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文化的形成有發之於一己者，有得之於人者，後者的重要性尤大於前者。集思方可廣益，有容乃能致大。”在《近代中國史綱》的第一章第一節中，郭廷以寫下的這段話，一方面，可謂是這本書的基本觀點，這本書將由此出發，闡述近代中國在被迫逐漸向整個世界敞開大門以後，如何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發展，以及發生了怎樣的曲折。另一方面，同時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對於近代中國乃至於整個中華民族的看法。
不過，這段話的觀點並不是那麼新鮮。1895年，剛過而立之年的馬克思·韋伯在就任德國弗萊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時發表的就職演說中指出：“當一個人類社群出於社會組織的原因或種族特徵的原因，無法適應環境時，其知識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會消失。”“哪個民族更能夠適應既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就能獲得勝利。各民族適應能力的差別，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這種差別的，無疑是長期的遺傳，並且還會因世世代代的際遇不同而產生變化。無論如何，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們應該把不同民族的適應能力視為既定。”此時，歐亞大陸的這一端，中日《馬關條約》墨跡未乾，當時的中國似乎已無法適應當時的世界，本民族知識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則越來越黯淡，引人懷疑。
毋庸迴避的是，此時的馬克斯·韋伯“是個帝國主義者，他視民族國家的權力利害為終極的價值，使用的語言則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詞彙。”但是，無論這一觀點是否合乎今日的政治正確，這一觀點長期籠罩著馬克斯·韋伯，也籠罩著郭廷以，更是當日世界事實上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一。這一觀點也正是那個時代社會現實最好的反映，當時的中國人，無論內心是否願意接受，都無法迴避這一現實。不過，馬克斯·韋伯與郭廷以的言說對象不同，面對德國東部的“劣等民族”可能搶走本國人民的工作，馬克斯·韋伯的態度是對外封鎖；面對中華民族曾經將不免亡國滅種的命運，郭廷以筆下的中華民族，則一直是“一面創造自己的文化，並予以推廣，一面接納外來的文化而予以發揚。”這不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的看法，也是近代中國的發展方向。
《近代中國史綱》的突破
故而，《近代中國史綱》的第一章專門敘述從遠古至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中外之間的交流，而後第二章、第四章則以“西力衝擊”為題，這一設置亦有來自。胡適曾對郭廷以說：“近代史範圍應拓大，可包括十六世紀以來，即近三百年，不必限於鴉片戰爭以後。”對此，郭廷以回應道：“即令以鴉片戰爭為斷，吾人仍須研究其背景，可上溯一、二百年。”同時在座的蔣廷黻則未作表示。由此可見，此時，研究近代史應該打破1840年這一界限的觀點正在成為共識，在這方面，郭廷以所作的《近代中國史綱》一書不僅僅形成了對蔣廷黻所著的《中國近代史》的超越，同時也是對胡適這一席話的超越。當然，這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這樣去做，郭廷以早年所寫的《近代中國史》（第一冊）整本書都是研究1840年前的中外關係，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亦在卷首用相當篇幅敘述1840年前的中外交流。此外，在下限上，《近代中國史綱》亦有所突破。蔣廷黻曾指示郭廷以，關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範圍，“政治問題以止於北伐為宜”。但是，《近代中國史綱》則是止於中共取得政權，國民黨因朝鮮戰爭爆發而暫可在臺灣繼續保持它的政權。
