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樹成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內容提要：首先概述新中國成立60年來經濟增長率波動曲線的深刻變化，並剖析改革開放以來這條曲線背後經濟結構的新變化，這些新變化也是我國經濟今後繼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在此基礎上，指明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新一輪經濟週期正在來臨，強調要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努力延長新一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為此要把握好兩點：一是要把握好新一輪週期的波形，二是要把握好新一輪週期的適度增長區間。特別對新一輪週期中城市化和住宅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地解決房價不斷上漲問題進行了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之際，也正值在應對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中，中國經濟取得“企穩回升”成效和步入“穩定增長”的關鍵時期。本文對中國經濟增長率60年的波動曲線進行回顧與展望，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概述60年曲線的深刻變化，歸納出五個波動特點；第二部分剖析改革開放以來這條曲線背後經濟結構所發生的七大變化，這些新變化也是中國經濟今後繼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第三部分說明新一輪經濟週期正在來臨；第四部分強調要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努力延長新一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為此要把握好兩點：一是要把握好新一輪週期的波形，二是要把握好新一輪週期的適度增長區間，其中，特別對新一輪週期中城市化和住宅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地解決房價不斷上漲問題進行了分析。
一、60年曲線的深刻變化
新中國走過了60年光輝歷程。6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從年度經濟增長率的角度來考察，也經歷了一輪輪高低起伏的波動。圖1繪出了60年來經濟增長率的波動曲線（其中，1950年至1952年，為社會總產值增長率；1953年至2009年，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 開闢了我國曆史發展的新紀元。1950、1951、1952年，經過三年努力，國民經濟迅速恢復。這三年，社會總產值增長率分別為22.6%、20.1%和23.8%。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恢復性增長。從1953年起，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進入工業化歷程，到2009年，按照“谷–谷”法劃分，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DP增長率）的波動共經歷了10個週期。
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當年，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很大，經濟增長率高達15.6%。經濟增長過快，打破了經濟正常運行的平衡關係，高增長難以持續。1954年、1955年經濟增速回落至4%和6%左右。經濟運行略做調整後，1956年再次加速，經濟增長率又上升到15%，難以為繼，1957年又回落到5%左右。1953年作為啟動，至1957年成為第一個經濟週期。
1958年，在當時的“大躍進”中，經濟增長率一下子衝高到21.3%，緊接著，1960、1961和1962年的三年，經濟增長率大幅回落，均為負增長。其中，1961年經濟增長率的降幅最大，為–27.3%。這樣，1958年經濟增長率的高峰（21.3%）與1961年經濟增長率的谷底（–27.3%）之間的峰谷落差近50個百分點。這是第2個週期。
對經濟運行調整之後，1964年又上升到18.3%，這是國防建設的前期高潮。接著，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67、1968年經濟增長率回落，出現負增長，形成第3個週期。
1970年，經濟增長率又衝高到19.4%，這是國防建設的後期高潮。1972年又回落到3%左右。這是第4個週期。
隨後，進入“文化大革命”的後期。1973年，經濟增速略有回升；1974年又掉下來。1975年略有回升；1976年又掉下來，為負增長。這段時期，經濟增長很微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兩個小波動組成第5個週期。
如果我們把6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波動曲線看作是一個經濟機體的心電圖的話，那麼，在1972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這個機體的脈搏跳動得非常微弱，上也上不去，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而在此之前，脈搏的跳動又太劇烈，強起強落。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雖然經歷過一定曲折，但總的說，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基本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化過程中“從無到有”的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1977年、1978年，全國上下“大幹快上”的熱情很高。1978年經濟增長率上升到11.7%，1981年回調到5%左右，這是第6個週期。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並提出，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調狀況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基本建設必須積極地而又量力地循序進行，不可一擁而上。1979年4月，召開專門討論經濟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用三年時間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在農村改革、城市改革推動下，1984年經濟增長率上升到15.2%，1986年回調到8%左右，形成第7個週期。
1987年、1988年，經濟增長率分別上升到11.6%和11.3%。1988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到18.8%。在調整中，經濟增長率在1989年、1990年分別下降到4.1%和3.8%。這是第8個週期。
