脅的迫切需要，因此中國領導人在臺灣問題上將呈現靈活姿態。那麼，華盛頓就可以通過增加北京對於蘇聯威脅和日本在東亞發展趨勢及“軍國主義復興”的擔憂，以實現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對蘇聯威脅的擔憂，促使北京同意暫時擱置臺灣問題或作出妥協。其二，將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案分為從臺灣撤軍和從政治上承認“一箇中國”的兩步：在軍事方面，將美國從臺撤軍同結束越戰相“掛鉤”，迫使中國為緩和中美關係並解決美軍駐臺問題，向北越領導人施加與美停戰和談的壓力；在政治方面，將“一箇中國”的政治表態推延至討論中美建交時再解決，迫使中方進一步主動緩和中美政治關係。其三，利用中國領導人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擔憂，強調美軍駐臺的必要性，延遲從臺灣撤軍。
然而，中國領導人在談判桌上打亂了美方的談判策略。在7月9日下午第一次會談中，周恩來先發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談判原則，這就戳破了基辛格以“和平”“平等”等措詞偽飾其現實主義外交原則的“道德”外衣，為解決中美關係發展中的障礙，也為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訂立了基本的原則。按照“互惠”的原則，周恩來巧妙地利用尼克松訪華的希望，提出尼克松訪華的成果之一應當是中美雙方就解決臺灣問題達成一致方案。這就使美方設計的分軍事和政治兩步走解決臺灣問題的策略破產，並將緩和雙邊關係的責任分擔給美方。
緊接著，周恩來在發言中針對中國“北邊”的那個超級大國說：“我們不認為超級大國能夠控制世界。它把手伸這麼遠，遲早也要被打敗。現在你們感到困難，他們也將會感到困難。他們就是在步你們的後塵。”與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國領導人對來自蘇聯的威脅不但沒有表示出擔憂，而且更沒有乞求美國援助之意。然而，與對蘇聯話題的態度不同，周恩來更為關心的是日本未來的發展趨向和對臺灣的意圖。
7月9日晚，在周恩來連夜向毛澤東彙報當天會談情況並聽取指示時，毛澤東對一些重大問題當即表明了態度，並作了重要指示。關於臺灣問題，當週恩來講到美國還想在臺灣保留點軍隊時，毛澤東表示：“猴子變人還沒變過來，還留著尾巴。臺灣問題也留著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長。”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當聽說美國將從印度支那撤軍的表示時，毛澤東認為：“美國應當重新做人。多米諾骨牌是什麼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們好。讓那些骨牌倒了算了。這是進化嘛！當然打它也不倒，不是我們打，是他們打。美國要從越南撤軍，臺灣不慌，臺灣沒打仗，越南在打，在死人呀！我們讓尼克松來，就不能為自己。”當彙報到日本問題時，毛澤東指示：“要給基辛格吹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不要老談具體問題。我們準備美國、蘇聯、日本一起來瓜分中國。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邀請他來的。”總之，毛澤東所關心的是大的戰略問題，尤其是世界格局和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他要通過這次中美難得的高層接觸，來摸美國人的底，以便最後確定中國的戰略取捨。
按照毛澤東對會談策略的指示，在7月10日至11日，周恩來和基辛格在人民大會堂和釣魚臺國賓館又進行了三次會談。在7月10日下午的會談中，針對美方把臺灣問題分軍事和政治“兩步走”解決，並且把中美建交的責任推給中方的策略，周恩來首先指出：臺灣問題的解決，不能將軍事方面的撤軍同臺灣的政治地位及歸屬問題分開，軍事與政治兩方面應同時、同步。若要實現中美關係的改善，美國政府需要在臺灣問題上作出以下五點表態：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臺灣屬於中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政策。不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不再提臺灣地位未定。
周恩來的這一表態，是對美方試圖以美中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來誘使中國在臺灣問題上作出讓步的反擊，表明中方不害怕中美關係再次陷入緊張僵化的狀態。
基辛格向中方重申不以任何形式支持“一中一臺”和“臺灣獨立運動”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還著重向基辛格談了中國關於世界大亂的看法，又擊中了美方以“蘇聯威脅”對中國領導人相要挾策略的要害：
過去25年的歷史中，火藥桶到處爆炸。按照我們的哲學，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昨天的會談，大多是外交辭令。今天，我想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告訴你……中國最差的打算，就是再次被瓜分。你們可能會合起夥來，蘇聯佔領整個黃河以北，你們佔領整個長江以南，兩河之間的東部留給日本。
如果發生這樣的天下大亂，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準備怎麼辦呢？周恩來自問自答：