對“西力衝擊”的強調，一方面，當然是出於蔣廷黻、郭廷以長於外交史的傳統。另一方面，則不外乎是近代中國的現實。自柯文以後，談論“在中國發現歷史”者尤多，但是不惟柯文並不認為近代中國的西方因素不重要，同時，強調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西方因素的學者也並非忽視中國內部因素。論及1840年以前之中國，郭廷以即指出：“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前期，中國內部秩序已不易維持。即令無外來的衝擊，清的治權已不易保”，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亦有類似的敘述。但是，這並不是說，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將止步於此。蔣廷黻曾對郭廷以說：“過去治近代史，偏重於外交史及太平天國，今後應多致力於政治、經濟，除其機構組織外，更應注意其功能效力。蔣先生之學生多治外交史，結果不過再訓練出幾位‘蔣廷黻’。”對此，郭廷以表示“見解相同”。故而，縱覽全書可以發現，《近代中國史綱》主要還是以敘述近代中國的政治演進為主，並且對於近代中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化也十分注意。
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書前的《小記》中表示，本書“平實簡明，可供一般閱覽為尚”，且並非學術著作。此語確屬實在，本書語言平實，而在吐露作者的觀點上吝惜筆墨，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從這本書中看出郭廷以那一代人所持有的史學觀點等其他方面的理想與志向。於今天治史而言，本書偶有機鋒，引人深思，我們通過閱讀《近代中國史綱》所獲得的啟發，也未必是能通過閱讀一般的平鋪直敘的通史與尋常史料能獲得的，下面將擇要說明。
分分合合是民國
近代中國，羅志田指出，“傳統日趨崩散，新的思想資源也凌亂無序”，中國人在新舊、中西之間掙扎，“怎樣保持自我，成為對幾代讀書人的一大挑戰。”其中，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便是近代中國十分重要的議題。對此，汪暉指出：“中國的國家建設基本上是一個帝國向主權國家的自我轉化過程，從而如何保持中央權力以維持國家的統一，如何將社會成員從特定的地緣關係中解放出來並組織成為主權國家的權利主體，如何在不同地區和文化的認同之間形成平等的和具有各自特點的政治結構，勢必成為中國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區域關係和公民權利問題的基本問題。”
如此重要的議題，《近代中國史綱》中不僅僅用了較多篇幅加以敘述，同時郭廷以並表露出了自己的見解與評價。總的來說，他指出：“如將北伐後的內戰，與辛亥革命後的內戰作一比較，頗多相似之處。辛亥革命是由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領導，實際上與之對抗的為北洋派，結果歸於妥協，政權為北洋派所得。不久雙方決裂，而有國民黨對北洋派之戰。繼之而起的為北洋派內部之戰，最後仍為國民黨對北洋派之戰，即北伐。國民黨勝利的最大原因之一為北洋派的內爭與相互牽制。北伐初由國民黨與中共攜手進行，因中途乖離，而有中共對國民黨的鬥爭。國民黨取得政權，內部循環之戰不休，最後又成為中共對國民黨之戰，即中共所指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共崛起的最大原因之一為國民黨的內爭與相互牽制。”
這一段話十分明晰地勾勒出了自民國肇建以後，中國分而又合、合而又分、未合即分的弔詭局面。儘管在書中，郭廷以並未明言這一局面後來的發展，不過本書末尾的一句話值得玩味：“朝鮮戰爭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意思是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朝鮮戰爭救了國民黨。”就源頭而言，這一發展態勢，早在晚清即已露出苗頭。對於東南互保，郭廷以評價道：“當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已經對外宣戰，地方當局仍獨自行動，與敵人成立‘兩不相擾’的中立協議，等於獨立……然亦因此使亂事未至擴大，黃河以南得免兵燹，否則不惟全國糜爛，野心國家勢必乘機進兵華中、華南，中國的瓜分將真正實現。”“南方督撫的中立，只是暫時不服從慈禧的命令，仍與保持君臣的名分。”辛亥革命以後，君臣綱常崩解，中國的暫時分裂則終不可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郭廷以指出：“武昌、上海革命黨人早已壁壘分明，上海方面以正統自居，武昌方面以首義功高，而在中央未佔重要位置，憤憤不平，遇事立異。”郭廷以的這一觀察十分精到，二十年過去，湖北省政府在黃鶴樓樹立黃興（湖南人）銅像，紀念武昌首義，曾參加武昌首義的萬耀煌（湖北人）即在日記中埋怨道：“今僅立黃興的銅像而不為黎元洪立像，未免太藐視一般起義功臣，輕視湖北起義之功也。”