1991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9.2%。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隨後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然而，由於當時改革開放才十來年，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沒有根本轉型，原有體制下的投資飢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還沒有被克服。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很快衝到14.2%的高峰，出現經濟過熱現象。1994年，居民消費價格滯後上漲到24.1%。在治理經濟過熱中，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國民經濟運行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價漲幅，又保持了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隨後，又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克服國內有效需求的不足。1999年，經濟增長率平穩回落到7.6%，結束了第9個週期。
從2000年起，進入現在的第10個週期，到2007年，經濟增長率連續8年處於8%以上至14%左右的上升通道內。這8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4%、8.3%、9.1%、10%、10.1%、11.3%、12.7%和14.2%。2008年和2009年，中國經濟面臨著國際國內四重調整的迭加，即改革開放30年來國內經濟長期快速增長後的調整與國內經濟週期性的調整相迭加，與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美國經濟週期性衰退和調整相迭加，與美國次貸危機迅猛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而帶來的世界範圍大調整相迭加。2008年，經濟增長率回落到9.6%。2009年，經濟增長率為9.1%，完成第10個週期。2010年，經濟增長率預計為10%左右，開始進入新一輪，即第11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
總的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呈現出一種“高位平穩型”的新態勢。這種新態勢表現為五個波動特點：
1. 波動的強度：理性下降。每個週期經濟增長率的高峰從前面幾個週期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開放之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11%至15%左右。進入新世紀後，在第10個週期，峰位控制在14%左右。
2. 波動的深度：顯著提高。每個週期經濟增長率的低谷在前幾個週期經常為負增長，而改革開放之後，每次經濟調整時，經濟增長率的低谷均為正增長，再沒有出現過負增長的局面。
3. 波動的幅度：趨於縮小。每個週期經濟增長率的峰谷落差由過去最大的近50個百分點，降至改革開放之後的6、7個百分點。在第10個週期，峰谷落差為5.1個百分點。
4. 波動的平均高度：適度提升。1953年～1978年（以1952年為基年）的26年中，GDP年均增長率為6.1%；1979年～2009年（以1978年為基年）的31年中，GDP年均增長率為9.9%，比過去提升了3.8個百分點。
5. 波動的長度：明顯延長。在前8個週期中，週期長度平均為5年左右，表現為一種短程週期。而20世紀90年代初之後，在第9、10個週期中，週期長度延長到9–10年，擴展為一種中程週期。特別是在第10個週期中，上升階段由過去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延長到8年，這在6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還是從未有過的。
二、曲線背後經濟結構的新變化
中國經濟的增長與波動表現出“高位平穩型”的新態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曾以“外在衝擊–內在傳導”分析框架，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位平穩型”增長的主要原因概括為兩大類 ：一類是宏觀調控作為一種外在衝擊的不斷改善，另一類是經濟結構作為內在傳導機制的增長性和穩定性的增強。②這裡，本文進一步著重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的七大變化。
1. 體制結構的變化，為經濟的“高位平穩型”增長提供了重要的體制性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產、供、銷和投資等生產經營活動均沒有自主權，完全由國家計劃統一管理，經濟生活僵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活動的主體具有了自主權，價格槓桿、競爭機制、要素市場等市場機制被引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日益發揮了基礎性作用，這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
2. 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為經濟的“高位平穩型”增長提供了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以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為例，在工業總產值中各種所有制企業所佔的比重發生了重要變化。1978年，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經濟類型只有兩種：國有工業和集體工業。在工業總產值（當年價格）中，他們分別佔77.6%和22.4%。2009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中（“規模以上”是指年主營業務收入在5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工業企業），按登記註冊類型分，所有制實現形式已多樣化，其中：非公司制的國有企業佔8.3%；集體企業佔1.7%；股份合作企業佔0.7%；聯營企業（含國有聯營企業）佔0.2%；有限責任公司（含國有獨資公司）佔22.1%；股份有限公司（含國有控股企業）佔9.2%；私營企業佔29.6%；其它內資企業佔0.4%；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含合資、合作、獨資）佔9.5%；外商投資企業（含合資、合作、獨資）佔18.3%。③在改革開放中，微觀基礎的重造，使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相互促進，使市場主體和投資主體多元化，發揮了各種市場主體和投資主體的積極性，為經濟的高位、平穩增長提供了重要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
3. 資源供給結構的變化，為經濟的“高位平穩型”增長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市場機制的引入及其在資源配置中所發揮的基礎性作用，以及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使經濟的供給面增添了活力，使長期存在的資源供給嚴重短缺的狀況基本改變。原有的煤、電、油、運、材（重要原材料，如鋼鐵、水泥）等資源供給的“瓶頸”制約不同程度地逐步緩解，有的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階段性的相對過剩。這從物質上支撐了經濟的高位、平穩運行。