我們將會準備打一場持久的人民戰爭，通過長期的戰鬥，奪取最終的勝利。……我們將以此來教育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下一代，並且確保勝利之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在沒有外援的條件下，真正發展起來。
接著，針對美方將從臺灣撤軍同越戰進展相“掛鉤”的策略，周恩來尖銳地指出：這是美國的“拖延”戰略，想“走一步看一步”。而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在你解決問題之前，把它搞得如此複雜，以至於無力阻止事情的發生”。他更加具體地說：如果美國還沒有決定採取哪些政策，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計劃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係，而是走一步看一步，那麼結果很可能是日本勢力插手臺灣。“這是因為，一旦美國先從臺灣撤出部分軍隊，再觀望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那麼蔣介石就會明白你們在做什麼，就要另尋他途了。……如果他覺得美國靠不住，他就會找日本，而日本自己也想捲進臺灣，並且已經認為臺灣在它的安全範圍之內。”周恩來堅定地指出：“臺灣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聯繫，還同其他所有國家與中國的關係相聯繫。如果你們的總統要來中國卻對這個問題不表明一個清楚的態度，那麼這會給世界造成一種什麼樣的印象呢？在我看來，這是難以想象的。”
在周恩來的施壓下，基辛格不得不對中方在臺灣問題上所提的五點要求表明態度。基辛格表示，“其中四點可以在不遠的將來實現”，並且保證尼克松在訪華時會向毛澤東重申“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不支持‘一箇中國一個臺灣’，不支持‘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而“臺灣屬於中國”一條，基辛格認為其他三點滿足之後，這一點自然就實現了。“因此，只有一點，我們要等到大選之後，這就是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隨後，在周恩來的要求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國政府對於“臺灣獨立運動”的態度：“我們不會給予任何支持，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我們不能為沒有美國參與、沒有美國支持的事情負責，但是，我們不會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你有任何關於美國支持它的情報，請告訴我，我會立即制止。”不僅如此，基辛格還表示，尼克松政府不僅不會支持“臺灣獨立運動”，而且決不會支持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大陸的進攻。
在7月11日基辛格臨行前的會談中，周恩來再次提到了臺灣問題。在前兩天中方提出的五點要求之外，又提出兩點：第一，中美建交時，美國和蔣介石“政府”之間簽訂的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必須廢除。第二，針對日本，美國需承諾，美軍撤離臺灣之前，不讓日本軍隊進駐臺灣；控制日本不參與“臺灣獨立運動”。對於第一點，基辛格表示，美國政府非常希望臺灣問題能夠得到和平解決。對於美臺“廢約”的要求，在日後中美關係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中國政府堅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對於日本，基辛格承諾：“只要在我們能夠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內，我們將反對它這麼做。”
按照毛澤東有關“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指示，中國領導人向基辛格展現了中國人民不怕犧牲、不怕恫嚇、不怕侵略的勇氣和立場，反倒迫使美方承諾將壓制日本覬覦臺灣的野心。
總之，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澤東作出解凍中美關係的戰略決策，對於中國國家自身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抗衡了蘇聯霸權，維護了中國國家安全，打開了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開展經濟、技術、文化交往的大門，為中國改革開放、走向世界舞臺、同世界各國建立廣泛而密切的聯繫鋪平了道路，並使中國躋身世界主要政治、經濟大國行列。在解凍中美關係的進程中，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以高超的戰略智慧和談判策略，在談判桌上折衝樽俎，堅持原則，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對今人仍有啟迪和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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