上一事實反映出的地域矛盾當然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但是，近代中國，大量新觀念的湧入，則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在傳統中國，割據這一行為並不是正面的，但是到了民國則不然。對於北洋時代盛行一時的聯省自治實踐，郭廷以的評價十分明確：“實際是為了遷就軍閥割據，希望達成表面的統一。”“湖南算是唯一具有自治形式的省份，聯省固為空談，自治亦徒有其名。”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蔣介石對幾個大的軍事集團實行編遣，郭廷以則指出這一政策在中國歷史上的一貫性與其現實合理性，而非歸因於某個人的個人意志：“有人說此議出於楊永泰，其實削藩為中國曆代開國者常行之策。”表面上打著新觀念的旗號，實則由私利驅動而產生的糾葛，同樣作用於聯省自治思潮逐漸消退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新軍閥混戰當中，亦即郭廷以所概括的“居中央者說是求統一，在地方者說是反獨裁。”此外，意識形態之爭則加劇了國內局勢的動盪：“中共謂‘抗日必先反蔣’，決加緊推翻國民黨；國民黨謂‘攘外必先安內’，決先剿滅‘共匪’。”
對此，郭廷以的態度亦是鮮明的，論及九·一八事變前後的中國，他說：“至是中國計有南京、廣州、瑞金三個政府，日本已佔據東北兩個多月。”短短一句話，飽含著作者對於這一局勢的無奈，所幸，這一局面終至1937年而在表面上結束，對這一結局與其間的努力，《近代中國史綱》中亦專闢一節，名為“蔣的統一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對西安事變後的蔣介石，郭廷以則評價道：“以蔣當時的聲望及人民的愛戴，大可繼續對中共用兵，而他之不出於此，最大原因，是深知對日戰爭終不能免，必須團結內部，獲得外援。”畢竟，西安事變後，“倘若不是七個月後盧溝橋事變發生，或再遲相當時日，彼此能否長期相安，仍是疑問。”
郭廷以
世界各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取徑不盡一致，但是，沒有哪個國家成功的現代化會降低中央的權威與縮小國家的版圖。即如馬克斯·韋伯所言：“近世城市常落入不絕的在和平及戰爭中爭取權力的民族國家權力之掌握中。此種競爭的鬥爭，替近世西方的資本主義造出了極大的機會。”緊接著，馬克斯·韋伯說道：“合理的國家，只在西方有之……（筆者注：指古代中國）在本質上，一切均自由放任。官吏平常並不統治，只在發生騷擾或不合的事時，才出而干涉。”無論這一觀點是否合乎今日的政治正確，這至少是當日中國所面對的現實，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的堅持。對此，巴林頓·摩爾指出其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中國的反革命階段與它的歐洲同伴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取得政權以前的革命時期，國民黨曾把自己同太平天國相提並論。而一旦奪取政權，蔣介石作為真正的領袖出現以後，國民黨便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開始與帝國體制認同，並把自己的成功與1862——1874年間的‘同治中興’相比擬。”
秉筆直書的郭廷以
談到這裡，不能迴避的便是郭廷以對蔣介石的評價，這一點大概可從史迪威事件中看出端倪。史迪威事件，及與其發生密切相關的“豫湘桂大潰敗”發生的1944年，對於蔣介石來說，郭廷以指出，可謂是“當中美關係千鈞一髮之秋，軍事失利，中共要挾，美國強制，國內譏笑，黨內侮辱，甚至高級幹部為之動搖，謂蔣如此倔強，將導致危亡，可說是四面楚歌，自云為他有生以來未有之窘境。”蔣介石最終不惟沒有給予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的權力，同時更是使之去職，對於蔣介石這麼做的原因，郭廷以認為，“蔣有其個性，更有其立場，最大原因為決不令武力落入外人之手”。無論是在史實上，還是在評價上，郭廷以此節的敘述都是允當的。在史迪威事件上，蔣介石的所作所為的確是力排眾議，宋子文幾乎是唯一主張撤換史迪威之人，徐永昌更嘲諷蔣介石是“能大忍不能小忍”，至於蔣介石則在中央某會議中指斥美國有意控制中國，實行美國帝國主義。郭廷以曾稱“歷史是一門鄭重的學問，一涉偏私，貽誤後人”，郭廷以並說寫現代史更是著筆不易，自己既無驚人之筆，更不敢妄加私見，僅能就所知道的點點滴滴，平實地寫出來，作個交代。聯想到郭廷以後來因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臺灣，他敘述與評價蔣介石時所表現出的公允，反映出以上他的自述確非空言。
但是這卻並不意味著郭廷以會為國民黨的缺點曲意迴護。首先，有關孫中山革命歷程中與日本之間的關係，郭廷以即不曾迴避。對於前述國共兩黨對於“攘外”、“安內”的衝突，郭廷以即客觀指出：“北伐前及北伐初期，各方期待於國民黨者頗高。北伐後國民黨內訌不休，戰亂不絕，喪失了一往淬厲奮揚的精神，虛驕自大，儼然成為統治的特權階級，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識分子為最。”“各種左傾團體相繼出現，青年學生是他們爭取的主要對象，雖不必盡皆贊同共產主義，但均不滿意國民黨。信仰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亦反對一黨專政，對國民黨時加批評。國民黨採高壓政策，因共產黨罪名而遭迫害者不少。”