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我在文匯報的副刊“浮世繪”上發表了一篇《餞梅蘭芳》。這是我自己喜歡的一篇文章，曾先後收入《舊戲新談》、《黃裳論劇雜文》和《過去的足跡》。文章發表以後，開明書店葉聖陶先生等主編的《國文月刊》曾選入當代文選。我自己喜歡它因為寫的時候帶著濃摯的感情，雖然不免有些感傷的情調，但確是由衷之言。目的是想勸他擺脫南京方面的糾纏，潔身事外。這隻要是不帶偏見的讀者，都能一望而知的。原文中有幾句是：
我又想起淪陷八年，梅在上海留須隱居的故事．這正可以媲美南唐的樂官，“一曲伊州淚萬行”，有多少說不出的辛酸。時至今日，梅恐怕又將有留須的必要了，為了那些外來的“殷勤”。
梅蘭芳便裝照
這是皮裡陽秋麼，是一個謎麼？都不是的。這是一個深愛藝術家的年青觀眾的拳拳之心。在那種時勢，話說到這個份上，也已經達到最大的限度了。
想不到四十七年以後，對這一篇小文章竟有了嶄新的評價。柯靈先生在《想起梅蘭芳》一文（《讀書》1994年第6期）中指出，這是一篇充滿惡意的“請梅下臺”的文章。真的是看不懂我那簡單的白話文麼？也未必然。就在柯文的結末，增寫了兩節“附記”，它不但沒有能證明我“事後補述的寫作動機並不合乎事實”，恰恰點出了我寫此文的作意，正在於此。只是我當時不願直白說出的話，在四十七年以後竟再度公之於世了。這倒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的。“附記”的第一節說：
本文曾請一位熟悉情況的同志過目，承來信提示，1946年5月，傅作義軍隊攻佔解放區政治軍事中心張家口的下午，蔣介石即宣佈召開“國民大會”，並安排了一場京劇晚會以示慶祝。我記得參加演出的名伶有梅蘭芳、程硯秋、譚富英、葉盛蘭、林樹森……梅演大軸《御碑亭》。散戲後，我和浦熙修跑到後臺看梅先生卸裝。
這就是我所說使人難忘的“外來的殷勤”，而且更將是促不及料隨時可來的“殷勤”。那是什麼時候，內戰如火如荼，國共談判破裂，“國民大會”召開。全國人民和進步知識界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是否參加“國大”，就成為進步和反動政黨分明的分界線，在這當口，參加國民黨政府的內戰“祝捷”演出，是怎樣的一種政治姿態，是明若觀火的。京劇藝術家不必捲入“政黨鬥爭”，但政治卻不肯輕輕放過藝術家。這是歷史，不是誰要“強使”的問題。梅也用不著把“帶有嚴重政治性質的思想活動”透露給像我這樣“素無交往的人”，這原是大吹大擂見之於報章的。要加以抨擊，在《舊戲新談》的專欄裡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然而沒有，我只是寫了那篇《餞梅蘭芳》。說我“左得可愛”也不要緊，但至今我還弄不懂“內戰和外戰性質不同”的奇妙邏輯。這種邏輯在1947年的中國行得通麼？當時像我這樣對梅懷有惋惜心情的，怕不只一二人而已。
梅蘭芳之《御碑亭》
柯靈當時是文匯報的總編輯，為什麼竟將組織梅傳的重要任務交給我這個犯有開罪梅氏“前科罪案”的人呢？這也是個很難弄懂的謎。奉命組稿，的確花了很多精力，這並不是一部容易到手的稿子，其中周折也絕非柯文所說的那麼簡單。梅先生在《舞臺生活四十年》出版前記中有所說明，事實大致如此。對梅的演出，我也並非對每出戏都同樣地欣賞愛好，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寫過不少評梅戲的文章，大抵喜歡的多說一些，不大喜歡的少說一些。但從未放過“冷槍”。對他早年的反串戲，我也並不認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餞梅蘭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點，如笑場、未曾完全恢復盛年原樣的嗓音、身段等。我覺得這是劇評作者的權利也是義務。齊如山給梅寫了許多信專挑梅劇的缺點，後來他們終於成為知交。固然這是梅的從善如流，虛心求教，也正是交道的正軌。我的敢於講大師的缺失，在有些人看來，怕是不可忍受的。怎麼提了一下梅與孟小冬的故事就是“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儀器，大概也檢驗不出絲毫的善意來”呢？梅孟的關係真的是“與梅毫無關聯的題目”麼？
柯文寫得迷離惝恍，頗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妙。文章開頭就推出了《餞梅蘭芳》，卻不指明作者；說到《舞臺生活四十年》的出版，又引出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當事人又化為“有人”了。《舞臺生活四十年》最早確是我介紹給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當時出版社初辦，稿源不足，我和藩際垌都是特約編輯，幫忙組稿。不支薪水，與出版社商定，於所編《新時代文叢》每本提出定價1-2%作為編輯費，這辦法一直沿續了一個時期。這就是我們所做的“超人的勇敢”“不可思議”的事。不過必須說明，《舞臺生活四十年》我並沒有得到任何編輯費，而是由許源來與出版社直接處理的。倒是後來有一次（也僅是一次），在此書轉歸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時，許源來說是梅先生的意思，在版稅中提出幾百元算作我的勞動所得，我感謝梅念舊的好意，欣然接受了。覺得自己為此書花費了不少心力，取得這點報酬是心安理得的。
梅蘭芳之《宇宙鋒》
解放以後因工作關係，我與梅的接觸多了，他一直未向我提起過《餞梅蘭芳》。這也說明他對此文的態度。他的寬闊胸懷，霽月光風的襟抱著實使我欽敬。彼此的關係也不只是採訪一番、吃飯幾次。不過我從未在文字中記述，我寫下的只是舞臺上的事情。在《舞臺生活四十年》開始發表的前一天，我在文匯報上寫了一篇《應該有這樣一部傳記》，說明了我對這一連載的設想與希望。但因種種原因，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要求。今年是梅先生百歲誕辰，誼當撰文紀念，天熱如火，心事蕪雜，只能借這篇短短的雜文，少抒思念之情。不禁感慨無端，擲筆憮然。
1994年7月6日
（《妝臺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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