4. 產業結構的變化，為經濟的“高位平穩型”增長提供了重要的產業基礎。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④ 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由1952年的50.5%，下降到1978年的28.2%，又下降到2009年的10.3%。第二產業的比重，由1952年的20.9%，上升到1978年的47.9%；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產業比重相對穩定，到2009年為46.3%。第三產業的比重，由1952年的28.6%，到1978年是下降，降到23.9%；改革開放以來，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到2009年為43.4%。改革開放以來，第一產業比重繼續下降，第二產業比重相對穩定，第三產業比重上升，這有利於經濟在適度高位的平穩運行。因為在三次產業中，第一產業增長與波動的特點是，增長速度較低，波動幅度較小，但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第二產業的特點是，增長速度高，但波動幅度也較大；第三產業的特點是，增長速度較高，而波動幅度較小，一般又不受自然條件的太大影響。所以，隨著第三產業比重的上升，整個經濟的穩定性會增強。
5. 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化，為經濟的“高位平穩型”增長提供了強大的需求動力。改革開放促進了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推動了工業化進程，提高了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的提高，帶來巨大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建設需求，帶動了各種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1949年，中國城市化率僅為10.6%，1978年上升到17.9%，2009年上升到46.6%。相應地，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49年89.4%，下降到1978年82.1%，又降到2009年53.4%。⑤
6. 消費結構的變化，為經濟的“高位平穩型”增長提供了新的消費需求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動著消費結構的升級，使消費結構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級，由生存型向發展型和享受型升級。消費結構的升級，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形成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7. 地區結構的變化，為經濟的“高位平穩型”增長提供了廣闊的地理空間。改革開放以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很快；90年代末期以來，中西部地區加快了發展。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東部沿海地區受衝擊較大，而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生產增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等普遍高於東部沿海地區。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許多重要變化。這些新變化也有助於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這些新變化也還會在今後我國經濟的發展中繼續起到促進作用。
三、新一輪經濟週期正在來臨
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角度看，我國經濟走勢可分為三個階段：
1. 從2008年第3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為第一個階段，即“急速下滑”階段。從GDP季度增長率看，2008年第1季度為10.6%，第2季度為10.1%，第3季度降為9%，第4季度猛降為6.8%，到2009年第1季度又降為6.5%。當時，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快，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突出矛盾。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出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
2. 從2009年第2季度開始，持續到2009年底，為第二個階段，即“企穩回升”階段。GDP季度增長率在2009年第2季度回升至8.1%，第3、4季度分別回升至9.1%和10.7%。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漸顯成效，扭轉了經濟增速過快下滑的趨勢，但回升的基礎尚須進一步鞏固。
3. 2010年，我國經濟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穩定增長”階段，也就是進入新一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全年看，GDP增長率預計為10%左右。大部分的行業，或者大部分的經濟指標都陸續進入回升。而在企穩回升階段，只有部分主導行業和部分主導指標開始回升。
四、努力延長新一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
中國經濟在有效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中，2010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第11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現在，又到了要說“努力延長經濟週期上升階段”的時候了。
在第10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過程中，2003年11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提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要倍加珍惜當前經濟發展的好勢頭，鞏固和發展這個好勢頭”。⑦這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採用“經濟週期”概念對我國經濟走勢進行分析和判斷。現在，第10輪經濟週期已經結束，其實際運行結果是，上升階段8年（2000年至2007年），下降階段2年（2008年和2009年）。上升階段一直延長到8年，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發展史上還是首次。
新一輪經濟週期開始到來。無疑，我們要繼續努力，儘可能長地延長新一輪週期的上升階段。怎樣延長呢？一方面，要努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根據以往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要把握好新一輪週期的適度增長區間，也就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把握問題。
目前，關於回升後中國經濟應保持怎樣的增長速度問題，已開始在媒體上討論，預計很快會熱烈起來。大體有五種意見：
第一種，認為中國經濟今後不應再追求高速度，而應實現7%–8%左右的中速發展。
第二種，認為經濟全面復甦後，仍可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長。
第三種，認為今後十幾年（2008～2020年），有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長。