對於郭廷以揭示的這一點，儘管在事實上要更加複雜，但是塞繆爾·亨廷頓的這一看法值得參考：“許多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在獨立之後，政治領導人會把他們的忠誠從民族主義政黨轉移到政府機關。實際上這表明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又讓殖民統治時代的那一套規範借屍還魂，他們本人在政治上從群眾領袖變為行政大員。”“許多人與黨的認同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現象，其內心向往的乃是政府的官位。”巴林頓·摩爾亦指出：“蔣介石的反動民族主義基礎既單薄又脆弱，只有當中國按照共產黨的藍圖開始改造自身的制度時，那種強有力的使命感才湧現了出來。”
根據以上內容，討論郭廷以對於帝國主義與中共的態度則不可避免。儘管在這兩個問題上，郭廷以是十分克制的，特別是對於後者，但是在《近代中國史綱》中，也不免有一些蛛絲馬跡顯露出來。郭廷以於《近代中國史綱》的卷首指出：“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不曾使其大變？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以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藩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皇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郭廷以將這一段話置於全書的開頭，自有其道理。一旦發現自己事事不如人，包括曾經賴以為傲的精神文明，郭廷以這一代人不惟需要在物質方面努力，更需要在思想學術方面奮起直追，進而確立中國的主體性。即如盧卡奇所說：“每一種國家和法律制度，尤其是資本主義制度，都是建立在它的存在和它的章程的正確性只是被當作沒有問題的東西接受這一點上。”“意識形態在這一場合不僅僅是社會的經濟結構的結果，而且是它平穩運轉的前提條件。”
痛恨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者
郭廷以那一代人的民族情感，多少是今天所難以想象的。1965年4月29日日本裕仁天皇誕辰，日本駐臺北大使館舉行酒會，並邀請郭廷以前往，郭廷以則在日記中記下“中心不免梗梗”。這一感受在愛好和平的今天看來，可能有些帖括，但是對於當年直接親歷過日軍侵華的那一代人說，我們今天至少應當尊重他們心中自然萌發出來的民族情感。同時，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們會進而盲目排外，他們實則是在積極對外進行學術交流的同時，堅持自身的主體性。蔣廷黻即曾對郭廷以說“美國學人研究中國歷史，雖不無獨到之處，然不能深入。”“美國人士之其有聰明才力者，均肯致力於工商發財之途，肯從事學術教育者，大都為平庸之輩。”“費正清等實為三、四流人物，而偏見尤深，不可與之開誠相處。”“吾人如努力以赴，成就決非外人所能比。”這些說法儘管未必客觀公允，也並不意味著我們今天可以因此輕視域外的中國研究，但是至少反映出蔣廷黻那一代人的堅持。
郭廷以接受採訪
郭廷以的看法，則更為理智而切實，在與美國的合作當中，他指出：“交換資料必須互惠平等合作，西方人士不可存有東方供給原料，西方製造成品觀念。”具體在《近代中國史綱》中，郭廷以對於帝國主義的態度則是言簡意賅，他指出：“各國對於中國日益高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缺乏正確認識，總以為是少數知識分子及國民黨與中共受蘇俄煽動所造成的一時現象，不難鎮壓。”有意思的是，郭廷以所指出的西方各國對於近代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誤解，在今天，仍然在國內外頗為流行。儘管中國革命的發生，即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說：“在每一個重要時刻——1919年、1925年、1937年、1948年——外國干涉都給革命力量以新的推動，並使他們得以擴大對群眾的吸引力。”同時，相較後來的歷史書寫中，義和團往往以全然負面的形象出現，《近代中國史綱》中則指出：“仇外當然不可，媚外尤為可痛，對於國家民族的傷害，更甚於有形的賠款、駐軍。”“義和團的行為雖然愚昧，動機則不可一概抹煞。”這一論斷可稱持平之論。
總而言之，無論怎麼說，對帝國主義有著清晰認識，並不意味著郭廷以會無視中國自身的問題，如前所述，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的開頭即已指出中國的弊病早在1840年以前即已暴露無遺。關於反帝國主義運動，在具體的問題上，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中更不會立場先行而偏信一方之說法。如在“沙基慘案”一節，郭廷以即指出“據云示威大隊中有蘇俄顧問，命陸軍學生開槍。”此外，在《近代中國史綱》中，對於戰後日本史學界內右翼的抬頭，郭廷以亦有所警惕：“近年日人的撰述，說是先開槍的為共產分子，不惟無任何證據，實亦無關宏旨。試問‘九一八’拆毀柳條溝鐵路又系何人所為？”對這個問題，郭廷以的回應不僅算很早的了，同時亦十分到位。
“篳路藍縷”的中共黨史研究
郭廷以隨著國民黨政權遷往臺灣，故而他對於中共的態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在他的認知範圍內客觀認知中共，尤其是與國民黨政權治下的其他人相比。在大陸時，有人說“剿共”應該採取曾國藩剿捻的辦法，因為“共軍有點像捻匪，到處流竄”，郭廷以則指出：“共產黨的作風不一樣，他們經歷許多挫折，還不斷擴大”。遷臺之初，國民黨政權逼令學生參加所謂的“反共抗俄運動”，郭廷以即指此舉系“愚弄青年”。郭廷以並曾對臺灣時任“行政院長”、“副總統”陳誠說：“對中共報導……應面對現實，不可自愚自蔽，勿專宣揚敵人之短，亦須承認其長。”相較國民黨內部有的人內心認為“共產黨之邪僅較義和團略科學而已”，兩者之高下不難判斷。在《近代中國史綱》中，郭廷以自然不會對中共作價值判斷，但是相關觀察，於今天看來，仍是相當有洞見的。
關於中共在國共十年內戰期間從基本沒有自己的武裝到一度形成了燎原之勢，郭廷以引用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的“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出發，指出朱毛紅軍系“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進而總結出這一階段中共的成功之道，除了土地政策外，“如果不是內戰，政府軍又能協同一致，紅軍恐不能長期立足，更說不上發展。紅軍如不能存在，中共的前途必加倍困難。”
對於西安事變之後的中共對國民黨的讓步，郭廷以則引用張國燾回憶錄中的“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卻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其實口頭和書面雖搞得煞有介事，實行起來只是潦草敷衍。毛認為蔣和國民黨硬要做‘阿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好了。而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繼而指出中共系“忍耐承認，不計其名，而取其實，以待時機”。郭廷以在這兩處的引用與判斷，簡明扼要地道出了中共發展的高度靈活、現實主義以及注重把握機遇，這兩處推論準確並且高明。
在國共角逐的國民黨一端，郭廷以的判斷也很準確，有關國民黨軍隊“圍剿”紅軍所採取的堡壘政策，《近代中國史綱》中指出：“實際就嘉慶年間官軍對白蓮教、同治年間曾國藩對捻亂的措施略加變通，不必是出於德國顧問的建議。”同時，對於國共兩黨的共同點，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中亦有所把握。就張國燾的叛逃，郭廷以意味深長地評價道：“頗似汪兆銘的自重慶出走”。就筆者目力所及，除了郭廷以之外，似乎沒有人正式將這兩件同一年中發生的事聯繫到一起，儘管這兩個人都一度在事實上各自作為兩黨的二號人物，並在部分時候目為一號人物也未嘗不可。歷史的偶然中也許孕育著必然，看似弔詭實則有其來自，即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說：“處於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於其政黨的力量”。抗戰軍興，對於攜手抗戰的國共兩黨來說，在各自政黨內部樹立中心權威十分重要，兩黨的二號人物的相繼出走多少是兩黨、兩個政權各自加強控制的一個縮影。
郭廷以（右二）與友人合影
郭廷以寫作《近代中國史綱》，用“篳路藍縷”一詞形容並不為過。一方面，原始史料極度匱乏，譬如說當時臺灣的《申報》並不完整，與現在《申報》可以全文檢索都已經過去了多年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而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庋藏史料之豐富，足見郭廷以那一代人的努力。另一方面，相比其他人此前寫作的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史綱》的時間下限延長了許多，對應的研究則十分不夠，蔣廷黻即批評道：“中國國民黨黨史方面之研究太差，《革命文獻》實欠高明。”但是，郭廷以卻克服了這些困境。郭廷以在閱讀臺灣方面官修的《“剿匪”戰史》時，指出“其中關於江西三次、四次、五次‘圍剿’之役較詳，紅四（方面）軍徐向前與川軍之戰，幾全部從略。”誠如郭廷以所說，《“剿匪”戰史》中僅僅是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的作戰作為國軍在四川“追剿”紅一方面軍的背景進行敘述。儘管從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到其渡過嘉陵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為時長達兩年半，十二卷本的《“剿匪”戰史》中卻僅言“第四軍團徐向前股，自陝南竄至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區，數月以來，利用該地區地形複雜，山林隱蔽，已嘯集七萬餘眾，雖經陝川兩省國軍‘圍剿’，然此‘剿’彼竄，未獲聚殲效果”。