第四種，認為5年內（2008～2012年），平均增速可達9.5%以上；隨後10年（2013～2022年），將達8.5%；再隨後10年（2023～2032年），將達7.5%。
第五種，認為在新一輪經濟週期內，或者說在今後一箇中期內（如8年左右，2010—2017年），可保持8%至10%左右的適度高位增長。
本文主張第五種觀點。這包含四層意思：一是速度不能太低；二是速度不能太高；三是把握適度增長區間及其相關因素；四是緊密跟蹤和適時調控。
1. 速度不能太低。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不宜低於8%。若低於8%，就會給企業經營、城鄉就業、居民收入提高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困難，給國家財政收入和社會事業發展帶來嚴重困難，這將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和諧。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我國GDP增長率在2008年第4季度降低到6.8%，2009年第1季度降低到6.5%，給企業生產和城鄉就業帶來嚴重挑戰，使全國財政收入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除2008年12月）連續出現負增長。可見，經濟增長率低於8%不行。
2. 速度不能太高。我國經濟週期波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反覆告訴我們，“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因為過急、過快、過高的“大起”，容易產生高能耗、高物耗、高汙染、高通脹的巨大壓力，容易造成對經濟正常運行所必要的各種均衡關係的破壞，從而導致隨後的“大落”。從我國的經驗數據看，經濟增長率不宜高過11%以上。
3. 把握適度增長區間及其相關因素。在今後一箇中期內，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保持8%至10%左右的適度高位增長呢？我們前面所分析的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的七大變化，也就是推動經濟高位平穩增長的七大因素（市場經濟體制因素、所有制因素、資源供給因素、產業結構因素、城市化因素、消費升級因素、地區發展因素等），在新一輪週期中仍然會發揮作用。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相應的房地產業特別是住宅業的發展，仍然是新一輪週期中重要的動力源之一。
對我國城市化率的提高問題，學術界雖然有各種不同看法，但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即未來10年內城市化的發展還是有較大空間的。這不僅包括在數量上有提高城市化率的問題，而且包括在質量上還有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問題，諸如在城市中加強日常生活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交通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文化教育衛生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加強廣大居民（包括原有城市居民和進城農民工）的住宅建設等問題。目前在我國，一方面，大部分的一般商品是產能過剩，而另一方面，許多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的供給（如上述各種基礎設施和保障性住房等）還遠遠不足。這為我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
為了順利地推進我國城市化的發展，特別是更好地使住宅業成為新一輪經濟週期的重要支柱產業，就必須有效地解決房價不斷上漲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將會嚴重影響城市化的發展，甚至影響社會安定。我國住宅業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中的住宅問題主要是由政府包了，住宅嚴重短缺；後來，住宅商品化了，完全推向市場，推動了住宅業的大發展，也使房價不斷攀升；再後來，把市場化和政府責任相結合。現在看來，為有效抑制房價不斷上漲趨勢，必須進一步採取“釜底抽薪”辦法，即把政府保障部分再加以擴大，不僅把城市低收入群眾住房問題從市場中抽出來，而且要把城市中等收入群眾住房問題也從市場中抽出來，納入政府保障範圍。但對城市中等收入群眾的住房保障是“保”人人都有居住權，都能租上房，而不是“保”人人都有房產權；而且是在政府保障下，進行市場化操作，租住房有高、中、低檔，可自主選擇。
4. 緊密跟蹤和適時調控。我們說努力延長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並不是說在週期的上升階段要使經濟增長率一年比一年高，而是說要使經濟在適度增長區間內保持較長時間的平穩增長和輕微波動，而不致很快引起經濟增長率的顯著下降。我們要充分注意，在一個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經濟增長具有上升慣性。在上升過程中，在部門之間、行業之間、企業之間，在固定資產投資與產品生產之間，在經濟擴張與物價上漲之間，具有連鎖擴散效應或累積放大效應，這就使經濟增長有從一般“較快”、到“偏快”、再到“過熱”的風險。這就要求宏觀調控部門緊密跟蹤經濟走勢的發展和變化，適時適度地不斷進行必要的調控，以儘可能長地延長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和儘可能平穩地對過快上升態勢進行調整。
注：
①資料來源：1950-1952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版，第9頁；1953-1992年，《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1993-2009年，《中國統計年鑑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第41頁。
②劉樹成、張曉晶：《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特點和地區間經濟差異的縮小》，《經濟研究》2007年第10期。
③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第507頁數據計算。
④資料來源：1952-197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1995》，中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編，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0頁；1978-2009年，《中國統計年鑑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第39頁。
⑤資料來源：1949-1977年，《中國統計年鑑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第104頁；1978-2009年，《中國統計年鑑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第95頁。
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人民日報》2003年11月30日。
（原載《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10期，這裡略有刪改，一些統計數據進行了更新。）
閱讀更多 中國經濟學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