徐向前回憶道：“假定那時四川軍閥和蔣介石之間沒有矛盾，同意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入川‘剿共’，那麼，蔣軍自北而南，川軍由南而北，兩邊一壓，我軍腹背受敵，首尾難顧，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腳，更是不可能的。”這一段歷史既不是中央軍唱主角，更暴露出了當時中國實質上分裂的實態，《“剿匪”戰史》對於這段歷史語焉不詳便不足為怪。但是，史料的匱乏與官方的禁忌卻無礙於郭廷以還原這段歷史，在《近代中國史綱》中，關於這段歷史的敘述則詳實多了：“紅軍進向四川。四川軍閥之戰方酣，川北為田頌堯的防地，惟恐國軍以‘剿匪’為名，奪佔他的地盤，拒絕國軍入境。12月，紅軍過大巴山入川北，師行五千裡，所餘不足一萬人。翌年1月，佔領通江，這是第一支紅軍的長征。紅軍入川后，宣佈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聲明無敵視川軍之意，希望劃分防地。田頌堯對紅軍心存輕視，進攻挫敗。1933年3月至6月，紅軍盡有嘉陵江以東之地，兵力增至三萬人。8月，張國燾成立川、陝蘇維埃政府及西北革命委員會。南京派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大舉進兵，迄未得手。1934年8月，紅軍增至五萬人，據有十餘縣。12月，北入陝南，謀打通川陝，未遂，再返川北。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直趨成都西北。6月，與自江西前來的紅一方面軍會合於岷江以西。”這一段歷史絕非郭廷以所長，哪怕有蔣廷黻“近代中國地方史亦極值得重視”的指示在前，終歸反映了郭廷以治史的嚴謹。
在全球化與民族主義之間
最後，回到本文開頭提及的那次演講，馬克斯·韋伯說在東部的波蘭小自耕農“不是忍受著物資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於東部的，而正是憑著對物資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於東部的。”《近代中國史綱》中論及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時，評價道：“十餘年來，山西無烽火之警，有模範省之稱，可徵人民之易於滿足。”足見郭廷以認識到，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政局安定十分重要，至於當時的中國人，則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輕視的波蘭小自耕農一樣，生活要求很低，安穩即可，可惜這卻一度塑造了“黃禍”這一形象。儘管世殊事異，評價尺度不同，這兩個問題在今天仍然重要。
馬克斯·韋伯繼而說道：“‘民族主義’的評價標準會與經濟政策的‘民族利己主義’一起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嗎？……既然家庭現在已失去了作為一個生產共同體的原始功能而被納入了民族經濟共同體之中，人是否就不應該再為自己及妻小的經濟利益而鬥爭？……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鬥爭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並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衛自己的文化而鬥爭變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鬥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衝突，並使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而反對民族的未來。”儘管共享著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但是如前所述，郭廷以那一代人的具體抉擇自然不會與馬克斯·韋伯相一致。此一時，彼一時，馬克斯·韋伯當日所見的現實，而今似乎又在重複上演，今天的我們又應該如何去做呢？閱讀《近代中國史綱》，回顧一百年前中國人的實踐，或許能給我們今日的行動以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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